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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翻译活动最初始的一步是对原文的选择。译者在选择翻译材料时主体性得到了最大的体现。该文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视角来解读翻译移情论中译者对原材料选择的过程。
【关键词】移情翻译;精神分析;原文选择
【作者简介】郭灿，广东科技学院 外国语学院。
【基金项目】2019 年度广东科技学院校级科研项目“翻译中移情的精神分析视角研究”（GKY-2019KYYB-82）。
译者的主体性在每一个具体的翻译活动中都有其作用，也就是说，译者的主体性不仅表现在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和翻译上，还体现在对原文的选择、独特的翻译意图、采取的翻译策略，以及对译文的艺术呈现。在译文的引言部分或序言部分或之后对译文在译语系统中的预期文化影响的阐述中，译者的主体性表现得更加明显。本文从译者主体性的角度对译者移情进行了精神分析，尤其是译者选择原文时的主体性。
一、译者主体性体现
在某种程度上，翻译可以看作是一个决策过程。面对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文学作品，译者可能持有不同的观点和态度，不同的文化心态和取向。译者的主体性主要体现在对原著的选择上，从而实现自己的个人喜好和文学追求。源文本选择有两种类型：面向目的的文本选择和面向口味的文本选择。目的导向型译者在翻译中往往有自己的目的。文本的选择可以显示译者的翻译目的，恰当地选择原文有助于翻译目标的实现，如女性主义译者在选择作品时，往往是出于性别的追求。正如杨武能所说：“我只翻译我喜欢或正在学习的作家和作品，尤其是那些风格与我相似的作品”（杨武能，1987）。当材料是他感兴趣的，译者可以很容易地共情作者，从而减少理解和解释原文的障碍。对于这个问题，许均宣称“选择一个人喜欢的作家和作品进行翻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成功了一半。如果译者喜欢某种作品，很容易产生共鸣，这对翻译很重要”（许均，2002）。此外，译者也应该意识到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以便选择最合适的文本。换言之，如果译者选择在内容和风格上与作者合拍的原文，对译者实现与作者的“移情”是非常有益的。译者在选择原文时考虑的因素有三个方面。
1.审美偏好。译者的审美偏好对审美对象——原文的美的欣赏和再现起着重要作用。因此，作为译者主体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译者的审美倾向影响着原文的选择和原文的再现。就郭沫若而言，他早期的诗歌审美取向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在诗歌形式上，郭沫若注重自我表达，在表现社会现实时强烈表现出“我的存在”;二是郭沫若十分强调情感主义，他认为诗歌的本质是抒情;三是郭沫若在诗歌创作中注重灵感和直觉，他对自由和创造性精神的偏爱影响了他对原文的选择。他曾经解释过为什么他选择翻译Fitzgerald版本的《鲁拜亚特》：
“除了Fitzgerald的版本外，还有E.H.Whinfield和J.Payne的版本，它们被认为更忠实。然而，作为一首译诗，Fitzgerald的版本比其他版本要好得多……我曾经读过一个日文版，共有150首诗，是直接从波斯语原著中翻译出来的。我把它和Fitzgerald的版本做了比较，发现它们在内容上几乎完全不同，但在贯穿整首诗的语气上却相似。像Fitzgerald这样的翻译可以被称为创作之作。我的版本是从菲茨杰拉德的英文译本第四版翻译过来的。你可以在我的译文中找到李白的印记。”（郭沫若，1979）
从以上的解释可以看出，有些譯者提倡的是基于语气的对等，而不是基于词或短语的对等。这一观点是根据罗宾逊（Robinson）的“习语基础对等”理论，将对等置于译者的内心感受中。无论是哪种情绪或感觉，它都源于译者，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总之，选择作者就像选择朋友一样，通常会选择那些表达相似观点的作品。
2.个人经历。郭沫若曾经陷入包办婚姻的泥潭，几乎找不到爱情和相互理解。他不满意这个安排，就去了日本，在那里他爱上了一个女孩安娜。他在《三叶记》中表达了对婚姻自由的向往。郭沫若利用自己的婚姻观选择了要翻译的作品。他总是选择他所爱的诗人，比如雪莱。用他的话来说，他们在翻译领域中“结婚”了。
