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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南湘潭韶山毛泽东故居的毛泽东纪念馆里，珍藏着他的数千件珍贵遗物。每一件看似普通的东西背后都有着一段动人的故事。有些记载了伟人的亲情、友情、爱情的，有些则是反映他严于律己、勤俭节约、清廉为政、博览群书、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振兴鞠躬尽瘁的，每一件都是丰富具象的历史见证物。看着这些珍贵的历史遗物，更让人深深体会到“无情未必真豪杰”的道理。
妻子的文件箱
在毛泽东纪念馆里，珍藏着一只文件箱。这只文件箱是目前唯一保存下来、毛泽东与杨开慧共同使用过的遗物。这只旧箱子原是杨开慧的随身之物，用来装首饰的。毛泽东主持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时，两人曾用这只箱子装过革命文件。它生动地见证了这对革命志士、红色恋人的传奇爱情。
毛泽东同杨开慧的相识，说来也是一种机缘，主要是通过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1914年，杨昌济到湖南一师教书，讲授教育学和伦理学，毛泽东当时也在湖南一师读书，是杨昌济最欣赏的学生之一。杨开慧，1901年11月6日出生于长沙县板仓，与出身农家的毛泽东不同，论门第，她出身于世代书香之家；论年龄，她比毛泽东小8岁。
每逢周日，毛泽东就会到老师家里请教问题。后来成立了哲学研究小组，一起讨论，当时不仅有毛泽东，还有蔡和森、陈昌、张昆弟等一群学生围绕在杨昌济周围，而毛泽东的表现最令杨开慧喜欢。
时光匆匆，转眼已是1918年，赴北京大学担任伦理学教授的杨昌济，举家迁到了北京。就在这年秋天，25岁的毛泽东为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也来到北京。
在北京，毛泽东重逢了杨开慧。在杨开慧的笔下，毛泽东已令她芳心暗许：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十分爱他。自从听到他许多事，看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一直到他有许多信给我，表示他的爱意，我还不敢相信我有这样的幸运。
到了1920年9月，毛泽东被聘为湖南一师附小的主事，这时候他们的恋爱关系已经完全确定了，准备结婚。这年冬天的一天，杨开慧拿了一些东西搬进了毛泽东所在一师的教师宿舍。
婚后的日子幸福而充实，而共同的理想与信念，更使这对夫妻从生活的伴侣上到事业上的同志，升华成为经典的“红色恋人”。
1924年秋天，毛泽东从上海去广州出席党中央的会议，特地回长沙看望杨开慧母子。不久，他便叫人将杨开慧母子送到上海，和他生活在一起。杨开慧一边照顾毛泽东的生活，一边做党的工作。1924年底，毛泽东生病回湘时，带着杨开慧来到韶山过春节。期间，毛泽东在韶山进行了农民运动的尝试，组建了韶山的第一个党支部，组织了韶山农民协会和反帝反封建的群众团体——雪耻会。他们一直居住到次年才离开韶山，去了广东。不久，杨开慧又追随毛泽东前往广州，协助他在那里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北伐战争开始以后，毛泽东又带着杨开慧从广州回到长沙。不久，又一同去武汉。
在短短数年中，从长沙到上海，从广州到武汉，这只旧箱子跟随杨开慧，陪同丈夫走南闯北，箱中不见了“女为悦己者容”的首饰，取而代之的是夫妇二人革命的文件、手稿，是这对红色恋人的理想与事业。
