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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女人难，做上海女人更难，而做上海名女人，可谓难上加难。
“拜托你们千万不要称我为‘名媛’，‘名媛’是交际花，我不是交际花。”这是一次读书活动上，著名学者资中筠教授对一家来自上海的记者所说的话，别看一头白发的老太太平时慈眉善目，睿智平和，但此时却是义正词严，很是严肃，可见老人对这一用滥、用俗了的词汇，多么反感。而就在这几年，所谓的“最后的闺秀”“民国范儿”“海上名媛”等称谓，确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一时间，令人顿感乱花渐欲迷人眼。
其实，说起女性与城市的关系，自然会联想到巴黎女郎，西贡小姐，香港苏丝黄……当然，也包括上海女人。
有人说，上海女人是女人中一个界限最为模糊，行为最为扑朔的族群。的确，做女人难，做上海女人更难，而做上海名女人，可谓难上加难。尽管如此，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留下的傳奇与故事却又是如此多姿多彩，令人唏嘘，这其中的情韵，又岂是区区“名媛”二字就能概括得了的？
在上海名女人中，出名最早的恐怕就是元代的管道昇与黄道婆了。管道昇是华亭赵孟的夫人，算得是当时闺阁中的才女，能书善画，与夫君添香并肩，共研丹青，画得一笔好兰竹，清雅秀丽，传为佳品。或许由于古代能书画、懂诗文的女子并不多见，因此她与丈夫、儿子三人并称“赵氏一门风流”，两代人均为元代著名的画坛高手，又与丈夫一起，被誉为“管赵风流”，美名传至今日。相比之下，黄道婆并非才女，却有着“衣被天下”之德，她所种植的棉花与纺织的布匹，流传于江南一带，影响直至全国，因而在上海多处地区建有“先棉祠”，供奉的正是黄道婆。
直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消亡与新文化的崛起，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上升，特别是所谓的上海女人，更可谓风生水起，姿态万千。她们有的是少奶奶、名媛，有的是上海卡门、弹性女孩，有的则是文坛奇才，商业精英……她们优雅地穿行于旧租界的古老建筑之间，散发着亦古亦今，现代而不失古典韵味的都市女人香。她们既嗲又娇，媚中带傲，在吴侬软语中，在烟视浅笑间，书写着各自不同的人生传奇。
可以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满足了名女人的全部幻想，其间的繁华与孤寂、传统与现代交织成一张网，令她们身陷其中无法自拔，生与死都系在旧上海那张错综复杂、毫无章法的网上。乱世中，那些女人绰约的身影在交际风云中若隐若现，冷酷而激荡的大时代背景，反衬得她们的刹那芳华如同永恒。
她们曾经穿着摇曳多姿的旗袍，踩着倍显妖娆的高跟鞋穿梭于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滩上，她们或是影响了一代人的文人、影星、名角，或是某位黑帮老大的老婆、情人，或是政治首脑的知己、佳人，或是文坛泰斗的妻子、小妾…… 她们几乎都有着复杂的政治与文化背景。在各路势力纷繁复杂的博弈过程中，她们演绎着时代的变迁，她们成为那个时代中被公众议论的焦点人物，她们用属于她们的独有的方式绽放着自己。
政治的天空：宋氏三姐妹
如果中国近代史上不曾出现宋氏家族，历史的画卷会有什么不同？
在宋氏家族中，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被称为“宋氏三姐妹”，她们是20世纪中国最显耀的姐妹组合。宋庆龄成为国母，爱国爱民，万民景仰;宋美龄嫁给蒋介石，权势显赫，呼风唤雨;宋霭龄联姻孔祥熙，善于积财，富甲天下。她们对20世纪的中国拥有不可思议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也因而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三姐妹的父亲是宋嘉树，原籍文昌（今属海南），虽然不是上海人，但她们的母亲倪桂珍却出身上海，其祖先甚至可以追溯到明末大学士徐光启。与母亲一样，三姐妹都生在上海，长在上海，直至晚年，即使分居世界各地，但始终不曾改变的，就是一口道地、软糯的上海本地话与流畅的英文。本土出身，海派文化，美国教育，国际视野，成就了三姐妹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卓越地位与非凡成就。
