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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所有的慈善组织都免除销售税、财产税、增值税、关税和其他直接的税收形式。因为这些组织不带有为它们自已牟利的动机，而创造了社会公益，它们应被给予优惠的税收政策。
中国目前有慈善机构及分支机构100个。也就是说，中国的富人们在选择捐助慈善事业、公益事业时，有100个选择。与此同时，每年我国各地由政府部门牵头的扶贫济困、捐资助学项目也有数百个，加之各地新闻机构积极参与的临时捐助活动等等，使得中国富人的捐款流向分支极大。
《科学投资》本次推出的“中国最慷慨28富人”之外，不乏更积极、更踊跃、捐款数额更庞大的捐助行为。
“光彩富豪”刘永行兄弟
2003年1月，东方希望集团在上海浦东新区“慈善周联合捐”活动中，捐款10万元，帮助新区贫困人员过一个安定祥和的春节。在此之前，东方希望集团每年都会积极捐助社会公益事业。
1995年11月，希望集团捐资170万元，兴建希望小学。1996年1月，刘永行向上海希望饲料公司所在地教育事业捐款100万元。1996年10月，由希望集团援建的希望小学在小平同志的家乡——广安县协兴镇落成。1996年12月，刘永行代表希望集团将20万册科普书籍和100万套科技资料送给山东的贫困地区农民，拉开了希望集团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送“金钥匙”科普宣传月活动的序幕。1997年1月，希望集团向成都府南河整治工程捐款20万元。1994-1997年，刘永行向成都师专学生捐款共计12万元。1998年3月，刘永行捐资40万元重修的武训祠揭幕。1998年7月，中国发生特大洪灾，刘永行电令集团长江流域20余家公司全力参加当地抗洪抢险，并积极捐款捐物。在此期间，希望集团向长江、嫩江、松花江流域遭受水灾地区捐款捐物价值达人民币300万元。
东方希望集团向社会各界捐款已达1400万元。
陈玉书 中国的“世界景泰蓝大王”
陈玉书出生于印尼一个祖籍福建的爱国华侨家庭。19岁的陈玉书告别亲人，回国求学。经过一段时间的文化补习，考入当时的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在北京西颐中学执教７年。“文革”期间，“怀疑一切”也怀疑到了有海外关系的陈玉书身上，政治上的高压迫使一心报国的陈玉书不得不携妻泪别故土，远赴香港。北京这十几年的黄金岁月，在陈玉书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一口标准的北京话和几十年不变的“板寸”头。至今，无论他走到哪里，都会被“误认”为北京人、北方人。
抵港之初，陈玉书身上只有50港元。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他什么脏活累活都做过。他当“地盘工”，使尽浑身力气工作仍难以养家糊口。一天，他正在公园里苦虑之时，发现一位瘦弱的女士正吃力地陪一个小男孩玩秋千，于是他主动过去帮小男孩荡秋千，并和这位太太相识。事后得知她是印尼驻香港领事馆一高官的夫人。不久，陈玉书邂逅一位印尼华侨朋友，交谈中无意说到他手中有一大批急运印尼的货物，在领事馆办商业签证时遇到了麻烦。出于义气，陈玉书主动要求替朋友想想办法。他于是找到了结识不久的那位太太……朋友的问题不但得到解决，并且在税率上享受了优惠待遇，为朋友节省了一大笔钱。朋友大喜过望，当即送给陈玉书５万美元酬金。
改革开放后，陈玉书来到北京，得知北京工艺美术品公司有大批景泰蓝产品积压，公司上下正为之焦虑。当时整个世界的景泰蓝生意都不景气，陈玉书凭着对故土的情感和商场经验，毅然买下全部存货，到世界各地举办各种展览会，掀起世界范围的“景泰蓝热”，由此一举获得商场上的成功。为了发展中华民族的特种景泰蓝工艺，他再接再厉，投资1000万元，改造旧工艺，开发新品种。他不摆老板架子，吃住都与工人们在一起，还与老艺人一道攻关，终于成功地发明了“中华脱胎景泰蓝”，并使它立即成为国内、国际市场的抢手货。陈玉书从此享有“世界景泰蓝大王”的美誉。