“婚姻只能发生在坠入爱河、有同情心和情感交流的男女之间。我爱雪莱。我能感受到他的感受，共情于他。所以我们结婚，我们成为一个整体。我爱雪莱。那么他的诗就像我的诗，我翻译他的作品就好像我在写这些诗一样。”（郭沫若，1979）。
在郭沫若的心目中，译者不仅可以在“恋爱”时与作者“结婚”，也可以在激情消退时“离婚”。这一观点可以从他与歌德的“婚姻——离婚——再婚”经历中得到印证。郭沫若曾经是歌德的粉丝，并翻译了许多歌德的作品。《弗罗斯特》的第一部分就是在这一时期翻译的。但在完成第一部分之后，他抛弃了歌德。他透露：“与我能感受到歌德感受到的第一部分相比，我几乎无法理解第二部分，所以我不得不停止翻译……直到30年后，当我更有经验的时候，我也有类似的感觉，然后我很快就把它翻译好了。”（郭沫若，1979）。由此推断，郭沫若非常重视对原作者的“爱”。如果译者不能深入到作者身上，不能体验到他们的“爱情”，他就不得不放弃与作者的婚姻（翻译）。译者具有选择翻译内容的主观能动性。
3.社会责任。在一定的社会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因此，在选择翻译作品时，郭沫若的选择受到时代精神的影响。众所周知，郭沫若的翻译主要涉及两个时期：一个是五四时期，另一个是“文化大革命”前后。前者见证了中国文化的转型和中国文学的转型。新一代知识分子把思想启蒙作为主要任务，认为只有解放民族思想才能促进社会的改革和进步。译者的目的是通过翻译西方文学作品来宣传民主自由和个人解放。这种特殊的意图使当时的文学和翻译具有了爱国主义的特点。郭沫若也不可避免地翻译了带有爱国感情的作品。他对雪莱的翻译就是这种类型。他称赞雪莱为“真正的诗人”和“革命诗人”。这一革命特色在举世闻名的《西风颂》中得到了明显体现。雪莱在《西风颂》这首诗的最后两行中表达了他对希望通过一场革命获取自由的愿望！“风啊，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由于这首诗传达了人们走向胜利的信心，郭沫若选择了这首诗作为原文，希望它能鼓励被压迫人民忍受困难，为自由而战。 二、精神分析解释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移情翻译理论的指导下，译者总是选择自己喜欢的原著和与他们有共同经历的作者。这是因为译者对这些文本有更多的同情，从而在理解和解释原文时遇到的障碍更少。为什么译者会做出这些选择？译者的主体性如何在选择原文中发挥作用？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可以得到解释。
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1986），心灵分为三个部分：自我，主要是有意识的，服从于现实的原则;超我，一个试图把自己的规则强加于自我的初始权威;本我，大多是无意识的，服从于快乐的原则，它试图使自我满足它的欲望（弗洛伊德，1986）。这里可以把翻译过程与此相比较。译者显然是自我，自我的意识部分，必须面对现实，同时满足本我和超我的要求。在翻译中，Id就是ST，这是因为ST对于译者来说是一种迫切需要实现的愿望的复合体，即必须翻译的意义、双关语、典故、文体资源的復合体。翻译过程中的所有这些要素都停留在欲望的领域，因为尽管这些要素清楚地存在于译文中，但它们仍然要被翻译成译文，译者知道这项任务往往不可能完全完成。这是一种愿望，因为这是译者想要做的，也是在努力做到的。TT是超我，现实的原则。TL规定了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什么是可以接受的。译者总是受到现实原则的制约，他必须遵守各种语法、语义、拼写和语音规则，这样译文才能被接受。TT对译者施加了各种各样的限制，不允许在TT中出现某些效果、某些意义、某些内涵、某些双关语和典故，至少不以与ST中完全相同的方式出现，也就是说，直译大多数时候都必须被抛弃，因为它常常是无意义的，在目的语中会引起误导或根本不可接受。本我（ST）根据快乐原则（SL）推动自我（译者）满足自己的欲望。因此，可以说，译者对原作的选择是自我对本我的调整。
移情翻译要求译者忠实于原文和原文作者，设身处地，从别人的角度理解自己的立场，也就是说，译者应该抛弃自己的思想和意境，放弃自己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和自己事物的原始精神，走进作者作品的世界，让作者的精神状态完全占据自己的位置。这些要求使得译者的“自我”被忽视，换句话说，这些规则把译者的本我放在最后一个最小的位置，并对本我进行反抗。根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人格的三个部分始终存在，本我只能被压迫而不能被消除。译者的自我也不会让自己的“自我”完全被忽视，它总是尽一切努力去满足本我。由于这些规则要求译者放弃“自我”的东西，而“感觉”到另一个人——作者和原著，这是不可能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实现的。