电影《开罗宣言》中的宋氏三姐妹，下图为宋氏三姐妹旧照。
三姐妹不仅都出生在上海，也都在美国佐治亚州梅肯市威斯里安女子学院读书。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创立于1836年，原名为佐治亚女子学院。1843年改名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附属于联合卫理公会教堂。当初学院规模不大，仅有一幢主楼，学生自然不多。其学生来源一般都是南美富裕人家的小姐。校园内清静、舒适的环境，为来这里读书的女孩子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习条件和生活条件。
首先去的是宋霭龄，最初在学院里的“预科班”学习，是这里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开始的时候，人们都用一种好奇的目光看待她，用一种说不清楚的复杂心理对待她。由于在上海时就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宋霭龄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但最初她含蓄持重，落落寡合，不苟言笑。她的学习成绩异常突出，尤其是数学成绩，是所有同学都望尘莫及的。平时没事的时候，宋霭龄就会站在一旁，去欣赏和研究其他学生的美式服装。宋霭龄能从一个人的服装上推算出每个同学的父亲到底拥有多少财产。
慢慢地，同学们发现这个看上去很庄重、很严肃的中国姑娘，实际上待人非常坦率和友善，并且热情、开朗，很好接近，在音乐和表演方面也很有才华。于是，宋霭龄成了同学们喜欢谈论的“热点”人物。
尽管融入了当地社会与环境，但第一代华人身居海外，总会遇到一些问题。有一天，威斯里安学院的一位教授打量了她一下，说宋霭龄已经变成了一个“漂亮的美国公民”。宋霭龄听了非常生气，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反驳说：“我不是美国公民，而是一位中国公民，并且我为自己是中国公民而感到骄傲。” 1910年，宋霭龄毕业后回国。1912年任孙中山秘书。“二次革命”失败后与父亲宋嘉树去日本，仍任孙中山秘书。1914年9月与孔祥熙结婚。婚前介绍妹妹宋庆龄接替自己的秘书工作，孙中山表示同意。1915年随丈夫回故里省亲，帮助丈夫主持铭贤学校事务。1927年促成蒋宋联姻。1929年参加孙中山奉安大典。抗日战争时期，她与庆龄、美龄共同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支持中国工业合作社，参与组织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创办全国儿童福利会，担任香港伤兵之友协会会长。1973年10月19日宋霭龄在纽约病故。
1893年1月27日，宋庆龄诞生在上海。少年时代，她即负笈异域，在美国接受了“欧洲式的教育”，受到民主主义的洗礼。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专制统治，使她对祖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和富强满怀憧憬。然而，中华民国在摇篮中被扼杀，革命的大潮已经消退，宋庆龄学成归国改革和建设祖国的抱负无由施展。她径直到流亡的革命党人集中的东京，不久即担任了孙中山的助手，开始了她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
1915年10月25日，宋庆龄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决定与流亡中的孙中山结婚，以坚定的步伐毫不犹豫地跟随孙中山踏上捍卫共和制度的艰苦斗争历程。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他把“和平、奋斗、救中国”的嘱托交给了宋庆龄和他的同志。
1927年8月，宋庆龄出访苏联，以后旅居欧洲4年，考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大国，研读了马克思的著作，与流亡欧洲的许多中国革命者一起研究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土地和农民问题。