陈玉书一向热心香港公益事业，被选为1995－1996年度香港保良局主席。这个机构的宗旨是保持社会安良，扶助社会贫弱，重点是保护妇女和儿童。陈玉书在任期间，第一次代表保良局给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捐款，作为北京慈善总会的创始人，他提议要管好捐款，用到需要的地方，对财产监管使用好，才能对得起前辈和捐款人的苦心。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对于内地的公益事业，他更是积极支持。近年来，他曾带头捐款150万元给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捐出30万元在云南地震灾区建起“荣成小学”，向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捐款80万港元，向宋庆龄基金会捐款30万港元。加上其他捐助，他总共向内地同胞捐献了1600万港元。
赵展岳 “相对论”让我如此富有
现任香港英惠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赵展岳，是欧美同学会原常务副会长赵君迈之子。他1937年12月出生于湖南长沙，在北京读高中时就喜欢物理学。1954年，他入读哈军工，次年转入东北师范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赵展岳留校任教，从讲师升到研究生指导教师，期间撰写了专著《相对论导引》。直到1980年底，赵展岳携妻前往香港，一头扎入商海，“相对论”才远离他的生活。这一离就是23年。
前往繁华的香港，赵展岳并没有赤手空拳。在长白山区“下放”了3年多的他，没忘带着一些野生人参。幸运的是，走之前打听到的消息没有错，当时香港野生人参的价格要比内地高出10-20倍。
初战告捷的赵展岳开办了亚洲第一个卫星接收天线生产厂。但随着时代发展，这种当时还尖端的产品，很快就落后了。而当教师时所打下的深厚的俄语功底这次帮了他。1990年，胸有成竹的赵展岳来到前苏联大显身手。几年间，便为内地企业买进8个俄制的电厂设备，每个电厂设备运回国内要用至少五六百个车皮。大笔进出口贸易在他手中操作起来游刃有余，那个曾经埋头“相对论”的穷教师，那个懵懵懂懂到香港闯天下的内地人成功了。
赵展岳长期热心支持社会公益事业，90年代以来，先后为希望工程、救灾扶贫、见义勇为等社会公益事业累计捐资达6000多万元。1996年，赵展岳参加“全国政协委员希望工程考察团”赴贵州、云南考察希望工程的实施情况，亲眼目睹了云贵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落后现状和希望工程在当地的实施成效，慷慨捐资200多万元，在贵州、云南分别援建了4所希望学校和1所藏文学校。至今，赵展岳已先后在内蒙古、云南、新疆、广西等地累计捐建了9所希望学校。为支持中国青基会实施的“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从1999年起，赵展岳连续３年、累计捐资60多万元支持在全国青少年和希望小学中开展的古诗文诵读竞赛、汇演等活动。
中国慈善事业的现状
类似这样的捐款实例，并不难撷取。然而，之所以到目前为止，这种捐助公益、慈善事业的情况未形成规模，甚至有许多富人在捐献大量财富的同时，一定要叮嘱受捐方为其捐献保密，主要原因是局限于目前我国慈善事业的落后状况。
经过调查我们发现，实际上中国的富翁也好，富豪也罢，或多或少都对我国的慈善事业、公益事业做出捐献。
另一事实是中国的慈善事业之所以落后，中国的慈善捐款募集之所以费劲，责任并不完全在于富人不愿掏腰包，而是中国的慈善事业阻碍颇多。据了解，在1998年，美国豁免税收减免的慈善公益机构掌握的资金总额为6214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9%，而中国的同一指标还不到0.1%。
