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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的修订本2013年10月正式出版发行，笔者参与了部分修订工作，在修订本面世之际，追本溯源，钩稽史料，探求此书点校的历史，良有感慨。
点校本《史记》的修订工作由赵生群师主持，修订组一共八人，前后用时八年。原点校本由顾颉刚（1893-1980）先生领衔点校，贺次君先生协助，后来宋云彬（1897-1979）先生又依样重标，最后经聂崇岐（1903-1962）先生覆校排印。原点校本是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金陵本由张文虎（1808-1885）、唐仁寿（1829-1876）二人校刊，号称“择善而从，不主一本”，但其主要的校刊依据是周学濬（1810-？）过录的钱泰吉（1791-1863）校本。钱泰吉是浙江嘉兴人，清道光初官海宁州学训导，自中年好校古书，“一字之舛，旁求众证”（曾国藩《钱君墓表》），于《史记》一书“尝汇校各本，历三十余年，点画小殊，必详记之”（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跋》）。可以说，修订版点校本《史记》是四代学人心血的结晶，虽异时异地，于《史记》校勘，却又多有同气相求之感。
同治六年（1867）九月廿八日张文虎校毕《十二诸侯年表》，感慨云：“古书本难校，而莫难于《史记》。搜罗旧本，博取群书，采诸家辨论，而平心折中之，勿持意见，勿惑妄言，集数贤之精力，积十年之功，博访通人，就正有道，然后勒为一编，或于史公可告无罪。然而欲彻底通晓，毫无疑滞，亦不能也。”（《张文虎日记》）
“搜罗旧本，博取群书，采诸家辨论，而平心折中之”，这正是整理《史记》的不二法门。然而《史记》古本众多，仅传世者就有《史记集解》本、《索隐》单刻本、《索隐》《正义》二家注合刻本、《集解》《索隐》《正义》三家注合刻本之别，源流不同，关系复杂。因此搜罗旧本、排比流传关系是《史记》校勘的第一难处。
钱泰吉虽也富于藏书，但所校《史记》众本，多假自他人。如刘燕庭所集百衲本《史记》，虽是两宋残本，却弥足珍贵，钱泰吉“乃借校一过，自六月十日至十月廿九日毕。己酉新正方伯奉召入都，若迟数月则不能毕功矣，亦天假之缘也。”（《校史记杂识》）钱氏嗜于校史，既得天赐之缘，也有人情之便。“道光二十年七月朔至八月三日，依文澜阁本校《正义》一过。时海盐陈琴斋其泰司阁事，为请于盐运使，领阁书至海昌逾月。例所不许也，琴斋徇余意求得之。”（《校史记杂识》）正是钱泰吉三十余年孜孜不倦地广求众本，详记异同，方才成就金陵书局本的精审，中华书局点校《史记》以金陵本为底本，与此不无关系。
上世纪50年代，顾颉刚先生发愿点校《史记》，请贺次君往北京图书馆校《史记》，贺先生遍校北图众本及所见日本藏古抄本，得六十余种，成《史记书录》一书，这是第一部较为系统的《史记》版本研究著作。可惜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因种种原因没有全面吸收这一校勘成果。此次修订点校本，选取了十个版本作为通校本和参校本，有些是钱泰吉、张文虎已校过的；也有他们未曾得见的，如现藏台湾的北宋景祐监本，号称“世间乙部第一善本”，又如现藏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的南宋黄善夫本，是现存最早最全的三家注本。这些善本远在千里之外，却以复制品形式齐聚案头，这都拜时代进步所赐。