当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不断扩大时，宋庆龄迅速作出科学的判断和正确的决策，认为“国难当头，应该尽弃前嫌。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她为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搭桥铺路，起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宋庆龄长期承担了大量的国务活动。与此同时，她把许多精力投入妇女与儿童的文化、教育、卫生与福利事业中，直至1981年逝世。
1897年出生的宋美龄，是三姐妹中最小的妹妹，生前曾是中华民国前第一夫人，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作为蒋介石的第二任妻子，宋美齡在近代中国历史与对外关系（特别是对美国）上具有深远的影响力。
1920年，她与蒋介石初次见面，随即被蒋介石热烈追求。宋美龄要求蒋介石先行与所有妻子妾侍解除婚约才答应他的追求，结果二人于1927年12月1日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结婚仪式，此一结合曾被一语双关地称为“（蒋）中（正）（宋）美（龄）合作”。在西安事变中，宋美龄第一次显示出自己的政治才华与智慧，她与张学良、杨虎城谈判，使被软禁的蒋介石获释，随后对蒋之政治活动多有襄助，还曾负责当时中国空军之组建。
1942年蒋介石、宋美龄与史迪威将军在缅甸，她在对日抗战之际，赴美国募款，并成为第一个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的中国人，劝说美国将注意力从欧洲战场转移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为中国赢得了美国的同情，战时，她为国军缝制军服的照片成功地激起许多中国人民的爱国心。1943年宋美龄被美国《时代》杂志选为封面人物和年度风云人物。
退居台湾后，经历了丧夫丧子的宋美龄于1994年后长居纽约，2003年于纽约逝世，享年106岁，值得一提的是，她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参战国领袖及夫人中最长寿者。
三个姐妹，在19世纪末出生、成长于同一个开放的家庭，相互之间友爱甚笃，亲密无间。然而，在决定中国命运的政治大风暴中，她们却分道扬镳，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尽管如此，谁也不能否认，宋氏三姐妹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群极具光彩，影响深远的女性群体，她们的名字也与中国近代史联系在了一起。
文学的世界：张爱玲的倾城之恋
谁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在上海女性心中，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与文化修养，是成为一个名女人必不可少的条件。而纵观中国近现代文学史，女作家在上海的比例不可谓不高。从闻名遐迩的张爱玲，到文艺女青年苏青，乃至追随鲁迅先生的萧红……直至新中国成立后，从茹志鹃到王安忆母女，从王小鹰到程乃珊，各自立足点不同，呈现的文学风貌也各不相同，但都围绕着上海这座城市的人文精神，生活习俗与城市内涵，展开不同的观察、分析与表述。可以说，近一个多世纪来，几乎每十年就诞生几位具有代表性的女作家，风格独特，个性鲜明。
张爱玲
如果要推选一位女作家最能代表上海名女人，那无疑就是张爱玲了。尽管她原籍河北省唐山市，但却出生在上海公共租界西区一幢没落贵族府邸，一生中大半的时间在上海度过，几乎所有的代表作也都在上海写成，其主题与内容更是离不开上海这座城市。
张爱玲系出名门，祖父张佩纶是清末名臣，祖母李菊耦是朝廷重臣李鸿章的长女。父亲张志沂（字廷众）、母黄素琼（字逸梵）。尽管她的童年并不幸福，却得以从自己独特的视角中观察十里洋场男男女女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日常百态。
1931年，张爱玲入读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又随白俄罗斯人练习钢琴。1932年，母亲去往法国，张爱玲首次发表短篇小说《不幸的她》于圣玛利亚校刊。两年后，父亲再婚，后母为孙宝琦之女孙用蕃，并迁回麦根路别墅，后与后母因一点小事发生口角，被父亲责打，并拘禁半年。1938年年初，张爱玲趁夜逃到母亲家。同年张爱玲参加伦敦大学远东区入学考试，得第一名。