为了进行翻译，自我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通过选择译者喜爱和感兴趣的作品和作者，使他者成为“自我”。以郭沫若来说，在翻译中，他应该抛弃自己的思想和意境，放弃自己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和自己事物的原始精神，走进作者作品的世界，让作者的精神状态完全占据自己的身上，这些规则是他的超我部分，忽视了追求“自我”表现的本我：表现自己的思想以获得自我认同。为了维持本我与超我之间的平衡，自我做出调整，在翻译中，郭敬明总是选择那些表达相似观点的作品和他喜欢的作者。既然这些作品都是他喜欢和感兴趣的，那么一定有某种东西反映和体现了他自己的思想，那就是他的“自我”的一部分。郭沫若在翻译雪莱的作品时指出，他选择雪莱作品是出于他的审美偏好和社会目的（这一点已经在前面讨论过了）。他对情感主义的审美偏好和促进社会变革进步的目的，是他在《雪莱》中的“自我”。郭沫若选择自己最喜欢的雪莱作品作为原文，不仅在移情理论（超我）的规则下翻译了雪莱的思想，而且表达了原作中隐含的自己的思想（本我）。也就是说，译者之所以总是选择自己喜欢的文本，是因为他们选择自己喜欢的作品作为自己的翻译标准，从而使另一种文本成为“自我”，以满足本我。
如上所述，可以说，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移情翻译中译者选择原文的主体性是自我以现实的、社会的适当方式满足本我欲望的调节。
参考文献：
[1]Freud Sigmund. New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J]. London： Hogarth Press and the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i， 1953.
[2]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
[3]弗洛伊德.无意识的结构[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
[4]郭沫若.文艺论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5]许均.论翻译之选择[J].外国语，2002（1）：62-69.
[6]杨武能.阐释、接受与再创造的循环——文学翻译断想[J].中国翻译，1987（6）：9-12.
【关键词】移情翻译;精神分析;原文选择
【作者简介】郭灿，广东科技学院 外国语学院。
【基金项目】2019 年度广东科技学院校级科研项目“翻译中移情的精神分析视角研究”（GKY-2019KYYB-82）。
译者的主体性在每一个具体的翻译活动中都有其作用，也就是说，译者的主体性不仅表现在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和翻译上，还体现在对原文的选择、独特的翻译意图、采取的翻译策略，以及对译文的艺术呈现。在译文的引言部分或序言部分或之后对译文在译语系统中的预期文化影响的阐述中，译者的主体性表现得更加明显。本文从译者主体性的角度对译者移情进行了精神分析，尤其是译者选择原文时的主体性。
一、译者主体性体现
在某种程度上，翻译可以看作是一个决策过程。面对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文学作品，译者可能持有不同的观点和态度，不同的文化心态和取向。译者的主体性主要体现在对原著的选择上，从而实现自己的个人喜好和文学追求。源文本选择有两种类型：面向目的的文本选择和面向口味的文本选择。目的导向型译者在翻译中往往有自己的目的。文本的选择可以显示译者的翻译目的，恰当地选择原文有助于翻译目标的实现，如女性主义译者在选择作品时，往往是出于性别的追求。正如杨武能所说：“我只翻译我喜欢或正在学习的作家和作品，尤其是那些风格与我相似的作品”（杨武能，1987）。当材料是他感兴趣的，译者可以很容易地共情作者，从而减少理解和解释原文的障碍。对于这个问题，许均宣称“选择一个人喜欢的作家和作品进行翻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成功了一半。如果译者喜欢某种作品，很容易产生共鸣，这对翻译很重要”（许均，2002）。此外，译者也应该意识到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以便选择最合适的文本。换言之，如果译者选择在内容和风格上与作者合拍的原文，对译者实现与作者的“移情”是非常有益的。译者在选择原文时考虑的因素有三个方面。