目前，我国慈善业的主要类型包括四种：
首先是慈善会。慈善会主要是由国家民政部推动，其中包括国家级别（中华慈善总会），省级、市级和县级的。慈善会是专门从事慈善活动的机构。大都比较规范化，遍布于全国各地，募款额也比较大。
其次是各种基金会。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基金会开始陆续出现。基金会是从事慈善活动的主力军，近年来的发展速度很快。目前基金会的力度和影响范围要超过慈善会，我国的基金会大概有1600家。基金会往往通过媒体广告、向企业劝募和向公众募款三种方式筹集资金。一些行政机关也参与了基金会的资金募集。
第三是民间自发组织，比如说儿童村就是专门收养罪犯子女的地方。这些民间组织目前的数量不少，但这块力量相对比较分散，难以精确统计。
另外还包括海外组织在国内开展的慈善活动。比如中国香港的乐施会、英国的救助儿童会等国际机构在国内开展的一些慈善活动等。
据有关专家分析，阻碍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首要因素是，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慈善事业起步比较晚，对于民间慈善组织的认知度不高。尽管乐善好施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据调查显示，中国老百姓最相信的是政府，最不相信的是民间组织，民间组织的声誉甚至比企业还要低。而在国外，情况恰恰相反。老百姓不相信民间组织，说明我们的民间组织在某些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缺陷，这就要求民间组织能有更多的内部自律，需要进一步完善治理结构。
另一大阻碍是，我国慈善组织的成本居高难下。任何一个社会组织的运作都需要资金的支持，慈善组织也不例外。怎样在做好公益事业的同时，用合理、合法的方式保持自身的运作和发展，是几乎所有慈善组织所必须面临的问题。据了解，大多数慈善组织都是自负盈亏。在救助弱势群体的同时，他们也必须解决自身的生存问题，包括一些日常水、电、电话等费用的开支。组织的规模发展得越大，运作成本也就越高。
为了尽量减少财务差错，一些基金会聘请国际著名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每年的财务审计工作，结果也会对社会公布。在选择余款的投资方向时，他们也很慎重地委托一些声誉较好的金融机构，并且必须是保本生意。
在国外，将捐款的20%左右作为保证资金安全和机构运营的专项基金是被法律所允许的。香港在这方面也是沿用了英国的惯例，著名的中华快车基金会就把维护费用严格控制在13%左右，他们的负责人方太就是普华永道大中华区的负责人，在投资方向的选择上有着严格的规定。
世界上著名的诺贝尔基金会，除了归功于诺贝尔本人在1896年逝世时捐献的3100多万瑞典克朗中的2800万用作奖金基金之外，更要归功于诺贝尔基金会的理财有方。诺贝尔基金会聘请了一批金融、房地产专家，自1958年以来，不仅在证券和有担保的贷款方面投资，还可自由地在不动产或股票方面投资。1993年基金会的总资产增到2亿多美元。目前该基金会大胆地投资于世界各主要债券和股票市场，收入也不断攀升。近年来其年经营收入一直保持在1000万美元，资金和运营支出几乎全部来自股息和红利收入，而基金会的总资产也因此大幅度增加，达到了22亿瑞典克朗。
另外，最大的障碍就是法律保障尚属空白。慈善事业需要法律约束和民间监督的双重作用。在美国，有很多社会监督机构在监督着慈善机构的运作，相关法律也较我国完善，但他们最大的慈善组织也曾出现过丑闻。而我国在这一方面还是刚刚起步，出些差错也是在所难免的。目前，我国一些民间组织正在尝试建立一种社会监督机构。
另据了解，在国外，为了方便公众监督，每一个基金会都会将自己的财务支出状况公布到官方网站上，公众很容易就能查到他们的资金应用情况。有了公开的信息，捐助者可以自由选择基金会和自己感兴趣的项目进行捐助。
