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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0月，习近平主席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提到，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是同时代的人，两人都是1616年逝世的。2016年是他们逝世400周年，“中英两国可以共同纪念这两位文学巨匠，以此推动两国人民交流、加深相互理解”。
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中西方两位以戏剧作品闻名于世的文化名人，原本并无交集，但他们的身上，又有着不少相通之处。
两位时代骄子的交集
早在上世纪初，日本著名戏曲史家青木正儿在他自称续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的《中国近世戏曲史》中，首次在国际视野中将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相提并论：“显祖之诞生，先于英国莎士比亚十四年，后莎氏逝世一年而卒（当是同年而逝），东西曲坛伟人，同出其时，亦奇也……汤显祖不仅于戏曲上表现其伟大，即其人格气节亦颇有可羡慕者，谱之入曲固为吾党所快者。”
不仅如此，1946年，戏曲学者赵景深的《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更是提到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五个相同点：一是生卒年几乎相同（前者1550—1616年，后者1564—1616年），二是同在戏曲界占有最高的地位，三是创作内容都善于取材他人著作，四是不守戏剧创作的清规戒律，五是剧作最能哀怨动人。
到了1959年，剧作家田汉到江西临川拜访“汤家玉茗堂碑”，并特意作诗一首：“杜丽如何朱丽叶，情深真已到梅根。何当丽句锁池馆，不让莎翁在故村。”提出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旗鼓相当，杜丽娘与朱丽叶不相上下。1964年，学者徐朔方的《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更是具体指出——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时代相同，但具体的戏剧创作传统不同，前者依谱按律填写诗句曲词，后者则以话剧的开放形式施展生花妙笔，认为汤显祖的创作空间与难度更大。1986年到1987年，徐朔方两次钻研了汤显祖与莎士比亚，联系剧作家与中西历史文化发展的关系，指出汤显祖生活的明朝封建社会，比起莎士比亚的伊丽莎白时代而言，要封闭落后得多，故而汤显祖塑造出《牡丹亭》里杜丽娘敢于追求自身幸福的人物，更是难能可贵。
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都是他们所处时代的伟人、骄子。他们同处在“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时期，而这个时期，正像恩格斯所说，“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期。他们同作为“巨人时代”的“时代巨人”，都以他们对人的尊严、价值和力量的热情讴歌，成为西方文艺复兴和东方人文启蒙的“时代的灵魂”，而且以他们所创造的艺术的巨大魅力，使他们“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世纪”（本·琼生语）。
毋庸置疑，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都是人类历史上天才的戏剧家、诗人和语言大师。无论是读他们的作品，还是看他们的戏剧演出，都令人折服地惊叹他们是“在各种意义上闪耀着天才的光辉”（雨果语）之人，甚至让我们强烈地感受到，由于他们天才的剧作而使我们的“生存得到了无限度的扩展”（歌德语）。
汤显祖：一生四梦唯情多
汤显祖一生的戏剧作品仅有四部，被称为“临川四梦”，其中又以《牡丹亭》最为著名。400年前的明万历年间，正是昆曲发展的黄金时代，因此立刻被搬上了舞台，成为常演常新的经典，直至今日，依旧不朽。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儒家思想占据主流地位，成为官方哲学，隋唐而后，才有三教合流。到宋代，朱熹等思想家把理性思考的东西引入儒家思想，让其系统化，形成理学。朱熹的理学认为，天地之间有一个永恒的“理”存在，凡事皆有理。对“理”的崇尚，让宋代的科学很发达，但把这种思想引入社会，就存在一定问题。理学发展到明代，出了思想家王守仁。他顿悟：“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他开始关注人心，将理学演变成心学，关注人的自我、良知。到明代后期，心学也影响到文学艺术。汤显祖高扬“情”，这是由心学演变而来的思想，汤显祖言“情”就是肯定了人的欲望、人的情感需求。
汤显祖受儒家思想影响至深，虽然徐渭、李贽的异端思想对他也有影响，但他的理想还是治国平天下。汤显祖对佛、道思想都研究很深，但入世的思想依然占主导。人世间的情与理，理学家的情与理，佛家的情与理，都在他心中出没、混合着，有时互相矛盾，有时互相包容，这构成了汤显祖艺术精神的独特之处。
汤显祖大部分戏剧是在他离任之后写的，对政局失望，对仕途已不抱希望，他的才华、想法要传播，戏剧是一种好方式。《牡丹亭》如此宏大，正是因为汤显祖胸中有丘壑，心中太多东西要表达。汤显祖在谈到“临川四梦”时曾说：“人知其乐，不知其悲。”汤的“悲”在何处呢？就在于他对世事茫茫的忧患感，对“人生如梦”的悲剧感。这其实非常有力量。“人生如梦”，会给人带来一种宿命的想法。人感到没有能力掌握自己的命运，在无奈与无望的同时，也常常幻想有一种超然的力量，改变人的命运。
《牡丹亭》为什么会引起那么多人的共鸣？作为戏剧，《牡丹亭》很“好看”，歌词有诗意，曲子悦耳。《牡丹亭》还很“耐看”，经得起咀嚼、琢磨。剧里蕴含着作者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充满人生哲理。在任何时代，爱情都是永恒的主题。青年人在寻求真情真爱；女性追求独立，这些是任何时代都会遇到的问题。同时，从内容上来看，它写了一个年轻女性追求自由爱情的故事，充满追求自由爱情的决心——爱情理想，哪怕现实中无法实现，梦中也要实现。汤显祖认为“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才是“情之至”，杜丽娘因情而死，因情而生，是真正的“有情人”，这观点赢得了深受封建礼教长期压抑的广大妇女的共鸣，因为写出了她们心中的痛，所以共鸣最深。杜丽娘对自由爱情的幻想，对美好事物的追求，都透露出汤显祖对人间儿女的体恤悲悯。