1.审美偏好。译者的审美偏好对审美对象——原文的美的欣赏和再现起着重要作用。因此，作为译者主体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译者的审美倾向影响着原文的选择和原文的再现。就郭沫若而言，他早期的诗歌审美取向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在诗歌形式上，郭沫若注重自我表达，在表现社会现实时强烈表现出“我的存在”;二是郭沫若十分强调情感主义，他认为诗歌的本质是抒情;三是郭沫若在诗歌创作中注重灵感和直觉，他对自由和创造性精神的偏爱影响了他对原文的选择。他曾经解释过为什么他选择翻译Fitzgerald版本的《鲁拜亚特》：
“除了Fitzgerald的版本外，还有E.H.Whinfield和J.Payne的版本，它们被认为更忠实。然而，作为一首译诗，Fitzgerald的版本比其他版本要好得多……我曾经读过一个日文版，共有150首诗，是直接从波斯语原著中翻译出来的。我把它和Fitzgerald的版本做了比较，发现它们在内容上几乎完全不同，但在贯穿整首诗的语气上却相似。像Fitzgerald这样的翻译可以被称为创作之作。我的版本是从菲茨杰拉德的英文译本第四版翻译过来的。你可以在我的译文中找到李白的印记。”（郭沫若，1979）
从以上的解释可以看出，有些譯者提倡的是基于语气的对等，而不是基于词或短语的对等。这一观点是根据罗宾逊（Robinson）的“习语基础对等”理论，将对等置于译者的内心感受中。无论是哪种情绪或感觉，它都源于译者，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总之，选择作者就像选择朋友一样，通常会选择那些表达相似观点的作品。
2.个人经历。郭沫若曾经陷入包办婚姻的泥潭，几乎找不到爱情和相互理解。他不满意这个安排，就去了日本，在那里他爱上了一个女孩安娜。他在《三叶记》中表达了对婚姻自由的向往。郭沫若利用自己的婚姻观选择了要翻译的作品。他总是选择他所爱的诗人，比如雪莱。用他的话来说，他们在翻译领域中“结婚”了。
“婚姻只能发生在坠入爱河、有同情心和情感交流的男女之间。我爱雪莱。我能感受到他的感受，共情于他。所以我们结婚，我们成为一个整体。我爱雪莱。那么他的诗就像我的诗，我翻译他的作品就好像我在写这些诗一样。”（郭沫若，1979）。
在郭沫若的心目中，译者不仅可以在“恋爱”时与作者“结婚”，也可以在激情消退时“离婚”。这一观点可以从他与歌德的“婚姻——离婚——再婚”经历中得到印证。郭沫若曾经是歌德的粉丝，并翻译了许多歌德的作品。《弗罗斯特》的第一部分就是在这一时期翻译的。但在完成第一部分之后，他抛弃了歌德。他透露：“与我能感受到歌德感受到的第一部分相比，我几乎无法理解第二部分，所以我不得不停止翻译……直到30年后，当我更有经验的时候，我也有类似的感觉，然后我很快就把它翻译好了。”（郭沫若，1979）。由此推断，郭沫若非常重视对原作者的“爱”。如果译者不能深入到作者身上，不能体验到他们的“爱情”，他就不得不放弃与作者的婚姻（翻译）。译者具有选择翻译内容的主观能动性。
3.社会责任。在一定的社会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因此，在选择翻译作品时，郭沫若的选择受到时代精神的影响。众所周知，郭沫若的翻译主要涉及两个时期：一个是五四时期，另一个是“文化大革命”前后。前者见证了中国文化的转型和中国文学的转型。新一代知识分子把思想启蒙作为主要任务，认为只有解放民族思想才能促进社会的改革和进步。译者的目的是通过翻译西方文学作品来宣传民主自由和个人解放。这种特殊的意图使当时的文学和翻译具有了爱国主义的特点。郭沫若也不可避免地翻译了带有爱国感情的作品。他对雪莱的翻译就是这种类型。他称赞雪莱为“真正的诗人”和“革命诗人”。这一革命特色在举世闻名的《西风颂》中得到了明显体现。雪莱在《西风颂》这首诗的最后两行中表达了他对希望通过一场革命获取自由的愿望！“风啊，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由于这首诗传达了人们走向胜利的信心，郭沫若选择了这首诗作为原文，希望它能鼓励被压迫人民忍受困难，为自由而战。 二、精神分析解释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移情翻译理论的指导下，译者总是选择自己喜欢的原著和与他们有共同经历的作者。这是因为译者对这些文本有更多的同情，从而在理解和解释原文时遇到的障碍更少。为什么译者会做出这些选择？译者的主体性如何在选择原文中发挥作用？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可以得到解释。