时代所赐远不止于此，承平安定的环境是古籍整理的重要条件。钱泰吉生当清末，正是国家板荡，内忧外患之际。道光廿一年（辛丑1841）秋，恰值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军北犯浙江。钱泰吉于“辛丑壬寅冬春之交假拜经楼所藏元中统本，欲校未暇，旋以海警，惧失其本，遂还吴氏。癸卯秋日重借至学舍，自重九后十日校列传，至甲辰重五后五日毕。”（《校史记杂识》）钱泰吉的《史记》校本始终没有机会出版，及至咸丰末年，太平军纵横浙江，钱泰吉不得不避乱逃亡，辗转兵间，最后由江西到达安庆，投靠在曾国藩幕中的次子钱应溥，最终于同治二年（1863）十一月客死异乡，“将没，犹以先世文字之责未得及身整理为恨”（曾国藩《钱君墓表》）。所幸其书未佚，等到“同光中兴”，国家稍安，钱泰吉校勘《史记》三十年的成果才由张文虎和钱的学生唐仁寿整理吸收，成就了金陵书局本《史记》。
点校本《史记》的出版同样受时代的影响。解放以后政局稍定，各出版社及学者乃有大规模整理古籍的计划。据《顾颉刚日记》，1954年他即有意以黄善夫本为主校正《史记》，此年9月与中华书局谈标点《史记》三家注。1956年1月起在贺次君帮助下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标点，交给古籍出版社（后并入中华书局）。1958年，毛泽东指示整理“前四史”，“中华书局因即以贺标顾校之本充数”（聂崇岐《史记点校本题识》）。此年的“大跃进”运动也影响到《史记》的点校。“整风后各机关大进，中华书局一定要在今年年内将《史记》出版。我如不赶完，即将破坏他们的计划。我除此事外还有民进的事，有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事，有一所的事，真正把我压死了！”（《顾颉刚日记》1958年8月6日）。因为进度的原因，中华书局报请中央统战部从浙江调宋云彬入京协助标点，9月宋到书局后另寻一金陵本就顾校本随录随改。当年各行业流行“献礼”之风，点校本《史记》原拟向1959年元旦献礼，后来实在赶不及，便改向国庆十周年献礼。1958年10月，举国大炼钢铁之时，忙于《史记》点校工作的宋云彬也不得不形式主义地应付，“下午第八组全体成员继续劈木柴，余以标点《史记》工作紧张，未参加，仅于下班前半小时参加十数分钟而已。”（《红尘冷眼》1958年10月24日）。点校本最终在1959年9月出版，如愿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但仓促之间没有广校众本，原拟将张文虎校刊金陵本的《札记》作为校勘记附上，也没有实现，成为点校本二十四史中唯一没有校勘记的一部，令人遗憾。
校书是件费神耗力的苦差事，这一苦事却又往往与积产治生相背，只得于箪食瓢饮中甘守。钱泰吉《校史记杂识》中的一段今日读来不无辛酸：“辛丑十月廿九日校《天官书》至第三叶。三十日至十一月初八九，北风怒号，寒甚，大雪五日，至盈丈，目所未睹也。与儿辈摩挲城阙所得古砖，作诗为消寒之课。初九日长至，始有晴光，呵冻仍以柯本校，至十三日毕一卷。十九日闻世母金恭人有疾，至家候安。二十日传闻余姚有警，即归海昌。十余日来严寒不能握笔。雪后屋漏，藏书多沾湿，此册亦湿。十二月初九日雨窗又以柯本校《河渠书》，辍业几两旬矣。”张文虎在金陵书局获悉挚友去世后的次日，心生悲凉：“衰年远客，为贫所使，往返千里，音问都难。使故乡有五十千文馆，决计归峪，亦不恋此非幕非官之一席矣。”（《张文虎日记》同治六年十一月一日）即便身份地位如顾颉刚先生，也不能不为生计操心。检其日记，多有“校书但为稻粱谋”之感。如1955年6月13日：“《史记》工作必当续为，以维生计。”同年8月30日：“今日收到新华地图社借支版税三百元，九月份生活无虑矣。十月中能取到《史记》稿费，亦不愁矣。”1956年4月30日：“若古籍出版社将来仍只给三元一千字，真不知轻重矣。”同年5月3日：“到古籍出版社，晤丁晓先。晤王乃夫，谈预支稿费事。与王乃夫谈，谓我作《史记》工作，为科学院照顾我生活，与出版管理局接洽而来。如不能预支，我只得暂停工作。彼乃首肯，眼前难关可以度过矣。”点校本《史记》的修订工作有专项基金保障，使我辈无稻粱之忧，此又幸于前人矣。