1939年，张爱玲与母亲、姑姑迁居静安寺路赫德路口爱丁堡公寓（今常德公寓）5楼51室。因战乱持伦敦大学成绩单入读香港大学文科，认识终生挚友炎樱。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爆发，香港沦陷，港大也因此停课。不久，张爱玲与炎樱返回上海，与姑姑居住在爱丁顿公寓6楼65室，开始了写作生涯，1943年，张爱玲认识了当时《紫罗兰》月刊的主编、作家周瘦鹃。5月，张爱玲在该刊物上发表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该篇文章使张爱玲在上海文坛一炮打响，崭露头角。6月，张爱玲发表续作《沉香屑·第二炉香》。7月，张爱玲认识了评论家柯灵。此后张爱玲在《杂志》《万象》《古今》等刊物发表《茉莉香片》《到底是上海人》《心经》《倾城之恋》等一系列小说、散文，也逐渐形成了自己在海派文坛的独特风貌与地位。 一次，李秋君见张大千在给四川的妻妾写家书，试探性地对张大千说，如果他能再收一个大小姐为妾，该是福分无边了。哪知张大千在愣怔了几秒钟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竟一声未吭。第二天，张大千来到了自己的画室，他第一次紧闭了画室静坐了一天。等李秋君端茶进来时，张大千竟“扑通”一声给她跪下，说道：“三妹，抛开男女情事不谈，我一生最近的红颜知己，除你之外再无一人。但是，我若纳你为妾，将使一代才女受辱，而我又情何以堪……”从此，李秋君把一生挚爱深深地埋在了心里。在张大千面前没有再提过谈婚论嫁之事，而是以妹妹自居。
李秋君的作品。 
李秋君的作品。
上世纪30年代初，李秋君跟随张大千来到了上海，在国立美术学校任教。李秋君一如既往地照顾张大千的起居，甚至亲手缝制张大千的衣服。据张大千生前回忆，这位三小姐“是沪上的才女，家学渊源，诗词书画皆能。且与我常谈画论书，而对我的照顾真是无微不至！”
张大千说的是实情。张的贪吃是出了名的，有次在李府他一餐就吃了15只大闸蟹，然后又上街猛吃两杯四球冰淇淋，结果到了晚上上吐下泻起来。深夜李秋君前来探视，见状忙请来医生急诊，医生一边为张大千治疗，一边安慰李秋君道：“太太，不要紧的，小毛病，您请放心！”此时张大千躺在床上不便解释，心想都是自己不好，让秋君吃了哑巴亏！当他病好后向李秋君道歉时，李秋君坦然一笑道：“医生误会了也难怪，不是太太，谁在床边侍候你？”
也许是张大千既慕其才，又感其恩的缘故吧，他赋予了李秋君代收门徒的特权，张大千自言：“向大风堂拜门的弟子，李秋君可以代我决定收不收。如我不在上海，秋君可以代表我接帖，受门生的叩头大礼。拜了她，就算数！”此时的李秋君俨然以“张师娘”自居。
有情人难成眷属，张、李二人虽不能同生，但愿死能同穴。1948年秋张大千最后一次来上海时，曾与李祖韩、秋君兄妹一起到静安公墓（今静安公园）看定了各自的寿穴，并相约互写墓碑，死后邻穴而葬。因张大千曾有过3位太太，故李秋君为他写了3种墓碑，并开玩笑道，不知哪位太太运气好，会与你同穴合葬;张大千也为李秋君写了：“女画家李秋君之墓”。
1948 年9月，李秋君与张大千同庆五秩寿诞，张大千带着自己的新婚夫人徐雯波，由重庆飞抵上海，又住在李家。这一天李府红烛高照，亲朋满座，众多亲友送来了不少贺礼，“大风堂”弟子们闻讯纷纷为两位老师置办寿礼，海上画坛便留下了“合庆百岁”的佳话。当日，卡德路上的大风堂喜气洋洋，客厅里一对盘龙凤红烛，一幅红底洒金笺寿字，堂上坐着一男一女两寿星，前来祝贺的既有李秋君兄弟李祖韩、祖莱、祖桐、祖模，也有同辈好友谢稚柳、唐云、方介堪、马公愚等。几十位弟子更是忙里跑外，各献殷勤。寿礼中常为人说道的是张大千挚友、著名篆刻家陈巨来刻的“百岁千秋”贺章。此中“千”即指张大千，“秋”即为李秋君。寿庆仪式上大千、秋君当场合作一幅《高山流水图》，钤盖此一印章，并当众相约，要各绘50幅，合作50幅，互相题款，凑足100幅，钤用此印章，举办一个两人画展。可惜别后世事多变，誓约不能实现。
同年12月，张大千与夫人、女儿离开上海飞往台湾，开始了他的飘泊生涯。从此一别，秋君就再也见不到这位“生死画友”了。之后的岁月里，张大千从东南亚到南美旅居，最终回到宝岛台湾。每每思念一生的挚爱，每到一个国家，张大千就要收集一点那里的泥土然后装在信封里，写上“三妹亲展”。到张大千去世时，他已经有了十幾个从来没有被打开的信封。张大千与李秋君自1949年分别以来，再未见上一面。
1973年，李秋君去世时，张大千正在香港举办画展。当听到最爱的人先去的消息时，张大千面朝李秋君居住的方向，长跪不起。几日几夜不能进食。从那以后，他一下子就苍老了许多，身边弟子常听他说的一句话是：“三妹一个人啊……”