可见，在中国富豪们捐献通路不很畅通的情况下，我们一方面应让慈善、公益事业透明化，另一方面也应尽快完善我国慈善公益事业的法规，让富豪们可以坦然又积极地支持我国的慈善和公益事业。
中国目前有慈善机构及分支机构100个。也就是说，中国的富人们在选择捐助慈善事业、公益事业时，有100个选择。与此同时，每年我国各地由政府部门牵头的扶贫济困、捐资助学项目也有数百个，加之各地新闻机构积极参与的临时捐助活动等等，使得中国富人的捐款流向分支极大。
《科学投资》本次推出的“中国最慷慨28富人”之外，不乏更积极、更踊跃、捐款数额更庞大的捐助行为。
“光彩富豪”刘永行兄弟
2003年1月，东方希望集团在上海浦东新区“慈善周联合捐”活动中，捐款10万元，帮助新区贫困人员过一个安定祥和的春节。在此之前，东方希望集团每年都会积极捐助社会公益事业。
1995年11月，希望集团捐资170万元，兴建希望小学。1996年1月，刘永行向上海希望饲料公司所在地教育事业捐款100万元。1996年10月，由希望集团援建的希望小学在小平同志的家乡——广安县协兴镇落成。1996年12月，刘永行代表希望集团将20万册科普书籍和100万套科技资料送给山东的贫困地区农民，拉开了希望集团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送“金钥匙”科普宣传月活动的序幕。1997年1月，希望集团向成都府南河整治工程捐款20万元。1994-1997年，刘永行向成都师专学生捐款共计12万元。1998年3月，刘永行捐资40万元重修的武训祠揭幕。1998年7月，中国发生特大洪灾，刘永行电令集团长江流域20余家公司全力参加当地抗洪抢险，并积极捐款捐物。在此期间，希望集团向长江、嫩江、松花江流域遭受水灾地区捐款捐物价值达人民币300万元。
东方希望集团向社会各界捐款已达1400万元。
陈玉书 中国的“世界景泰蓝大王”
陈玉书出生于印尼一个祖籍福建的爱国华侨家庭。19岁的陈玉书告别亲人，回国求学。经过一段时间的文化补习，考入当时的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在北京西颐中学执教７年。“文革”期间，“怀疑一切”也怀疑到了有海外关系的陈玉书身上，政治上的高压迫使一心报国的陈玉书不得不携妻泪别故土，远赴香港。北京这十几年的黄金岁月，在陈玉书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一口标准的北京话和几十年不变的“板寸”头。至今，无论他走到哪里，都会被“误认”为北京人、北方人。
抵港之初，陈玉书身上只有50港元。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他什么脏活累活都做过。他当“地盘工”，使尽浑身力气工作仍难以养家糊口。一天，他正在公园里苦虑之时，发现一位瘦弱的女士正吃力地陪一个小男孩玩秋千，于是他主动过去帮小男孩荡秋千，并和这位太太相识。事后得知她是印尼驻香港领事馆一高官的夫人。不久，陈玉书邂逅一位印尼华侨朋友，交谈中无意说到他手中有一大批急运印尼的货物，在领事馆办商业签证时遇到了麻烦。出于义气，陈玉书主动要求替朋友想想办法。他于是找到了结识不久的那位太太……朋友的问题不但得到解决，并且在税率上享受了优惠待遇，为朋友节省了一大笔钱。朋友大喜过望，当即送给陈玉书５万美元酬金。
改革开放后，陈玉书来到北京，得知北京工艺美术品公司有大批景泰蓝产品积压，公司上下正为之焦虑。当时整个世界的景泰蓝生意都不景气，陈玉书凭着对故土的情感和商场经验，毅然买下全部存货，到世界各地举办各种展览会，掀起世界范围的“景泰蓝热”，由此一举获得商场上的成功。为了发展中华民族的特种景泰蓝工艺，他再接再厉，投资1000万元，改造旧工艺，开发新品种。他不摆老板架子，吃住都与工人们在一起，还与老艺人一道攻关，终于成功地发明了“中华脱胎景泰蓝”，并使它立即成为国内、国际市场的抢手货。陈玉书从此享有“世界景泰蓝大王”的美誉。