1927年“八七”会议后，毛泽东按中央指示，回湖南组织领导秋收起义。杨开慧嘱咐保姆孙嫂带着毛岸英先回长沙板仓，自己则带着岸青、岸龙随毛泽东一起来到长沙。当毛泽东在沈家大屋参加了改组后的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后，便星夜送杨开慧母子去板仓。第二天清早，毛泽东匆匆离开，到湘赣边界领导秋收起义去了。毛泽东未曾料到，此行竞成为他与爱妻杨开慧的永诀。从此，杨开慧带着三个孩子留在板仓，继续从事党的秘密斗争。她仍用那只从武汉带回的箱子装党的文件和材料，也装自己平时写的一些诗文手稿和未发出的信件。
杨开慧回到板仓后的几年里，生活条件极为艰苦，靠毛泽东的大弟弟毛泽民从上海寄钱接济。她在给李一纯的信中不无辛酸地说：“由于泽民的家庭观念，我还没有饿饭……孙嫂不要我的工钱。”她甚至用包过东西的皱巴巴的纸片写信给李淑一，请李淑一买些纸笔和读物寄给她。尽管如此，杨开慧仍继续从事党的秘密斗争。1930年夏，国民党清乡队在板仓附近大肆抓捕中共秘密党员和革命群众，有人劝杨开慧设法去井冈山，她没有同意。杨开慧一方面掩护其他同志转移，一方面做各种应变的准备。危险之际，她没有忘记装在那只箱子中的文件和手稿。为使这些东西不落入敌人之手，她将党的文件密封在一个蓝花瓷坛里，埋在菜地底下，将一些没有发出的信和诗文手稿，藏在住房的夹壁墙内。1930 年，杨开慧不幸被捕，敌人将她的老屋搜了个遍，但没有捞到半点东西。同年11月14 日，杨开慧在经历了一个月苦难的狱中生活后，英勇就义于长沙浏阳门外的识字岭。
当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得知杨开慧牺牲的消息时，悲痛地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1957年，他写下《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以“骄杨”喻爱妻，安抚烈士的忠魂。
全国解放后，韶山毛泽东纪念馆等单位曾赴长沙板仓征集文物资料，杨开慧烈士的哥哥杨开智和嫂子李崇德捐献出他们精心保存的几件烈士衣服，以及那只长方形的旧箱子。
儿子的遗物
199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全面清理毛泽东留下的遗物时，出人意料地在仓库的一个柜子里发现了一批衣物。原来，这批衣物是毛泽东悄悄收藏的毛岸英的遗物。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新生的共和国面临巨大的威胁，新婚才一年的毛岸英找到了父亲，请求入朝参战，毛泽东同意了。
仅仅一个多月后，1950年11月25日，毛岸英在朝鲜战场壮烈牺牲。
毛泽东听到这个噩耗后，如晴天霹雳，整整一夜，他坐在沙发上没有起身，只是一根接一根抽着烟。
毛岸英牺牲后，周恩来曾以报告的形式向毛泽东提出应将烈士的遗体运回国内安葬，毛泽东看到报告后，只说了一句话：“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就这样，父亲把儿子永远留在了朝鲜。
而后，毛泽东唯一所做的，就是悄悄收好了儿子遗下的衣物，把它藏进衣柜，一藏就是整整20多年。
女儿的书签
1954年，毛泽东61岁生日，女儿李讷想亲手为父亲准备一个礼物，她想来想去，最后决定做一个书签。书签是用丝线在圆形的硬纸片上编织而成的，正面画了两个大寿桃，写了一个大大的“寿”字，反面写着：“送给亲爱的爸爸女儿李讷。”
1940年8月3日，在延安杨家岭窑洞，47岁的毛泽东迎来了最小的女儿——李讷的降生。他对幼女的钟爱，甚至让李讷成了工作人员动员毛泽东放下工作、放松休息的一个“法宝”。据李讷回忆：“我记得我最早学说话，有一句话就是‘爸爸，散步去’。我父亲后来进城还说了，说你小的时候，就会说‘爸爸,散步去’。我很小啊，就只两三岁，只能拽住他一个手指头，拉着他去散步，以后我逐渐长大，拉着他两个手指头，然后再拉着他三个手指头，然后拉着他整个的手，就是这样慢慢长大的。”
