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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二十二》的成功表明，人们越来越关注边缘人物的卑微命运。而过去几千年的人类历史，就是由数不清的男人和女人编织而成，他们有时会黯然接受世界就是这样的现实，有时也会绝望地试图改变它，但结果却是常常失败、偶尔成功。
历史就是关于先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这些事件促生了我们今天的生活。历史就是关于我们如何成为今天的我们的故事。是否可以进一步改变我们生活的世界，以及如何改变它，理解是关键。
从“王表”到“来自下层的历史”
在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中，掌握国家政权的集权主义者喊出了一句口号：“掌握了过去就控制了未来。”住在布莱希特诗歌中形容的宫殿里、享用诗歌中美味佳肴的那些人，总是对这一口号坚信不疑。
自从（五千年前）人类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批法老以来，统治者撰写的历史中就充斥着他们自己及其先辈取得的“功绩”。史书中记载着“伟人”如何建起了城市和纪念碑，如何带来了繁荣，如何取得丰功伟绩或军事胜利——相反，“恶人”则被认定要对世界上发生的每一件坏事负责。世界历史上的首批历史著作是君主与王朝的列表，被称作“王表”。
在这样的历史中，包含的知识容量仅限于记住这些王表，牢记“值得纪念的大人物”，或者是颇有谋略的权力竞争者。这种沉迷于琐碎历史的做法，既无助于我们去阐述过去，也无益于我们去理解当下。
另有一种回望历史的方法，则与有意识地追随“伟人”的形式截然不同。这种历史选取特定历史事件并讲述它们的故事，通常都是从历史事件的普通参与者的角度来进行描述。这样的历史令人迷醉。今天，利用普通人视角的素材制作的电视节目拥有庞大的观众群——所有频道都是如此。与过去古老的“国王、日期和事件”阐释方式（常识回答）相比，学生们对普通人视角的历史故事展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和兴趣。
但是，这种“来自下层的历史”也会遗漏具有重大意义的要点，那就是事件彼此之间的联系。只是对参与一桩历史事件的人们抱有同情的理解，并无法使我们明了塑造了他们生活、并且至今依然在塑造我们生活的更广阔力量。例如，不明白罗马帝国的兴衰，我们就无法理解基督教的兴起；不明白欧洲封建主义遭遇的巨大危机、不明白欧洲以外大陆文明的发展，我们就无法理解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肆意绽放；不明白工业革命的来龙去脉，我们就无法理解19世纪的工人运动。如果不明白这些及其他许多历史事件之间的紧密联系，我们也就无法理解人类如何走到了今天。
马克思为这一总体模式提供了富有洞见的解释。他指出，人类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在这个星球上生存下来，而每一种新的谋生手段的出现，都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必然地改变了彼此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的变化与“生产关系”的变化紧密结合，而这两者的变化，最终将会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改变整个社会的关系。
这样的历史阐释方法，并不否认个人及其宣扬的思想在人类历史上发挥的作用，而是认为在之前社会物质发展的积累、人们谋生的方式，以及阶级和国家的组成结构等前提下，个人或者个人的思想只能担当一定的角色。骨架与躯体不可同日而语。但要是没有骨架，躯体就会失去根基，无法存活。理解历史的物质“基础”，是理解其他所有事件一个非常必要但却非充分的前提。
两种偏见
人类在认识历史的过程中存在着两种偏见。
第一种偏见是，在延续不断的人类社会和历史中出现的关键因素在于“保持不变”的人类天性。这是一种遍布学界、主流媒体和大众文化的偏见。我们被告知，人类总是贪婪的、富有竞争性和攻击力，这解释了人类历史上的战争、剥削、奴役他人、压迫妇女等恶行的由来。这一“野蛮人”形象，也解释了一战西线战场上的血腥屠杀、二战中惨绝人寰的种族大屠杀。
然而，我的看法却与这种观点相反。我们今天所知的“人类天性”，实际上是历史的产物，而非其原因。我们的历史塑造了多种不同的人类天性，在漫长而伟大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斗争中，一种取代了另一种。