十年后，带着对三妹李秋君的思念，耄耋之年张大千谢世。
“拜托你们千万不要称我为‘名媛’，‘名媛’是交际花，我不是交际花。”这是一次读书活动上，著名学者资中筠教授对一家来自上海的记者所说的话，别看一头白发的老太太平时慈眉善目，睿智平和，但此时却是义正词严，很是严肃，可见老人对这一用滥、用俗了的词汇，多么反感。而就在这几年，所谓的“最后的闺秀”“民国范儿”“海上名媛”等称谓，确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一时间，令人顿感乱花渐欲迷人眼。
其实，说起女性与城市的关系，自然会联想到巴黎女郎，西贡小姐，香港苏丝黄……当然，也包括上海女人。
有人说，上海女人是女人中一个界限最为模糊，行为最为扑朔的族群。的确，做女人难，做上海女人更难，而做上海名女人，可谓难上加难。尽管如此，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留下的傳奇与故事却又是如此多姿多彩，令人唏嘘，这其中的情韵，又岂是区区“名媛”二字就能概括得了的？
在上海名女人中，出名最早的恐怕就是元代的管道昇与黄道婆了。管道昇是华亭赵孟的夫人，算得是当时闺阁中的才女，能书善画，与夫君添香并肩，共研丹青，画得一笔好兰竹，清雅秀丽，传为佳品。或许由于古代能书画、懂诗文的女子并不多见，因此她与丈夫、儿子三人并称“赵氏一门风流”，两代人均为元代著名的画坛高手，又与丈夫一起，被誉为“管赵风流”，美名传至今日。相比之下，黄道婆并非才女，却有着“衣被天下”之德，她所种植的棉花与纺织的布匹，流传于江南一带，影响直至全国，因而在上海多处地区建有“先棉祠”，供奉的正是黄道婆。
直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消亡与新文化的崛起，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上升，特别是所谓的上海女人，更可谓风生水起，姿态万千。她们有的是少奶奶、名媛，有的是上海卡门、弹性女孩，有的则是文坛奇才，商业精英……她们优雅地穿行于旧租界的古老建筑之间，散发着亦古亦今，现代而不失古典韵味的都市女人香。她们既嗲又娇，媚中带傲，在吴侬软语中，在烟视浅笑间，书写着各自不同的人生传奇。
可以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满足了名女人的全部幻想，其间的繁华与孤寂、传统与现代交织成一张网，令她们身陷其中无法自拔，生与死都系在旧上海那张错综复杂、毫无章法的网上。乱世中，那些女人绰约的身影在交际风云中若隐若现，冷酷而激荡的大时代背景，反衬得她们的刹那芳华如同永恒。
她们曾经穿着摇曳多姿的旗袍，踩着倍显妖娆的高跟鞋穿梭于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滩上，她们或是影响了一代人的文人、影星、名角，或是某位黑帮老大的老婆、情人，或是政治首脑的知己、佳人，或是文坛泰斗的妻子、小妾…… 她们几乎都有着复杂的政治与文化背景。在各路势力纷繁复杂的博弈过程中，她们演绎着时代的变迁，她们成为那个时代中被公众议论的焦点人物，她们用属于她们的独有的方式绽放着自己。
政治的天空：宋氏三姐妹
如果中国近代史上不曾出现宋氏家族，历史的画卷会有什么不同？
在宋氏家族中，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被称为“宋氏三姐妹”，她们是20世纪中国最显耀的姐妹组合。宋庆龄成为国母，爱国爱民，万民景仰;宋美龄嫁给蒋介石，权势显赫，呼风唤雨;宋霭龄联姻孔祥熙，善于积财，富甲天下。她们对20世纪的中国拥有不可思议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也因而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三姐妹的父亲是宋嘉树，原籍文昌（今属海南），虽然不是上海人，但她们的母亲倪桂珍却出身上海，其祖先甚至可以追溯到明末大学士徐光启。与母亲一样，三姐妹都生在上海，长在上海，直至晚年，即使分居世界各地，但始终不曾改变的，就是一口道地、软糯的上海本地话与流畅的英文。本土出身，海派文化，美国教育，国际视野，成就了三姐妹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卓越地位与非凡成就。