1947年3月，延安的形势骤然紧张，蒋介石调集了23万大军，对陕甘宁边区发动了重点进攻。当时，整个边区仅有人民解放军留守部队2万余人。审时度势后，毛泽东决定：诱敌深入，主动撤离延安。
由于转战陕北，形势所逼，毛泽东也只能暂时和心爱的女儿分别。大半年之后，父女俩终于在黄河边的南河底村重新相聚。
当年这个爱女送给慈父的寿桃图书签，毛泽东从收到那天起就一直珍藏在身边，整整22年，直到他去世。
兴趣广泛的证明——收音机、唱片和磁带
据韶山毛泽东纪念馆提供的一份统计目录显示，毛泽东生前听过的唱片有几千张，磁带有2400盒。这些唱片、磁带内容包罗万象，从戏剧、相声到国内外各种舞曲、古典音乐，应有尽有。其中，各种戏剧，尤其是京剧、昆曲占了绝大多数。
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不久，红军在一次战斗中缴获了一部美制军用收音机。后来，有关部门决定将其分配给毛泽东使用，以便他能及时收听新闻，掌握时局。
1946年，蒋介石挑起全面内战，疯狂地进攻解放区。毛泽东主动放弃延安，开始艰苦卓绝的陕北大转战。撤离时，毛泽东的许多日用品都被迫丢弃了，但这部笨重的收音机他却坚决不同意丢下。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还用这部收音机收听过时事新闻。随着科技事业的不断进步，这部收音机无论在式样上还是在功能上都已不合时宜了，毛泽东只好同意换台新的。而这台老式收音机后来作为毛泽东的遗物被留存下来。
1949年3月，毛泽东带着在延安时期添置的手摇留声机进入北平。随后，他购置了录音机、电唱机，也买来种种戏剧、音乐磁带，在政事繁忙的空隙听听这些唱片和磁带，让大脑休息放松一下。
为了能给毛泽东及时提供周到的服务，工作人员将唱片、磁带编号，制作了目录，并在目录上用特定的记号标明毛泽东常听的剧目，有的还写明了内容提要。
在这些众多磁带唱片中，占第一位的便是戏剧。毛泽东非常喜爱戏剧，在他的藏品中，常常是一个剧目，既有磁带又有唱片，既有不同流派的演唱又有同一流派不同个人的演唱。
毛泽东对京剧的爱好始于延安。那时，毛泽东居住的窑洞里时常传出那架每分钟78转的手摇留声机发出的动听的京剧唱段。毛泽东转战陕北时经常哼唱《空城计》、《草船借箭》的段子；到达西柏坡后则常听高庆奎的《逍遥津》、言菊朋的《卧龙吊孝》、程砚秋的《群英会》；进入北平前后，毛泽东最喜欢《霸王别姬》。
对于喜爱的剧目，毛泽东时常是看了又听，听了又看，充分领略其思想内涵和艺术魅力。拿传统神话戏曲《白蛇传》来说，毛泽东在1953年到1954年就连续看了多遍，身边保存的该剧的唱片资料，包括了京剧、粤剧、越剧等多种唱腔。1958年，毛泽东在上海，又一次提出看《白蛇传》，并留下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在欣赏情节紧张、斗争激烈的戏剧时，常常忍不住要掉泪，对受压迫、受剥削的人物形象更是倾注深情。
1958年，毛泽东来到上海。市委负责同志为主席准备娱乐活动，征求他的意见，他想了想说：“还是看场《白蛇传》吧。”
演出开始后，毛泽东一支烟没吸完，便入戏了，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的演员，再也不曾抽烟。他睁大眼睛盯着戏台，脸上的表情不断变化，时而热情洋溢，时而情思悠悠，时而扼腕叹息，唱得好的地方他就鼓掌。老和尚法海一出场，他的脸色就立即阴沉下来。
随着剧情的展开，许仙和白娘子开始了痛苦的生死离别。毛泽东完全入戏了，他的鼻翼开始翕动，大颗大颗的泪珠，顺脸滚下，落在胸襟上。
毛泽东越来越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旁若无人地哭出了声，那是一种颤抖的抽泣声，并且毫无顾忌地擦泪水，擤鼻涕，弄得他的警卫员李银桥坐立不安，只盼戏快些演完。