陈玉书一向热心香港公益事业，被选为1995－1996年度香港保良局主席。这个机构的宗旨是保持社会安良，扶助社会贫弱，重点是保护妇女和儿童。陈玉书在任期间，第一次代表保良局给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捐款，作为北京慈善总会的创始人，他提议要管好捐款，用到需要的地方，对财产监管使用好，才能对得起前辈和捐款人的苦心。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对于内地的公益事业，他更是积极支持。近年来，他曾带头捐款150万元给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捐出30万元在云南地震灾区建起“荣成小学”，向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捐款80万港元，向宋庆龄基金会捐款30万港元。加上其他捐助，他总共向内地同胞捐献了1600万港元。
赵展岳 “相对论”让我如此富有
现任香港英惠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赵展岳，是欧美同学会原常务副会长赵君迈之子。他1937年12月出生于湖南长沙，在北京读高中时就喜欢物理学。1954年，他入读哈军工，次年转入东北师范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赵展岳留校任教，从讲师升到研究生指导教师，期间撰写了专著《相对论导引》。直到1980年底，赵展岳携妻前往香港，一头扎入商海，“相对论”才远离他的生活。这一离就是23年。
前往繁华的香港，赵展岳并没有赤手空拳。在长白山区“下放”了3年多的他，没忘带着一些野生人参。幸运的是，走之前打听到的消息没有错，当时香港野生人参的价格要比内地高出10-20倍。
初战告捷的赵展岳开办了亚洲第一个卫星接收天线生产厂。但随着时代发展，这种当时还尖端的产品，很快就落后了。而当教师时所打下的深厚的俄语功底这次帮了他。1990年，胸有成竹的赵展岳来到前苏联大显身手。几年间，便为内地企业买进8个俄制的电厂设备，每个电厂设备运回国内要用至少五六百个车皮。大笔进出口贸易在他手中操作起来游刃有余，那个曾经埋头“相对论”的穷教师，那个懵懵懂懂到香港闯天下的内地人成功了。
赵展岳长期热心支持社会公益事业，90年代以来，先后为希望工程、救灾扶贫、见义勇为等社会公益事业累计捐资达6000多万元。1996年，赵展岳参加“全国政协委员希望工程考察团”赴贵州、云南考察希望工程的实施情况，亲眼目睹了云贵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落后现状和希望工程在当地的实施成效，慷慨捐资200多万元，在贵州、云南分别援建了4所希望学校和1所藏文学校。至今，赵展岳已先后在内蒙古、云南、新疆、广西等地累计捐建了9所希望学校。为支持中国青基会实施的“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从1999年起，赵展岳连续３年、累计捐资60多万元支持在全国青少年和希望小学中开展的古诗文诵读竞赛、汇演等活动。
中国慈善事业的现状
类似这样的捐款实例，并不难撷取。然而，之所以到目前为止，这种捐助公益、慈善事业的情况未形成规模，甚至有许多富人在捐献大量财富的同时，一定要叮嘱受捐方为其捐献保密，主要原因是局限于目前我国慈善事业的落后状况。
经过调查我们发现，实际上中国的富翁也好，富豪也罢，或多或少都对我国的慈善事业、公益事业做出捐献。
另一事实是中国的慈善事业之所以落后，中国的慈善捐款募集之所以费劲，责任并不完全在于富人不愿掏腰包，而是中国的慈善事业阻碍颇多。据了解，在1998年，美国豁免税收减免的慈善公益机构掌握的资金总额为6214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9%，而中国的同一指标还不到0.1%。
目前，我国慈善业的主要类型包括四种：
首先是慈善会。慈善会主要是由国家民政部推动，其中包括国家级别（中华慈善总会），省级、市级和县级的。慈善会是专门从事慈善活动的机构。大都比较规范化，遍布于全国各地，募款额也比较大。