三姐妹不仅都出生在上海，也都在美国佐治亚州梅肯市威斯里安女子学院读书。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创立于1836年，原名为佐治亚女子学院。1843年改名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附属于联合卫理公会教堂。当初学院规模不大，仅有一幢主楼，学生自然不多。其学生来源一般都是南美富裕人家的小姐。校园内清静、舒适的环境，为来这里读书的女孩子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习条件和生活条件。
首先去的是宋霭龄，最初在学院里的“预科班”学习，是这里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开始的时候，人们都用一种好奇的目光看待她，用一种说不清楚的复杂心理对待她。由于在上海时就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宋霭龄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但最初她含蓄持重，落落寡合，不苟言笑。她的学习成绩异常突出，尤其是数学成绩，是所有同学都望尘莫及的。平时没事的时候，宋霭龄就会站在一旁，去欣赏和研究其他学生的美式服装。宋霭龄能从一个人的服装上推算出每个同学的父亲到底拥有多少财产。
慢慢地，同学们发现这个看上去很庄重、很严肃的中国姑娘，实际上待人非常坦率和友善，并且热情、开朗，很好接近，在音乐和表演方面也很有才华。于是，宋霭龄成了同学们喜欢谈论的“热点”人物。
尽管融入了当地社会与环境，但第一代华人身居海外，总会遇到一些问题。有一天，威斯里安学院的一位教授打量了她一下，说宋霭龄已经变成了一个“漂亮的美国公民”。宋霭龄听了非常生气，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反驳说：“我不是美国公民，而是一位中国公民，并且我为自己是中国公民而感到骄傲。” 1910年，宋霭龄毕业后回国。1912年任孙中山秘书。“二次革命”失败后与父亲宋嘉树去日本，仍任孙中山秘书。1914年9月与孔祥熙结婚。婚前介绍妹妹宋庆龄接替自己的秘书工作，孙中山表示同意。1915年随丈夫回故里省亲，帮助丈夫主持铭贤学校事务。1927年促成蒋宋联姻。1929年参加孙中山奉安大典。抗日战争时期，她与庆龄、美龄共同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支持中国工业合作社，参与组织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创办全国儿童福利会，担任香港伤兵之友协会会长。1973年10月19日宋霭龄在纽约病故。
1893年1月27日，宋庆龄诞生在上海。少年时代，她即负笈异域，在美国接受了“欧洲式的教育”，受到民主主义的洗礼。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专制统治，使她对祖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和富强满怀憧憬。然而，中华民国在摇篮中被扼杀，革命的大潮已经消退，宋庆龄学成归国改革和建设祖国的抱负无由施展。她径直到流亡的革命党人集中的东京，不久即担任了孙中山的助手，开始了她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
1915年10月25日，宋庆龄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决定与流亡中的孙中山结婚，以坚定的步伐毫不犹豫地跟随孙中山踏上捍卫共和制度的艰苦斗争历程。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他把“和平、奋斗、救中国”的嘱托交给了宋庆龄和他的同志。
1927年8月，宋庆龄出访苏联，以后旅居欧洲4年，考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大国，研读了马克思的著作，与流亡欧洲的许多中国革命者一起研究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土地和农民问题。