点校本《史记》的修订工作由赵生群师主持，修订组一共八人，前后用时八年。原点校本由顾颉刚（1893-1980）先生领衔点校，贺次君先生协助，后来宋云彬（1897-1979）先生又依样重标，最后经聂崇岐（1903-1962）先生覆校排印。原点校本是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金陵本由张文虎（1808-1885）、唐仁寿（1829-1876）二人校刊，号称“择善而从，不主一本”，但其主要的校刊依据是周学濬（1810-？）过录的钱泰吉（1791-1863）校本。钱泰吉是浙江嘉兴人，清道光初官海宁州学训导，自中年好校古书，“一字之舛，旁求众证”（曾国藩《钱君墓表》），于《史记》一书“尝汇校各本，历三十余年，点画小殊，必详记之”（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跋》）。可以说，修订版点校本《史记》是四代学人心血的结晶，虽异时异地，于《史记》校勘，却又多有同气相求之感。
同治六年（1867）九月廿八日张文虎校毕《十二诸侯年表》，感慨云：“古书本难校，而莫难于《史记》。搜罗旧本，博取群书，采诸家辨论，而平心折中之，勿持意见，勿惑妄言，集数贤之精力，积十年之功，博访通人，就正有道，然后勒为一编，或于史公可告无罪。然而欲彻底通晓，毫无疑滞，亦不能也。”（《张文虎日记》）
“搜罗旧本，博取群书，采诸家辨论，而平心折中之”，这正是整理《史记》的不二法门。然而《史记》古本众多，仅传世者就有《史记集解》本、《索隐》单刻本、《索隐》《正义》二家注合刻本、《集解》《索隐》《正义》三家注合刻本之别，源流不同，关系复杂。因此搜罗旧本、排比流传关系是《史记》校勘的第一难处。
钱泰吉虽也富于藏书，但所校《史记》众本，多假自他人。如刘燕庭所集百衲本《史记》，虽是两宋残本，却弥足珍贵，钱泰吉“乃借校一过，自六月十日至十月廿九日毕。己酉新正方伯奉召入都，若迟数月则不能毕功矣，亦天假之缘也。”（《校史记杂识》）钱氏嗜于校史，既得天赐之缘，也有人情之便。“道光二十年七月朔至八月三日，依文澜阁本校《正义》一过。时海盐陈琴斋其泰司阁事，为请于盐运使，领阁书至海昌逾月。例所不许也，琴斋徇余意求得之。”（《校史记杂识》）正是钱泰吉三十余年孜孜不倦地广求众本，详记异同，方才成就金陵书局本的精审，中华书局点校《史记》以金陵本为底本，与此不无关系。
上世纪50年代，顾颉刚先生发愿点校《史记》，请贺次君往北京图书馆校《史记》，贺先生遍校北图众本及所见日本藏古抄本，得六十余种，成《史记书录》一书，这是第一部较为系统的《史记》版本研究著作。可惜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因种种原因没有全面吸收这一校勘成果。此次修订点校本，选取了十个版本作为通校本和参校本，有些是钱泰吉、张文虎已校过的；也有他们未曾得见的，如现藏台湾的北宋景祐监本，号称“世间乙部第一善本”，又如现藏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的南宋黄善夫本，是现存最早最全的三家注本。这些善本远在千里之外，却以复制品形式齐聚案头，这都拜时代进步所赐。
时代所赐远不止于此，承平安定的环境是古籍整理的重要条件。钱泰吉生当清末，正是国家板荡，内忧外患之际。道光廿一年（辛丑1841）秋，恰值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军北犯浙江。钱泰吉于“辛丑壬寅冬春之交假拜经楼所藏元中统本，欲校未暇，旋以海警，惧失其本，遂还吴氏。癸卯秋日重借至学舍，自重九后十日校列传，至甲辰重五后五日毕。”（《校史记杂识》）钱泰吉的《史记》校本始终没有机会出版，及至咸丰末年，太平军纵横浙江，钱泰吉不得不避乱逃亡，辗转兵间，最后由江西到达安庆，投靠在曾国藩幕中的次子钱应溥，最终于同治二年（1863）十一月客死异乡，“将没，犹以先世文字之责未得及身整理为恨”（曾国藩《钱君墓表》）。所幸其书未佚，等到“同光中兴”，国家稍安，钱泰吉校勘《史记》三十年的成果才由张文虎和钱的学生唐仁寿整理吸收，成就了金陵书局本《史记》。