第二种偏见在最近十年广泛传播，即虽然人类社会在历史上发生过剧变，但未来却不会再发生变化，历史将会终结。1990年美国国务院顾问弗朗西斯·福山在一篇文章中宣称：某种程度上，我们正在见证“历史的终结”。剧烈的社会冲突和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已成过往——对此，成千上万的报纸编辑和电视新闻主播都表示赞同。
1998年，伦敦经济学院主任、英国新工党首相的社会学顾问安东尼·吉登斯，在其被大肆宣传但却鲜有人读的《第三條道路》中重复了福山的观点。吉登斯写道，我们生活在一个“除了资本主义之外别无选择的”世界中。他接受并复述了一个广泛传播的假设。但这却是一个站不住脚的假设。
作为一种国家整体生产的组织形式，资本主义的历史不过三四百年；作为一种世界整体生产的组织形式，资本主义的历史最多也就一百五十年。如果说一种只占据人类生命周期0.5%时间的社会运转模式将会主宰人类剩余的生命，未免有些牵强——除非人类的寿命行将终结。福山和吉登斯的著作只不过再次确证，马克思至少在一件事上是正确的，那就是马克思曾经说过的，“对资本主义而言，只有历史，再无其他”。
人类近期的历史并非平顺自然地向前发展，而是充满了反复的波动、恐怖的战争、血腥的内战、暴力革命和反革命等。大部分民众生活看似将要得到改善的时代，几乎总是让位于人民大众长达数十年乃至数百年遭受贫困和毁灭的历史。
不可否认，今天的我们在掌握自然方面堪称飞跃到了一个极高的水准。在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中，自然力量不再能使人们饥寒致死，曾经肆虐一时、令人闻之色变的疾病也逐渐被攻克。但这却并不足以改变在人类历史上，阶段性的饥荒、营养不良和战争等灾难夺走了数亿人的生命这一事实。
20世纪的历史记录证明了这一点。在这一百年中，工业资本主义终于接管了全世界，如今就连身处最偏远地区的农民或牧民，都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仰仗市场而活。在这一百年间，还充斥着战争、杀戮、贫困和野蛮，与人类过往历史中的任何时期相比都毫不逊色，以至于自由主义哲学家以赛亚·伯林将20世纪描述为“西方历史上最恐怖的一个世纪”。
20世纪最后几十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人类整体的生活水平得到了魔力般的改善。在这几十年间，东欧国家陷入大规模贫困；非洲各地接连发生灾荒并陷入看起来无穷无尽的内战；几乎一半拉美人民生活在贫困线之下；伊朗和伊拉克打了一场长达八年的战争；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联合起来，给予伊拉克和塞尔维亚强力军事打击。
历史并未终结，而且理解历史发展主要特征的需求，正在变得比以往更加迫切。
历史就是关于先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这些事件促生了我们今天的生活。历史就是关于我们如何成为今天的我们的故事。是否可以进一步改变我们生活的世界，以及如何改变它，理解是关键。
从“王表”到“来自下层的历史”
在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中，掌握国家政权的集权主义者喊出了一句口号：“掌握了过去就控制了未来。”住在布莱希特诗歌中形容的宫殿里、享用诗歌中美味佳肴的那些人，总是对这一口号坚信不疑。
自从（五千年前）人类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批法老以来，统治者撰写的历史中就充斥着他们自己及其先辈取得的“功绩”。史书中记载着“伟人”如何建起了城市和纪念碑，如何带来了繁荣，如何取得丰功伟绩或军事胜利——相反，“恶人”则被认定要对世界上发生的每一件坏事负责。世界历史上的首批历史著作是君主与王朝的列表，被称作“王表”。
在这样的历史中，包含的知识容量仅限于记住这些王表，牢记“值得纪念的大人物”，或者是颇有谋略的权力竞争者。这种沉迷于琐碎历史的做法，既无助于我们去阐述过去，也无益于我们去理解当下。
另有一种回望历史的方法，则与有意识地追随“伟人”的形式截然不同。这种历史选取特定历史事件并讲述它们的故事，通常都是从历史事件的普通参与者的角度来进行描述。这样的历史令人迷醉。今天，利用普通人视角的素材制作的电视节目拥有庞大的观众群——所有频道都是如此。与过去古老的“国王、日期和事件”阐释方式（常识回答）相比，学生们对普通人视角的历史故事展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和兴趣。
但是，这种“来自下层的历史”也会遗漏具有重大意义的要点，那就是事件彼此之间的联系。只是对参与一桩历史事件的人们抱有同情的理解，并无法使我们明了塑造了他们生活、并且至今依然在塑造我们生活的更广阔力量。例如，不明白罗马帝国的兴衰，我们就无法理解基督教的兴起；不明白欧洲封建主义遭遇的巨大危机、不明白欧洲以外大陆文明的发展，我们就无法理解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肆意绽放；不明白工业革命的来龙去脉，我们就无法理解19世纪的工人运动。如果不明白这些及其他许多历史事件之间的紧密联系，我们也就无法理解人类如何走到了今天。