在演到法海将白娘子收钵镇压在雷峰塔下的一刻时，毛泽东突然愤怒地拍“案”而起： “不革命行吗？不造反行吗？”……很显然，他还深深地沉浸在剧情中，直到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才将毛泽东唤醒。他稍一怔，也跟着鼓起了掌。
毛泽东同演员见面时，用两只手同“青蛇”握手，用一只手同“许仙”和“白娘子”握手，没有理睬那个倒霉的老和尚“法海”。
毛泽东看戏“旁若无人”，平时哼唱戏剧时也“我行我素”，怡然自得，只是在记不清唱词时，才想到询问身边的工作人员。如果工作人员跟着他哼唱，他会显得不高兴。为便于晚年毛泽东听好戏剧，有关部门曾将戏剧唱词印成大字本，他一边听时，一边可以对照看唱词，免去了有时听不清的遗憾。
“单腿眼镜”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的视力开始下降，就连戴上眼镜，也很难看清楚书上的小字，这对一位酷爱读书的人来说是十分痛苦的事。他常说:“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
1974年，毛泽东患了白内障，几乎失明，直到1975年8月做完手术，有将近600天的时间他不得不放下手中的书。手术成功后，重新回到光明世界的毛泽东，似乎要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看书的劲头更大了。可是做了手术以后就必须戴眼镜。
毛泽东读书习惯于躺着看，戴上眼镜被眼镜腿硌着，很不舒服。后来，配眼镜的同志便突发奇想给他出了个主意，就是配两副单腿眼镜，一副只有“左腿”，一副只有“右腿”。
这样，毛泽东后来基本上是戴上他的“单腿眼镜”读书的。
1976年9月8日，毛泽东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但是，根据医疗组护理记录，这一天，毛泽东看文件、看书仍达11次之多，时间共2小时50分钟，也就是说，这一天，他平均每2小时看书一次，每次看书约15分钟。这天下午16时37分，经医生抢救，毛泽东再次睁开了眼睛，他要求看文件，在心律不齐、危在旦夕的情况下，阅读长达30分钟。
这是这个一生酷爱读书的老人的最后一次阅读，8个小时后，毛泽东永远合上了双眼，他再也用不上这两副特殊的“单腿眼镜”了。
（责任编辑：吴玫）
妻子的文件箱
在毛泽东纪念馆里，珍藏着一只文件箱。这只文件箱是目前唯一保存下来、毛泽东与杨开慧共同使用过的遗物。这只旧箱子原是杨开慧的随身之物，用来装首饰的。毛泽东主持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时，两人曾用这只箱子装过革命文件。它生动地见证了这对革命志士、红色恋人的传奇爱情。
毛泽东同杨开慧的相识，说来也是一种机缘，主要是通过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1914年，杨昌济到湖南一师教书，讲授教育学和伦理学，毛泽东当时也在湖南一师读书，是杨昌济最欣赏的学生之一。杨开慧，1901年11月6日出生于长沙县板仓，与出身农家的毛泽东不同，论门第，她出身于世代书香之家；论年龄，她比毛泽东小8岁。
每逢周日，毛泽东就会到老师家里请教问题。后来成立了哲学研究小组，一起讨论，当时不仅有毛泽东，还有蔡和森、陈昌、张昆弟等一群学生围绕在杨昌济周围，而毛泽东的表现最令杨开慧喜欢。
时光匆匆，转眼已是1918年，赴北京大学担任伦理学教授的杨昌济，举家迁到了北京。就在这年秋天，25岁的毛泽东为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也来到北京。
在北京，毛泽东重逢了杨开慧。在杨开慧的笔下，毛泽东已令她芳心暗许：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十分爱他。自从听到他许多事，看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一直到他有许多信给我，表示他的爱意，我还不敢相信我有这样的幸运。
