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村落文化景观中，最基本的因素还是群山环抱的，疑似桃花源的自然环境。优越的地理环境吸引了大量的中原望族前来避难。山重水阻，闭塞的环境迎来避乱世的人们，然后秀美山河使这些人在徽州留下来。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提到：生产关系是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关系，政治、经济、宗教关系都是受其支配。宗族关系也是生产关系的一种，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徽州文化的方方面面。正是由于避难的人们多为整族迁来，屯聚成村，因此宗族观念很强烈，籍贯的归属对每一个徽州人都很重要。即使不是在徽州出生也不忘原籍在徽州。朱熹生在福建，而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徽州人都认为他祖籍徽州歙县；胡适寓居他乡几十年，写自传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安徽徽州人”。宗族制度的重要在徽州宗祠的修建中也可见一斑。徽州各个宗族对祠堂的修建都很重视。宗祠是徽州最高大、最辉煌的建筑，也是各个村落的心理中心。用于祭祖、商议大事、也做娱乐活动等，呈坎的罗东舒祠更是以大而精闻名。
　　随之而来的是中原的文化，也把风水等观念带人了徽州以及中原地区学而优则仕的观念。这些来自中原的观念不断地同化着这里的原著居民——山岳人，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原人也慢慢被同化，最终两者合二为一，成为徽州人，徽州的文化也就此产生。徽州的古村落都是按照风水在布局的，不仅村落的整体布局如此，民居中也有很多体现风水的细节，比如呈坎村中的“泰山石敢当”“辟邪镜”“内八字的聚财墙”等等。在潜口我们也看到了民居的宅门斜开，以斜辟邪的说法等等都有所体现。
　　中原人的人迁带来了文风鼎盛的徽州，徽州人坚信读书是天下第一等要事，“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徽州的男孩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往异地求学或经商。考中功名，继而入朝为官，被徽州人认为是成才的重要途径。在屯溪老街的三雕店铺做访谈的时候，很多都是衣锦还乡、荣归故里的景象。还有三种出现的频率也非常的高，包括在西园的砖雕上也有见到，就是姜太公垂钓，文王访贤，三顾茅庐的故事，很显然在徽州人们的心目中为朝廷做事、为社稷出力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也是光大门楣的很好的途径。
　　也正是因为这样，商是儒商，医是儒医。徽州地区人多地少，人民生活较为贫困，而因为得天独厚，盛产木材、茶叶等，再加上临近地区为浙江、江苏等商品经济发达地区，为徽商的崛起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徽商的活动范围基本遍及全国，所谓“无徽不成镇”也就是说徽商无所不至，为很多城镇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徽州商帮大异于其他商帮的重要特色是“贾而好儒”，徽商的文化素质一般较高，信奉“读书好经商好，效好便好”，文化素质的提高给徽商的经商活动带来了很多的便利，把古代文化中的谋略等化为经商的有力经验，使徽商在中国的商业舞台上独领风骚好几百年。
　　徽州文化受到新安理学的影响很深厚，他们是天人合一论的主张者，讲究和谐发展的思想，古徽州的人们从来就有一种和谐社会的思想在指导他们的生活。比如，徽州地区自古以来就有封山育林的习惯，游览期间也有所见闻。而众川河岸上的“公禁河鱼”更是体现徽州人民对生态经济的自主约束力。还有呈坎村的燕翼堂，它的天井下依次有沙，鹅卵石，木炭，对水过滤作用，说明当初的人们依然有了环保意识。而在现在的村民的生活中，我们也找到了生态文明的痕迹。在入户调查中，我们发现，生活条件较好的住户，家中有一台沼气转换装置，把家中厕所所产生的沼气作为燃料送人气灶，加热食物等。
　　在徽州这块并不广阔的土地上，在几乎每一个文化领域，都取得了璀璨的成果，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科技等方面，可以说是高度的整体性的协调发展。徽州文化的形成若要追其根源，在很大程度上与徽州地区的地理环境脱不了关系。因此，我们在对徽州进行旅游开发的同时，不能忘了对当地人地关系以及生态文明的思考，这样才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