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1986），心灵分为三个部分：自我，主要是有意识的，服从于现实的原则;超我，一个试图把自己的规则强加于自我的初始权威;本我，大多是无意识的，服从于快乐的原则，它试图使自我满足它的欲望（弗洛伊德，1986）。这里可以把翻译过程与此相比较。译者显然是自我，自我的意识部分，必须面对现实，同时满足本我和超我的要求。在翻译中，Id就是ST，这是因为ST对于译者来说是一种迫切需要实现的愿望的复合体，即必须翻译的意义、双关语、典故、文体资源的復合体。翻译过程中的所有这些要素都停留在欲望的领域，因为尽管这些要素清楚地存在于译文中，但它们仍然要被翻译成译文，译者知道这项任务往往不可能完全完成。这是一种愿望，因为这是译者想要做的，也是在努力做到的。TT是超我，现实的原则。TL规定了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什么是可以接受的。译者总是受到现实原则的制约，他必须遵守各种语法、语义、拼写和语音规则，这样译文才能被接受。TT对译者施加了各种各样的限制，不允许在TT中出现某些效果、某些意义、某些内涵、某些双关语和典故，至少不以与ST中完全相同的方式出现，也就是说，直译大多数时候都必须被抛弃，因为它常常是无意义的，在目的语中会引起误导或根本不可接受。本我（ST）根据快乐原则（SL）推动自我（译者）满足自己的欲望。因此，可以说，译者对原作的选择是自我对本我的调整。
移情翻译要求译者忠实于原文和原文作者，设身处地，从别人的角度理解自己的立场，也就是说，译者应该抛弃自己的思想和意境，放弃自己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和自己事物的原始精神，走进作者作品的世界，让作者的精神状态完全占据自己的位置。这些要求使得译者的“自我”被忽视，换句话说，这些规则把译者的本我放在最后一个最小的位置，并对本我进行反抗。根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人格的三个部分始终存在，本我只能被压迫而不能被消除。译者的自我也不会让自己的“自我”完全被忽视，它总是尽一切努力去满足本我。由于这些规则要求译者放弃“自我”的东西，而“感觉”到另一个人——作者和原著，这是不可能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实现的。为了进行翻译，自我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通过选择译者喜爱和感兴趣的作品和作者，使他者成为“自我”。以郭沫若来说，在翻译中，他应该抛弃自己的思想和意境，放弃自己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和自己事物的原始精神，走进作者作品的世界，让作者的精神状态完全占据自己的身上，这些规则是他的超我部分，忽视了追求“自我”表现的本我：表现自己的思想以获得自我认同。为了维持本我与超我之间的平衡，自我做出调整，在翻译中，郭敬明总是选择那些表达相似观点的作品和他喜欢的作者。既然这些作品都是他喜欢和感兴趣的，那么一定有某种东西反映和体现了他自己的思想，那就是他的“自我”的一部分。郭沫若在翻译雪莱的作品时指出，他选择雪莱作品是出于他的审美偏好和社会目的（这一点已经在前面讨论过了）。他对情感主义的审美偏好和促进社会变革进步的目的，是他在《雪莱》中的“自我”。郭沫若选择自己最喜欢的雪莱作品作为原文，不仅在移情理论（超我）的规则下翻译了雪莱的思想，而且表达了原作中隐含的自己的思想（本我）。也就是说，译者之所以总是选择自己喜欢的文本，是因为他们选择自己喜欢的作品作为自己的翻译标准，从而使另一种文本成为“自我”，以满足本我。
如上所述，可以说，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移情翻译中译者选择原文的主体性是自我以现实的、社会的适当方式满足本我欲望的调节。
参考文献：
[1]Freud Sigmund. New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J]. London： Hogarth Press and the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i， 1953.
[2]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
[3]弗洛伊德.无意识的结构[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
[4]郭沫若.文艺论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5]许均.论翻译之选择[J].外国语，2002（1）：62-69.
[6]杨武能.阐释、接受与再创造的循环——文学翻译断想[J].中国翻译，1987（6）：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