到了1920年9月，毛泽东被聘为湖南一师附小的主事，这时候他们的恋爱关系已经完全确定了，准备结婚。这年冬天的一天，杨开慧拿了一些东西搬进了毛泽东所在一师的教师宿舍。
婚后的日子幸福而充实，而共同的理想与信念，更使这对夫妻从生活的伴侣上到事业上的同志，升华成为经典的“红色恋人”。
1924年秋天，毛泽东从上海去广州出席党中央的会议，特地回长沙看望杨开慧母子。不久，他便叫人将杨开慧母子送到上海，和他生活在一起。杨开慧一边照顾毛泽东的生活，一边做党的工作。1924年底，毛泽东生病回湘时，带着杨开慧来到韶山过春节。期间，毛泽东在韶山进行了农民运动的尝试，组建了韶山的第一个党支部，组织了韶山农民协会和反帝反封建的群众团体——雪耻会。他们一直居住到次年才离开韶山，去了广东。不久，杨开慧又追随毛泽东前往广州，协助他在那里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北伐战争开始以后，毛泽东又带着杨开慧从广州回到长沙。不久，又一同去武汉。
在短短数年中，从长沙到上海，从广州到武汉，这只旧箱子跟随杨开慧，陪同丈夫走南闯北，箱中不见了“女为悦己者容”的首饰，取而代之的是夫妇二人革命的文件、手稿，是这对红色恋人的理想与事业。
1927年“八七”会议后，毛泽东按中央指示，回湖南组织领导秋收起义。杨开慧嘱咐保姆孙嫂带着毛岸英先回长沙板仓，自己则带着岸青、岸龙随毛泽东一起来到长沙。当毛泽东在沈家大屋参加了改组后的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后，便星夜送杨开慧母子去板仓。第二天清早，毛泽东匆匆离开，到湘赣边界领导秋收起义去了。毛泽东未曾料到，此行竞成为他与爱妻杨开慧的永诀。从此，杨开慧带着三个孩子留在板仓，继续从事党的秘密斗争。她仍用那只从武汉带回的箱子装党的文件和材料，也装自己平时写的一些诗文手稿和未发出的信件。
杨开慧回到板仓后的几年里，生活条件极为艰苦，靠毛泽东的大弟弟毛泽民从上海寄钱接济。她在给李一纯的信中不无辛酸地说：“由于泽民的家庭观念，我还没有饿饭……孙嫂不要我的工钱。”她甚至用包过东西的皱巴巴的纸片写信给李淑一，请李淑一买些纸笔和读物寄给她。尽管如此，杨开慧仍继续从事党的秘密斗争。1930年夏，国民党清乡队在板仓附近大肆抓捕中共秘密党员和革命群众，有人劝杨开慧设法去井冈山，她没有同意。杨开慧一方面掩护其他同志转移，一方面做各种应变的准备。危险之际，她没有忘记装在那只箱子中的文件和手稿。为使这些东西不落入敌人之手，她将党的文件密封在一个蓝花瓷坛里，埋在菜地底下，将一些没有发出的信和诗文手稿，藏在住房的夹壁墙内。1930 年，杨开慧不幸被捕，敌人将她的老屋搜了个遍，但没有捞到半点东西。同年11月14 日，杨开慧在经历了一个月苦难的狱中生活后，英勇就义于长沙浏阳门外的识字岭。
当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得知杨开慧牺牲的消息时，悲痛地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1957年，他写下《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以“骄杨”喻爱妻，安抚烈士的忠魂。
全国解放后，韶山毛泽东纪念馆等单位曾赴长沙板仓征集文物资料，杨开慧烈士的哥哥杨开智和嫂子李崇德捐献出他们精心保存的几件烈士衣服，以及那只长方形的旧箱子。
儿子的遗物
199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全面清理毛泽东留下的遗物时，出人意料地在仓库的一个柜子里发现了一批衣物。原来，这批衣物是毛泽东悄悄收藏的毛岸英的遗物。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新生的共和国面临巨大的威胁，新婚才一年的毛岸英找到了父亲，请求入朝参战，毛泽东同意了。