其次是各种基金会。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基金会开始陆续出现。基金会是从事慈善活动的主力军，近年来的发展速度很快。目前基金会的力度和影响范围要超过慈善会，我国的基金会大概有1600家。基金会往往通过媒体广告、向企业劝募和向公众募款三种方式筹集资金。一些行政机关也参与了基金会的资金募集。
第三是民间自发组织，比如说儿童村就是专门收养罪犯子女的地方。这些民间组织目前的数量不少，但这块力量相对比较分散，难以精确统计。
另外还包括海外组织在国内开展的慈善活动。比如中国香港的乐施会、英国的救助儿童会等国际机构在国内开展的一些慈善活动等。
据有关专家分析，阻碍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首要因素是，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慈善事业起步比较晚，对于民间慈善组织的认知度不高。尽管乐善好施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据调查显示，中国老百姓最相信的是政府，最不相信的是民间组织，民间组织的声誉甚至比企业还要低。而在国外，情况恰恰相反。老百姓不相信民间组织，说明我们的民间组织在某些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缺陷，这就要求民间组织能有更多的内部自律，需要进一步完善治理结构。
另一大阻碍是，我国慈善组织的成本居高难下。任何一个社会组织的运作都需要资金的支持，慈善组织也不例外。怎样在做好公益事业的同时，用合理、合法的方式保持自身的运作和发展，是几乎所有慈善组织所必须面临的问题。据了解，大多数慈善组织都是自负盈亏。在救助弱势群体的同时，他们也必须解决自身的生存问题，包括一些日常水、电、电话等费用的开支。组织的规模发展得越大，运作成本也就越高。
为了尽量减少财务差错，一些基金会聘请国际著名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每年的财务审计工作，结果也会对社会公布。在选择余款的投资方向时，他们也很慎重地委托一些声誉较好的金融机构，并且必须是保本生意。
在国外，将捐款的20%左右作为保证资金安全和机构运营的专项基金是被法律所允许的。香港在这方面也是沿用了英国的惯例，著名的中华快车基金会就把维护费用严格控制在13%左右，他们的负责人方太就是普华永道大中华区的负责人，在投资方向的选择上有着严格的规定。
世界上著名的诺贝尔基金会，除了归功于诺贝尔本人在1896年逝世时捐献的3100多万瑞典克朗中的2800万用作奖金基金之外，更要归功于诺贝尔基金会的理财有方。诺贝尔基金会聘请了一批金融、房地产专家，自1958年以来，不仅在证券和有担保的贷款方面投资，还可自由地在不动产或股票方面投资。1993年基金会的总资产增到2亿多美元。目前该基金会大胆地投资于世界各主要债券和股票市场，收入也不断攀升。近年来其年经营收入一直保持在1000万美元，资金和运营支出几乎全部来自股息和红利收入，而基金会的总资产也因此大幅度增加，达到了22亿瑞典克朗。
另外，最大的障碍就是法律保障尚属空白。慈善事业需要法律约束和民间监督的双重作用。在美国，有很多社会监督机构在监督着慈善机构的运作，相关法律也较我国完善，但他们最大的慈善组织也曾出现过丑闻。而我国在这一方面还是刚刚起步，出些差错也是在所难免的。目前，我国一些民间组织正在尝试建立一种社会监督机构。
另据了解，在国外，为了方便公众监督，每一个基金会都会将自己的财务支出状况公布到官方网站上，公众很容易就能查到他们的资金应用情况。有了公开的信息，捐助者可以自由选择基金会和自己感兴趣的项目进行捐助。
可见，在中国富豪们捐献通路不很畅通的情况下，我们一方面应让慈善、公益事业透明化，另一方面也应尽快完善我国慈善公益事业的法规，让富豪们可以坦然又积极地支持我国的慈善和公益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