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区册序》为唐代著名文人韩愈谪居岭南阳山期间所写的一篇赠别序文。文章言简意赅，虽不满300字，但对我们了解唐代岭南的社会形势和北方士人心目中的岭南意象具有重要的帮助。

赠别序文的写作背景

　　序文写于韩愈从监察御史被贬，担任连州阳山县令期间。唐德宗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韩愈时任监察御史。根据唐代官僚机构的设置，监察御史为国家最高监察机构御史台内五类流内官中的最低级官员，编制十人，品级为正八品上，掌握着纠察、弹劾从中央诸司到地方州县所有官员不法之事的重要的权力，可谓位甚卑而权极重。更为重要的是，唐代后期建立了完善的选人守选制度，所有刚获得做官资格的新出身人以及任满解职的六品以下官员都需要守选若干年之后才能参加吏部冬集，获得新的官职。在唐德宗贞元末，六品以下的常参官无须守选，其人选由宰相简择后上奏皇帝批准，不由吏部注拟。韩愈出任的监察御史虽然品级低下，但是属于不需要守选的常参官。能够担任监察御史，意味着韩愈进入了唐人士人艳羡的精英生成路径——“宦途八俊”，仕途前景一片光明。
　　就在韩愈上任当年，恰逢长安及京畿周边遭遇大旱，自正月至五月未雨。旱灾之后又逢霜冻，农业歉收。早在七月，因关辅大饥，粮食短缺，唐德宗已下诏暂停当年冬天的吏部主持的官员选拔考试以及礼部负责的科举考試，以避免数以万计的举选人群在冬天涌入长安，加剧本已恶化的长安物资供应状况。举选为国家大事，如无意外每年均需举行。暂停选举可见当年关辅灾情之严重。但是在如此严重的天灾面前，时任京兆尹李实为征求租赋以进奉德宗，获得皇帝宠信，刻意隐瞒实情，谎称“今岁虽旱而禾苗甚美”。因此朝廷并未按照惯例下诏蠲免京兆百姓当年租赋。韩愈目睹长安饿殍遍地，百姓弃子逐妻甚至不得不拆屋伐木以换取财物缴纳租税的惨状，当年十一月三十日上书唐德宗，请求停征京兆府当年租税，以救百姓于倒悬之中。不料十日之后，非但建议未获得德宗批准，反而被贬为五岭之外的阳山县令。阳山为下县，其县令品级为从七品下。虽然阳山县令品级比监察御史高，但权力远不如监察御史；而且岭南在唐代向来是贬谪、流放罪臣的主要地区之一。因此，从常参官之一的监察御史贬为帝国边缘的阳山县令是韩愈仕途中的挫折。此外，韩愈心怀救世理想，为民请命却被贬出京师，这是韩愈理想上的挫折。仕途和理想的双重挫折，是韩愈写作这篇序文的重要背景。