仅仅一个多月后，1950年11月25日，毛岸英在朝鲜战场壮烈牺牲。
毛泽东听到这个噩耗后，如晴天霹雳，整整一夜，他坐在沙发上没有起身，只是一根接一根抽着烟。
毛岸英牺牲后，周恩来曾以报告的形式向毛泽东提出应将烈士的遗体运回国内安葬，毛泽东看到报告后，只说了一句话：“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就这样，父亲把儿子永远留在了朝鲜。
而后，毛泽东唯一所做的，就是悄悄收好了儿子遗下的衣物，把它藏进衣柜，一藏就是整整20多年。
女儿的书签
1954年，毛泽东61岁生日，女儿李讷想亲手为父亲准备一个礼物，她想来想去，最后决定做一个书签。书签是用丝线在圆形的硬纸片上编织而成的，正面画了两个大寿桃，写了一个大大的“寿”字，反面写着：“送给亲爱的爸爸女儿李讷。”
1940年8月3日，在延安杨家岭窑洞，47岁的毛泽东迎来了最小的女儿——李讷的降生。他对幼女的钟爱，甚至让李讷成了工作人员动员毛泽东放下工作、放松休息的一个“法宝”。据李讷回忆：“我记得我最早学说话，有一句话就是‘爸爸，散步去’。我父亲后来进城还说了，说你小的时候，就会说‘爸爸,散步去’。我很小啊，就只两三岁，只能拽住他一个手指头，拉着他去散步，以后我逐渐长大，拉着他两个手指头，然后再拉着他三个手指头，然后拉着他整个的手，就是这样慢慢长大的。”
1947年3月，延安的形势骤然紧张，蒋介石调集了23万大军，对陕甘宁边区发动了重点进攻。当时，整个边区仅有人民解放军留守部队2万余人。审时度势后，毛泽东决定：诱敌深入，主动撤离延安。
由于转战陕北，形势所逼，毛泽东也只能暂时和心爱的女儿分别。大半年之后，父女俩终于在黄河边的南河底村重新相聚。
当年这个爱女送给慈父的寿桃图书签，毛泽东从收到那天起就一直珍藏在身边，整整22年，直到他去世。
兴趣广泛的证明——收音机、唱片和磁带
据韶山毛泽东纪念馆提供的一份统计目录显示，毛泽东生前听过的唱片有几千张，磁带有2400盒。这些唱片、磁带内容包罗万象，从戏剧、相声到国内外各种舞曲、古典音乐，应有尽有。其中，各种戏剧，尤其是京剧、昆曲占了绝大多数。
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不久，红军在一次战斗中缴获了一部美制军用收音机。后来，有关部门决定将其分配给毛泽东使用，以便他能及时收听新闻，掌握时局。
1946年，蒋介石挑起全面内战，疯狂地进攻解放区。毛泽东主动放弃延安，开始艰苦卓绝的陕北大转战。撤离时，毛泽东的许多日用品都被迫丢弃了，但这部笨重的收音机他却坚决不同意丢下。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还用这部收音机收听过时事新闻。随着科技事业的不断进步，这部收音机无论在式样上还是在功能上都已不合时宜了，毛泽东只好同意换台新的。而这台老式收音机后来作为毛泽东的遗物被留存下来。
1949年3月，毛泽东带着在延安时期添置的手摇留声机进入北平。随后，他购置了录音机、电唱机，也买来种种戏剧、音乐磁带，在政事繁忙的空隙听听这些唱片和磁带，让大脑休息放松一下。
为了能给毛泽东及时提供周到的服务，工作人员将唱片、磁带编号，制作了目录，并在目录上用特定的记号标明毛泽东常听的剧目，有的还写明了内容提要。
在这些众多磁带唱片中，占第一位的便是戏剧。毛泽东非常喜爱戏剧，在他的藏品中，常常是一个剧目，既有磁带又有唱片，既有不同流派的演唱又有同一流派不同个人的演唱。
毛泽东对京剧的爱好始于延安。那时，毛泽东居住的窑洞里时常传出那架每分钟78转的手摇留声机发出的动听的京剧唱段。毛泽东转战陕北时经常哼唱《空城计》、《草船借箭》的段子；到达西柏坡后则常听高庆奎的《逍遥津》、言菊朋的《卧龙吊孝》、程砚秋的《群英会》；进入北平前后，毛泽东最喜欢《霸王别姬》。