点校本《史记》的出版同样受时代的影响。解放以后政局稍定，各出版社及学者乃有大规模整理古籍的计划。据《顾颉刚日记》，1954年他即有意以黄善夫本为主校正《史记》，此年9月与中华书局谈标点《史记》三家注。1956年1月起在贺次君帮助下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标点，交给古籍出版社（后并入中华书局）。1958年，毛泽东指示整理“前四史”，“中华书局因即以贺标顾校之本充数”（聂崇岐《史记点校本题识》）。此年的“大跃进”运动也影响到《史记》的点校。“整风后各机关大进，中华书局一定要在今年年内将《史记》出版。我如不赶完，即将破坏他们的计划。我除此事外还有民进的事，有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事，有一所的事，真正把我压死了！”（《顾颉刚日记》1958年8月6日）。因为进度的原因，中华书局报请中央统战部从浙江调宋云彬入京协助标点，9月宋到书局后另寻一金陵本就顾校本随录随改。当年各行业流行“献礼”之风，点校本《史记》原拟向1959年元旦献礼，后来实在赶不及，便改向国庆十周年献礼。1958年10月，举国大炼钢铁之时，忙于《史记》点校工作的宋云彬也不得不形式主义地应付，“下午第八组全体成员继续劈木柴，余以标点《史记》工作紧张，未参加，仅于下班前半小时参加十数分钟而已。”（《红尘冷眼》1958年10月24日）。点校本最终在1959年9月出版，如愿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但仓促之间没有广校众本，原拟将张文虎校刊金陵本的《札记》作为校勘记附上，也没有实现，成为点校本二十四史中唯一没有校勘记的一部，令人遗憾。
校书是件费神耗力的苦差事，这一苦事却又往往与积产治生相背，只得于箪食瓢饮中甘守。钱泰吉《校史记杂识》中的一段今日读来不无辛酸：“辛丑十月廿九日校《天官书》至第三叶。三十日至十一月初八九，北风怒号，寒甚，大雪五日，至盈丈，目所未睹也。与儿辈摩挲城阙所得古砖，作诗为消寒之课。初九日长至，始有晴光，呵冻仍以柯本校，至十三日毕一卷。十九日闻世母金恭人有疾，至家候安。二十日传闻余姚有警，即归海昌。十余日来严寒不能握笔。雪后屋漏，藏书多沾湿，此册亦湿。十二月初九日雨窗又以柯本校《河渠书》，辍业几两旬矣。”张文虎在金陵书局获悉挚友去世后的次日，心生悲凉：“衰年远客，为贫所使，往返千里，音问都难。使故乡有五十千文馆，决计归峪，亦不恋此非幕非官之一席矣。”（《张文虎日记》同治六年十一月一日）即便身份地位如顾颉刚先生，也不能不为生计操心。检其日记，多有“校书但为稻粱谋”之感。如1955年6月13日：“《史记》工作必当续为，以维生计。”同年8月30日：“今日收到新华地图社借支版税三百元，九月份生活无虑矣。十月中能取到《史记》稿费，亦不愁矣。”1956年4月30日：“若古籍出版社将来仍只给三元一千字，真不知轻重矣。”同年5月3日：“到古籍出版社，晤丁晓先。晤王乃夫，谈预支稿费事。与王乃夫谈，谓我作《史记》工作，为科学院照顾我生活，与出版管理局接洽而来。如不能预支，我只得暂停工作。彼乃首肯，眼前难关可以度过矣。”点校本《史记》的修订工作有专项基金保障，使我辈无稻粱之忧，此又幸于前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