马克思为这一总体模式提供了富有洞见的解释。他指出，人类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在这个星球上生存下来，而每一种新的谋生手段的出现，都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必然地改变了彼此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的变化与“生产关系”的变化紧密结合，而这两者的变化，最终将会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改变整个社会的关系。
这样的历史阐释方法，并不否认个人及其宣扬的思想在人类历史上发挥的作用，而是认为在之前社会物质发展的积累、人们谋生的方式，以及阶级和国家的组成结构等前提下，个人或者个人的思想只能担当一定的角色。骨架与躯体不可同日而语。但要是没有骨架，躯体就会失去根基，无法存活。理解历史的物质“基础”，是理解其他所有事件一个非常必要但却非充分的前提。
两种偏见
人类在认识历史的过程中存在着两种偏见。
第一种偏见是，在延续不断的人类社会和历史中出现的关键因素在于“保持不变”的人类天性。这是一种遍布学界、主流媒体和大众文化的偏见。我们被告知，人类总是贪婪的、富有竞争性和攻击力，这解释了人类历史上的战争、剥削、奴役他人、压迫妇女等恶行的由来。这一“野蛮人”形象，也解释了一战西线战场上的血腥屠杀、二战中惨绝人寰的种族大屠杀。
然而，我的看法却与这种观点相反。我们今天所知的“人类天性”，实际上是历史的产物，而非其原因。我们的历史塑造了多种不同的人类天性，在漫长而伟大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斗争中，一种取代了另一种。
第二种偏见在最近十年广泛传播，即虽然人类社会在历史上发生过剧变，但未来却不会再发生变化，历史将会终结。1990年美国国务院顾问弗朗西斯·福山在一篇文章中宣称：某种程度上，我们正在见证“历史的终结”。剧烈的社会冲突和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已成过往——对此，成千上万的报纸编辑和电视新闻主播都表示赞同。
1998年，伦敦经济学院主任、英国新工党首相的社会学顾问安东尼·吉登斯，在其被大肆宣传但却鲜有人读的《第三條道路》中重复了福山的观点。吉登斯写道，我们生活在一个“除了资本主义之外别无选择的”世界中。他接受并复述了一个广泛传播的假设。但这却是一个站不住脚的假设。
作为一种国家整体生产的组织形式，资本主义的历史不过三四百年；作为一种世界整体生产的组织形式，资本主义的历史最多也就一百五十年。如果说一种只占据人类生命周期0.5%时间的社会运转模式将会主宰人类剩余的生命，未免有些牵强——除非人类的寿命行将终结。福山和吉登斯的著作只不过再次确证，马克思至少在一件事上是正确的，那就是马克思曾经说过的，“对资本主义而言，只有历史，再无其他”。
人类近期的历史并非平顺自然地向前发展，而是充满了反复的波动、恐怖的战争、血腥的内战、暴力革命和反革命等。大部分民众生活看似将要得到改善的时代，几乎总是让位于人民大众长达数十年乃至数百年遭受贫困和毁灭的历史。
不可否认，今天的我们在掌握自然方面堪称飞跃到了一个极高的水准。在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中，自然力量不再能使人们饥寒致死，曾经肆虐一时、令人闻之色变的疾病也逐渐被攻克。但这却并不足以改变在人类历史上，阶段性的饥荒、营养不良和战争等灾难夺走了数亿人的生命这一事实。
20世纪的历史记录证明了这一点。在这一百年中，工业资本主义终于接管了全世界，如今就连身处最偏远地区的农民或牧民，都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仰仗市场而活。在这一百年间，还充斥着战争、杀戮、贫困和野蛮，与人类过往历史中的任何时期相比都毫不逊色，以至于自由主义哲学家以赛亚·伯林将20世纪描述为“西方历史上最恐怖的一个世纪”。
20世纪最后几十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人类整体的生活水平得到了魔力般的改善。在这几十年间，东欧国家陷入大规模贫困；非洲各地接连发生灾荒并陷入看起来无穷无尽的内战；几乎一半拉美人民生活在贫困线之下；伊朗和伊拉克打了一场长达八年的战争；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联合起来，给予伊拉克和塞尔维亚强力军事打击。
历史并未终结，而且理解历史发展主要特征的需求，正在变得比以往更加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