对于喜爱的剧目，毛泽东时常是看了又听，听了又看，充分领略其思想内涵和艺术魅力。拿传统神话戏曲《白蛇传》来说，毛泽东在1953年到1954年就连续看了多遍，身边保存的该剧的唱片资料，包括了京剧、粤剧、越剧等多种唱腔。1958年，毛泽东在上海，又一次提出看《白蛇传》，并留下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在欣赏情节紧张、斗争激烈的戏剧时，常常忍不住要掉泪，对受压迫、受剥削的人物形象更是倾注深情。
1958年，毛泽东来到上海。市委负责同志为主席准备娱乐活动，征求他的意见，他想了想说：“还是看场《白蛇传》吧。”
演出开始后，毛泽东一支烟没吸完，便入戏了，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的演员，再也不曾抽烟。他睁大眼睛盯着戏台，脸上的表情不断变化，时而热情洋溢，时而情思悠悠，时而扼腕叹息，唱得好的地方他就鼓掌。老和尚法海一出场，他的脸色就立即阴沉下来。
随着剧情的展开，许仙和白娘子开始了痛苦的生死离别。毛泽东完全入戏了，他的鼻翼开始翕动，大颗大颗的泪珠，顺脸滚下，落在胸襟上。
毛泽东越来越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旁若无人地哭出了声，那是一种颤抖的抽泣声，并且毫无顾忌地擦泪水，擤鼻涕，弄得他的警卫员李银桥坐立不安，只盼戏快些演完。
在演到法海将白娘子收钵镇压在雷峰塔下的一刻时，毛泽东突然愤怒地拍“案”而起： “不革命行吗？不造反行吗？”……很显然，他还深深地沉浸在剧情中，直到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才将毛泽东唤醒。他稍一怔，也跟着鼓起了掌。
毛泽东同演员见面时，用两只手同“青蛇”握手，用一只手同“许仙”和“白娘子”握手，没有理睬那个倒霉的老和尚“法海”。
毛泽东看戏“旁若无人”，平时哼唱戏剧时也“我行我素”，怡然自得，只是在记不清唱词时，才想到询问身边的工作人员。如果工作人员跟着他哼唱，他会显得不高兴。为便于晚年毛泽东听好戏剧，有关部门曾将戏剧唱词印成大字本，他一边听时，一边可以对照看唱词，免去了有时听不清的遗憾。
“单腿眼镜”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的视力开始下降，就连戴上眼镜，也很难看清楚书上的小字，这对一位酷爱读书的人来说是十分痛苦的事。他常说:“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
1974年，毛泽东患了白内障，几乎失明，直到1975年8月做完手术，有将近600天的时间他不得不放下手中的书。手术成功后，重新回到光明世界的毛泽东，似乎要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看书的劲头更大了。可是做了手术以后就必须戴眼镜。
毛泽东读书习惯于躺着看，戴上眼镜被眼镜腿硌着，很不舒服。后来，配眼镜的同志便突发奇想给他出了个主意，就是配两副单腿眼镜，一副只有“左腿”，一副只有“右腿”。
这样，毛泽东后来基本上是戴上他的“单腿眼镜”读书的。
1976年9月8日，毛泽东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但是，根据医疗组护理记录，这一天，毛泽东看文件、看书仍达11次之多，时间共2小时50分钟，也就是说，这一天，他平均每2小时看书一次，每次看书约15分钟。这天下午16时37分，经医生抢救，毛泽东再次睁开了眼睛，他要求看文件，在心律不齐、危在旦夕的情况下，阅读长达30分钟。
这是这个一生酷爱读书的老人的最后一次阅读，8个小时后，毛泽东永远合上了双眼，他再也用不上这两副特殊的“单腿眼镜”了。
（责任编辑：吴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