北方士人的南方意象

　　序文作于贞元二十一年春，前半部分记录了九世纪初阳山的地理环境和人文风俗。开篇便直言不讳地指出阳山为“天下之穷处”。作为一个生于长安，长于北方，自幼饱读儒家经典，接受正统教育，三十余年从未到过南方的北方士人，韩愈在阳山体验到了自然、人文和心理上的巨大落差。在百余字中，韩愈描绘了一幅与北方迥然不同的南方意象。
　　首先是自然环境的恶劣。阳山地处岭南北部山区，地理位置偏远。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连州西北至京师3665里，而阳山西北至连州州治水路尚有174里。阳山在地处远僻之外，交通也极为不便。陆路需翻山越岭，丘陵之中不仅路途险峻，而且时常有虎豹出没，遇上便有性命之忧。水路江流湍急，怪石廉利，乘舟者常触礁沉溺，与陆路一样令人生畏。地理与交通如此，阳山几乎处于与外隔绝的境地，韩愈从前交往唱和的宾客从游之士自然断了联系。这也衬托出下文区册不畏艰险，自南海挐舟而来的珍贵与不易。
　　其次，在抵达阳山之后，更让韩愈难以忍受的是迥然不同的社会风俗和人文环境。一是人口稀少，官不充员。阳山虽有城郭，但并无多少居民居住，就连县丞、县尉这些基本的县级官员也没有。只是在江岸两边竹林、茅草之间，住着十余家为官府服务的小吏。当然，阳山县并非没有居民，只是辖区内民众并非如同华夏中心区百姓那样以精耕细作的务农为生，而是多居住在山洞、溪洞之中，以采集、狩猎为主，耕作为辅。二是语言不通，风俗迥异。唐代的官员铨选制度主要从四个层面对候选人加以考察：
　　一曰身，取其体貌丰伟。二曰言，取其词论辩正。三曰书，取其楷法遒美。四曰判，取其文理优长。
　　可以看出，其中既有文化素质的考核，又有形象外貌的要求。选人口试时语音是否标准，是其中重要的一项考核内容。铨选制度中词论辩正的要求实际上推动了标准语音在唐帝国统治范围内的普及和统一。然而，在阳山县，即使是为官府服役的胥吏，也不会正统的雅音，说的是韩愈无法听懂的“鸟言”。因此，多次经过吏部铨选考试的韩愈与胥吏无法用语言沟通，只能用文字交流。官方正常政务如收取租赋、约定期限也赖此开展。略有文化的胥吏尚无法通晓帝国通行的官话，阳山的整体教化水平自然非常有限，作为亲民之官的阳山县令，韩愈想要开展基本的政府工作无疑有着诸多障碍。当地居民的外貌和妆容也与北人大相径庭，被韩愈称为“夷面”。可以想象，遭受仕途与理想的双重挫折，无宾客朋友可与从游，基本工作难以展开，甚至无人可与言语的韩愈在阳山的心境应该是非常忧郁的。
　　在北方生活了35年之久、担任过四门学博士这个国家高等学府学官的文化大儒韩愈的笔下，阳山呈现出一幅险恶、荒凉、落后、未开化的蛮荒景象。这种北方士人笔下刻画的南方“蛮夷之地”的意象在唐代并非孤例。比韩愈远贬阳山稍早两年，中唐名相杜佑在贞元十七年（801）写成的《通典》中记载：
　　五岭之南，人杂夷獠，不知教义，以富为雄。……大抵南方遐阻，人强吏懦，豪富兼并，役属贫弱，俘掠不忌，古今是同。其性轻悍，易兴迷节。
　　杜佑曾于唐德宗兴元元年（784）至贞元三年（787）担任过广州刺史兼岭南节度使，对于岭南地区的自然环境和人文风俗有着切身的体验。杜佑笔下的整个岭南都是夷獠杂居，不读圣贤之书，崇尚富贵而不知教化，民风彪悍而难以管制，是完全与以长安为代表的文明开化的北方地区截然不同的化外之地。

韩愈心中的理想士子

　　对于仕途失意、理想受挫，待罪穷山僻壤，政务难以推进，又无人可与从游论道的韩愈来说，南海区册的出现无疑是巨大的慰藉。序文中对于区册从学的描写与前半部分对阳山的观感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区册显然是韩愈心目中大唐士子的理想模型。
　　首先，区册是诚心向学的模范后生。南海为广州刺史驻地，也是岭南节度使治所。广州历来是中外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港口。南海当然是岭南经济最为发达、文化最为繁盛之地。在唐代，朝廷多以旧德重臣镇抚岭南。区册仰慕韩愈大名，不畏路途艰险，自岭南先进之地南海挐舟北上，抵达阳山远僻之地，可谓心诚志坚。“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此时的韩愈自然是喜出望外。以韩愈为代表的北方士人对于岭南的观感也可以从韩愈对区册的欣赏中展现出来。
　　其次，区册是知书达礼的文化士子。一是区册“仪观甚伟”，这一描述与铨选过程中要求选人“体貌丰伟”相似，都是对于个人外表的评价标准。二是区册能讲雅言，可与韩愈顺畅交流，且“文义卓然”。这相对于“词论辩正”来说无疑是更积极的评价。仅从仪容和语言两方面而论，区册便与鸟言夷面的胥吏形成了一组强烈的对照。三是区册有志于学习“《诗》《书》仁义之说”，即儒家的传世经典和核心观念。在志于发扬儒学，排斥佛道的韩愈看来，区册无疑是走上正途的后辈学子。
　　最后，区册还是挂念双亲的孝顺之子。韩愈自贞元十九年十二月被贬阳山，抵达阳山大概是在贞元二十年二月。序文云区册来访之时，已待罪近半年，则大致是在同年八月。“岁之初吉”应当指的是贞元二十一年初春。以贞元二十年八月底至，次年正月初离开计算，区册从韩愈游学时间长约四个月。时间并不算短。两人既有讨论诗书礼乐治学之事，又有林间休憩、坐石垂钓之游，遗外声利，怡然相得。而区册最后不得不离开的原因在于久别双亲，又逢佳节，当归觐其亲，以尽人子之孝道。
　　综上所述，《送区册序》虽然语言精练，篇幅短小，但却蕴含了丰富的信息。处于人生低谷的韩愈，用寥寥数语，刻画了岭南地区作为“化外之地”的文学意象。同时通过阳山当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风俗反衬出区册这一笃信好学、知书达礼、孝敬双亲的后学形象。实际上，区册也是韩愈心目中理想士子的真实写照，这也是韩愈作序赠别的重要原因。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隋唐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