当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不断扩大时，宋庆龄迅速作出科学的判断和正确的决策，认为“国难当头，应该尽弃前嫌。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她为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搭桥铺路，起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宋庆龄长期承担了大量的国务活动。与此同时，她把许多精力投入妇女与儿童的文化、教育、卫生与福利事业中，直至1981年逝世。
1897年出生的宋美龄，是三姐妹中最小的妹妹，生前曾是中华民国前第一夫人，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作为蒋介石的第二任妻子，宋美齡在近代中国历史与对外关系（特别是对美国）上具有深远的影响力。
1920年，她与蒋介石初次见面，随即被蒋介石热烈追求。宋美龄要求蒋介石先行与所有妻子妾侍解除婚约才答应他的追求，结果二人于1927年12月1日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结婚仪式，此一结合曾被一语双关地称为“（蒋）中（正）（宋）美（龄）合作”。在西安事变中，宋美龄第一次显示出自己的政治才华与智慧，她与张学良、杨虎城谈判，使被软禁的蒋介石获释，随后对蒋之政治活动多有襄助，还曾负责当时中国空军之组建。
1942年蒋介石、宋美龄与史迪威将军在缅甸，她在对日抗战之际，赴美国募款，并成为第一个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的中国人，劝说美国将注意力从欧洲战场转移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为中国赢得了美国的同情，战时，她为国军缝制军服的照片成功地激起许多中国人民的爱国心。1943年宋美龄被美国《时代》杂志选为封面人物和年度风云人物。
退居台湾后，经历了丧夫丧子的宋美龄于1994年后长居纽约，2003年于纽约逝世，享年106岁，值得一提的是，她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参战国领袖及夫人中最长寿者。
三个姐妹，在19世纪末出生、成长于同一个开放的家庭，相互之间友爱甚笃，亲密无间。然而，在决定中国命运的政治大风暴中，她们却分道扬镳，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尽管如此，谁也不能否认，宋氏三姐妹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群极具光彩，影响深远的女性群体，她们的名字也与中国近代史联系在了一起。
文学的世界：张爱玲的倾城之恋
谁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在上海女性心中，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与文化修养，是成为一个名女人必不可少的条件。而纵观中国近现代文学史，女作家在上海的比例不可谓不高。从闻名遐迩的张爱玲，到文艺女青年苏青，乃至追随鲁迅先生的萧红……直至新中国成立后，从茹志鹃到王安忆母女，从王小鹰到程乃珊，各自立足点不同，呈现的文学风貌也各不相同，但都围绕着上海这座城市的人文精神，生活习俗与城市内涵，展开不同的观察、分析与表述。可以说，近一个多世纪来，几乎每十年就诞生几位具有代表性的女作家，风格独特，个性鲜明。
如果要推选一位女作家最能代表上海名女人，那无疑就是张爱玲了。尽管她原籍河北省唐山市，但却出生在上海公共租界西区一幢没落贵族府邸，一生中大半的时间在上海度过，几乎所有的代表作也都在上海写成，其主题与内容更是离不开上海这座城市。
张爱玲系出名门，祖父张佩纶是清末名臣，祖母李菊耦是朝廷重臣李鸿章的长女。父亲张志沂（字廷众）、母黄素琼（字逸梵）。尽管她的童年并不幸福，却得以从自己独特的视角中观察十里洋场男男女女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日常百态。
1931年，张爱玲入读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又随白俄罗斯人练习钢琴。1932年，母亲去往法国，张爱玲首次发表短篇小说《不幸的她》于圣玛利亚校刊。两年后，父亲再婚，后母为孙宝琦之女孙用蕃，并迁回麦根路别墅，后与后母因一点小事发生口角，被父亲责打，并拘禁半年。1938年年初，张爱玲趁夜逃到母亲家。同年张爱玲参加伦敦大学远东区入学考试，得第一名。