莎士比亚：
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中西方两位以戏剧作品闻名于世的文化名人，原本并无交集，但他们的身上，又有着不少相通之处。
两位时代骄子的交集
早在上世纪初，日本著名戏曲史家青木正儿在他自称续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的《中国近世戏曲史》中，首次在国际视野中将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相提并论：“显祖之诞生，先于英国莎士比亚十四年，后莎氏逝世一年而卒（当是同年而逝），东西曲坛伟人，同出其时，亦奇也……汤显祖不仅于戏曲上表现其伟大，即其人格气节亦颇有可羡慕者，谱之入曲固为吾党所快者。”
不仅如此，1946年，戏曲学者赵景深的《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更是提到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五个相同点：一是生卒年几乎相同（前者1550—1616年，后者1564—1616年），二是同在戏曲界占有最高的地位，三是创作内容都善于取材他人著作，四是不守戏剧创作的清规戒律，五是剧作最能哀怨动人。
到了1959年，剧作家田汉到江西临川拜访“汤家玉茗堂碑”，并特意作诗一首：“杜丽如何朱丽叶，情深真已到梅根。何当丽句锁池馆，不让莎翁在故村。”提出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旗鼓相当，杜丽娘与朱丽叶不相上下。1964年，学者徐朔方的《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更是具体指出——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时代相同，但具体的戏剧创作传统不同，前者依谱按律填写诗句曲词，后者则以话剧的开放形式施展生花妙笔，认为汤显祖的创作空间与难度更大。1986年到1987年，徐朔方两次钻研了汤显祖与莎士比亚，联系剧作家与中西历史文化发展的关系，指出汤显祖生活的明朝封建社会，比起莎士比亚的伊丽莎白时代而言，要封闭落后得多，故而汤显祖塑造出《牡丹亭》里杜丽娘敢于追求自身幸福的人物，更是难能可贵。
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都是他们所处时代的伟人、骄子。他们同处在“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时期，而这个时期，正像恩格斯所说，“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期。他们同作为“巨人时代”的“时代巨人”，都以他们对人的尊严、价值和力量的热情讴歌，成为西方文艺复兴和东方人文启蒙的“时代的灵魂”，而且以他们所创造的艺术的巨大魅力，使他们“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世纪”（本·琼生语）。
毋庸置疑，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都是人类历史上天才的戏剧家、诗人和语言大师。无论是读他们的作品，还是看他们的戏剧演出，都令人折服地惊叹他们是“在各种意义上闪耀着天才的光辉”（雨果语）之人，甚至让我们强烈地感受到，由于他们天才的剧作而使我们的“生存得到了无限度的扩展”（歌德语）。
汤显祖：一生四梦唯情多
汤显祖一生的戏剧作品仅有四部，被称为“临川四梦”，其中又以《牡丹亭》最为著名。400年前的明万历年间，正是昆曲发展的黄金时代，因此立刻被搬上了舞台，成为常演常新的经典，直至今日，依旧不朽。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儒家思想占据主流地位，成为官方哲学，隋唐而后，才有三教合流。到宋代，朱熹等思想家把理性思考的东西引入儒家思想，让其系统化，形成理学。朱熹的理学认为，天地之间有一个永恒的“理”存在，凡事皆有理。对“理”的崇尚，让宋代的科学很发达，但把这种思想引入社会，就存在一定问题。理学发展到明代，出了思想家王守仁。他顿悟：“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他开始关注人心，将理学演变成心学，关注人的自我、良知。到明代后期，心学也影响到文学艺术。汤显祖高扬“情”，这是由心学演变而来的思想，汤显祖言“情”就是肯定了人的欲望、人的情感需求。
汤显祖受儒家思想影响至深，虽然徐渭、李贽的异端思想对他也有影响，但他的理想还是治国平天下。汤显祖对佛、道思想都研究很深，但入世的思想依然占主导。人世间的情与理，理学家的情与理，佛家的情与理，都在他心中出没、混合着，有时互相矛盾，有时互相包容，这构成了汤显祖艺术精神的独特之处。
汤显祖大部分戏剧是在他离任之后写的，对政局失望，对仕途已不抱希望，他的才华、想法要传播，戏剧是一种好方式。《牡丹亭》如此宏大，正是因为汤显祖胸中有丘壑，心中太多东西要表达。汤显祖在谈到“临川四梦”时曾说：“人知其乐，不知其悲。”汤的“悲”在何处呢？就在于他对世事茫茫的忧患感，对“人生如梦”的悲剧感。这其实非常有力量。“人生如梦”，会给人带来一种宿命的想法。人感到没有能力掌握自己的命运，在无奈与无望的同时，也常常幻想有一种超然的力量，改变人的命运。
《牡丹亭》为什么会引起那么多人的共鸣？作为戏剧，《牡丹亭》很“好看”，歌词有诗意，曲子悦耳。《牡丹亭》还很“耐看”，经得起咀嚼、琢磨。剧里蕴含着作者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充满人生哲理。在任何时代，爱情都是永恒的主题。青年人在寻求真情真爱；女性追求独立，这些是任何时代都会遇到的问题。同时，从内容上来看，它写了一个年轻女性追求自由爱情的故事，充满追求自由爱情的决心——爱情理想，哪怕现实中无法实现，梦中也要实现。汤显祖认为“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才是“情之至”，杜丽娘因情而死，因情而生，是真正的“有情人”，这观点赢得了深受封建礼教长期压抑的广大妇女的共鸣，因为写出了她们心中的痛，所以共鸣最深。杜丽娘对自由爱情的幻想，对美好事物的追求，都透露出汤显祖对人间儿女的体恤悲悯。
莎士比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