1939年，张爱玲与母亲、姑姑迁居静安寺路赫德路口爱丁堡公寓（今常德公寓）5楼51室。因战乱持伦敦大学成绩单入读香港大学文科，认识终生挚友炎樱。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爆发，香港沦陷，港大也因此停课。不久，张爱玲与炎樱返回上海，与姑姑居住在爱丁顿公寓6楼65室，开始了写作生涯，1943年，张爱玲认识了当时《紫罗兰》月刊的主编、作家周瘦鹃。5月，张爱玲在该刊物上发表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该篇文章使张爱玲在上海文坛一炮打响，崭露头角。6月，张爱玲发表续作《沉香屑·第二炉香》。7月，张爱玲认识了评论家柯灵。此后张爱玲在《杂志》《万象》《古今》等刊物发表《茉莉香片》《到底是上海人》《心经》《倾城之恋》等一系列小说、散文，也逐渐形成了自己在海派文坛的独特风貌与地位。 一次，李秋君见张大千在给四川的妻妾写家书，试探性地对张大千说，如果他能再收一个大小姐为妾，该是福分无边了。哪知张大千在愣怔了几秒钟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竟一声未吭。第二天，张大千来到了自己的画室，他第一次紧闭了画室静坐了一天。等李秋君端茶进来时，张大千竟“扑通”一声给她跪下，说道：“三妹，抛开男女情事不谈，我一生最近的红颜知己，除你之外再无一人。但是，我若纳你为妾，将使一代才女受辱，而我又情何以堪……”从此，李秋君把一生挚爱深深地埋在了心里。在张大千面前没有再提过谈婚论嫁之事，而是以妹妹自居。
上世纪30年代初，李秋君跟随张大千来到了上海，在国立美术学校任教。李秋君一如既往地照顾张大千的起居，甚至亲手缝制张大千的衣服。据张大千生前回忆，这位三小姐“是沪上的才女，家学渊源，诗词书画皆能。且与我常谈画论书，而对我的照顾真是无微不至！”
张大千说的是实情。张的贪吃是出了名的，有次在李府他一餐就吃了15只大闸蟹，然后又上街猛吃两杯四球冰淇淋，结果到了晚上上吐下泻起来。深夜李秋君前来探视，见状忙请来医生急诊，医生一边为张大千治疗，一边安慰李秋君道：“太太，不要紧的，小毛病，您请放心！”此时张大千躺在床上不便解释，心想都是自己不好，让秋君吃了哑巴亏！当他病好后向李秋君道歉时，李秋君坦然一笑道：“医生误会了也难怪，不是太太，谁在床边侍候你？”
也许是张大千既慕其才，又感其恩的缘故吧，他赋予了李秋君代收门徒的特权，张大千自言：“向大风堂拜门的弟子，李秋君可以代我决定收不收。如我不在上海，秋君可以代表我接帖，受门生的叩头大礼。拜了她，就算数！”此时的李秋君俨然以“张师娘”自居。
有情人难成眷属，张、李二人虽不能同生，但愿死能同穴。1948年秋张大千最后一次来上海时，曾与李祖韩、秋君兄妹一起到静安公墓（今静安公园）看定了各自的寿穴，并相约互写墓碑，死后邻穴而葬。因张大千曾有过3位太太，故李秋君为他写了3种墓碑，并开玩笑道，不知哪位太太运气好，会与你同穴合葬;张大千也为李秋君写了：“女画家李秋君之墓”。
1948 年9月，李秋君与张大千同庆五秩寿诞，张大千带着自己的新婚夫人徐雯波，由重庆飞抵上海，又住在李家。这一天李府红烛高照，亲朋满座，众多亲友送来了不少贺礼，“大风堂”弟子们闻讯纷纷为两位老师置办寿礼，海上画坛便留下了“合庆百岁”的佳话。当日，卡德路上的大风堂喜气洋洋，客厅里一对盘龙凤红烛，一幅红底洒金笺寿字，堂上坐着一男一女两寿星，前来祝贺的既有李秋君兄弟李祖韩、祖莱、祖桐、祖模，也有同辈好友谢稚柳、唐云、方介堪、马公愚等。几十位弟子更是忙里跑外，各献殷勤。寿礼中常为人说道的是张大千挚友、著名篆刻家陈巨来刻的“百岁千秋”贺章。此中“千”即指张大千，“秋”即为李秋君。寿庆仪式上大千、秋君当场合作一幅《高山流水图》，钤盖此一印章，并当众相约，要各绘50幅，合作50幅，互相题款，凑足100幅，钤用此印章，举办一个两人画展。可惜别后世事多变，誓约不能实现。
同年12月，张大千与夫人、女儿离开上海飞往台湾，开始了他的飘泊生涯。从此一别，秋君就再也见不到这位“生死画友”了。之后的岁月里，张大千从东南亚到南美旅居，最终回到宝岛台湾。每每思念一生的挚爱，每到一个国家，张大千就要收集一点那里的泥土然后装在信封里，写上“三妹亲展”。到张大千去世时，他已经有了十幾个从来没有被打开的信封。张大千与李秋君自1949年分别以来，再未见上一面。
1973年，李秋君去世时，张大千正在香港举办画展。当听到最爱的人先去的消息时，张大千面朝李秋君居住的方向，长跪不起。几日几夜不能进食。从那以后，他一下子就苍老了许多，身边弟子常听他说的一句话是：“三妹一个人啊……”
十年后，带着对三妹李秋君的思念，耄耋之年张大千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