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鲁迅笔下常常出现两个“故乡”，即自然的乡土和宗法的城镇。自然乡土释放的是鲁迅童年的天然野性，其笔下无论是风土、风情还风物，都与承载封建文化教育的“鲁镇”相形甚远。而随着鲁迅远离故乡进入中外的城市，他回望的视角和态度就开始“异变”并且复杂起来，一方面是对敦朴乡土的眷恋和赞美，一方面是对宗法城镇的批判和背离。本文试从乡土、城镇两种文学语境，具体分析阐述鲁迅创作中复杂的“怀乡”情结。
　　关键词：鲁迅 故乡 乡土 城镇 怀乡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鲁迅与他的故乡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缘，所以他不仅藉故乡为题，创作出极具政治文化批判的文学经典，同时也开创了以绍兴为地域特色的现代乡土文学的先河。在书写“怀乡”的作品中，读者轻而易举就能够发现其中的两个故乡：“乡土”的故乡和“城镇”的故乡。而在众多描写故乡的文字中，鲁迅又流露出不同的“怀乡”情感：其中既有对于纯乡土的依恋，又有对宗法城镇的批判，多种情感异常复杂。那么，本文就以此为立足点，开掘落在这两个不同故乡中，作者情感是如何变化和演进的。
　　一 两个故乡
　　在鲁迅的很多作品中，都出现过对“S城”、“鲁镇”、“平桥村”等这些乡村和城镇景观的书写。而它们实际的地点：一是鲁迅母亲的故家：会稽安桥头；二是鲁迅父亲的故家：绍兴。从对乡村、城镇两个环境景象及人物事的书写中，我们可以看出鲁迅灵魂深处对故乡始而眷恋终而置疑并逃离的态度。
　　鲁迅作品中常出现的“平桥村”等乡村，这是鲁迅内心深沉眷恋的“自然的乡土”，主要来自于鲁迅对母亲故家“安桥头”天然野性生活的记忆。鲁迅的笔名是他成年后使用的，众所周知的原因之一是使用了母姓，由此可见鲁迅的母家对其影响有多深！周作人曾介绍过，鲁迅的“母家姓鲁，住在会稽的安桥头，住民差不多全是姓鲁的”。按绍兴的习俗，凡出嫁的女儿，如果还未当家，夏天可以回母家去消夏。童年少年时代的鲁迅随行至此，可以藉此投入到农民田间野趣、余闲自娱、不受繁多礼仪羁绊、随兴袒露真性情的自然乡土生活中，由此在鲁迅心中多少产生了对乡土生活的眷恋。鲁迅曾这样写下他的母家安桥头：“是一个离海边也不远，极偏僻的临河小村庄，住户不满三十家，都种田，打鱼，只有一家很小的杂货店，但在我是乐土了。”于是在鲁迅的回忆性文字中，乡野的田园风光、民间社戏都像“仙境”一样曼妙，而那些诚勇的乡间少年、朴讷的村中老汉，都成为尘世不染的“桃源”人物了。
　　母家的生活确实是鲁迅自然人生中最欢乐的时光，这段时光也就成为鲁迅回忆故乡的文字中最富缱绻情思的情感流露处。尤其是鲁迅对于故乡社戏的反复追忆，其中最引人入胜的是《无常》和《女吊》这两部曾被周作人称为鲁迅创作中“两大极品”的散文。首先在观戏地点上，是鲁迅的母家，观戏的方式是撑船前往，并在水中观看，往返水路过程中，又有无限的田园风情和偷食野味的乐趣。其次，在作品中出现的两个“人物”，分别是鲁迅故乡社戏中的男鬼和女鬼。这两个鬼是其乡人异常喜爱的戏剧形象，也更符合绍兴乡土百姓的性情和好恶观，这种观念深刻影响了鲁迅的精神、审美和创作。由此看出，鲁迅尤为重视艺术野性生命力并且极为关注真实、朴拙、极具生命感的艺术作品，这就与士大夫以及市民阶层的艺术审美观发生了质的距离。这些观念也可以从他自己选定的作品封面以及他极力倡导的木刻艺术等方面领略到。那么在他母家建立起来的民间倾向和情感走向，就奠定了他在回述母亲故里时的本能亲近、热爱和富有诗情。然而，除了美好的自然乡土以外，我们还在鲁迅作品中看到了宗法制的乡土。例如，《风波》、《阿Q正传》等对于宗法制弊端的批判，尽显文中。这就使得作家在回视乡土时，不断地在对“牧歌般的乡村”的赞美和对“无望的乡村”的批判之间徘徊和往复。
　　对于“S城”、“鲁镇”等城镇的记忆，鲁迅的文字里则充满知识分子式的思考和批判，同时包含多种复杂的情感。在这些“城镇”中承载了鲁迅太多不愉快的记忆：宗法宗族的压制；家道败落后绍兴城人的歧视和冷漠；家庭和私塾教育的严厉和正统；父亲因庸医延误而死去；奉母命而不得不终生奉养无爱的妻朱安等。这一切都成为鲁迅憎恶绍兴、逃离绍兴的原因。鲁迅小说中的小镇景象描写也是荒凉而单调，了无生气，刻满了伤痕与污点的。小镇人物不是疾病就是死亡，抑或麻木和堕落。与这些作品中出现的深深忧郁相比，“乡土”故事中出现的短暂的“田园美梦”显然不足以给叙述者注入对美好未来的憧憬，而仅能在鲁迅精神小憩时提供些许慰藉。
　　然而除了痛苦的回忆外，城镇生活里也包括鲁迅对传统知识的启蒙，这为鲁迅未来之路的选择奠定了基础。可以这样说，如果鲁迅没能出身于“士”家而一直生活在他的母家，那他可能也会沦为他笔下愚顿而木讷的“闰土”。在鲁迅的成长中，城镇可视为他向现代文明发展的过渡区域，为他打开了文化之窗和“进化”之门，为他培植了理想和希望。但是这个小城却还不具有真正意义的现代文化的容量，而且它对“现代化”事实是排斥和敌对的。此外，这个小城在与乡村和都市的连接对比中，既失去了自然本真，又承载着传统的政治和文化因袭。于是这个城镇就“驱逐”了“异端”鲁迅，促使他到“异地”去了。鲁迅到“准现代化”的南京和真正现代化的城市东京去，才完成了现代知识、文化和观念的储备。
　　后来，鲁迅几经回到绍兴又离开，再到北京、广州、厦门、上海。在这样的回转流徙和奔波中，做为“游民”的鲁迅在回到故乡城镇时，情感越发复杂。其中既有对于旧家台门陨落的伤痛，又有对于文化启蒙时期知识的追索和恩师传业的愉悦回忆；既有对刚回国时饱受“辨灾”指斥的恶气，也有与范爱农等同乡共同创业时的激情追溯。
　　二 永远的“精神流浪汉”
　　作为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中间者”，对于“故乡”的怀念，鲁迅与传统“士人”的“怀乡”情感迥然不同。作为现代文化的奠基者，鲁迅在其“精神流浪”中异常痛苦。最终，他逐渐摆脱了“怀乡”这一牵绊，成为能够站在民族和人类高度，为大众寻求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生存之路伟大的和永远的“过客”。 　　首先，作为知识分子式的“游民”，鲁迅和同时代的“漂泊者”一样，都是为了“夸父”式的理想而选择了离开故乡。而事实上这种理想永远都不可能实现，但“逐日”的追求却如同无形的“镣铐”一样圈固了鲁迅与“漂泊者”的灵魂，使他们抛弃了世代生息的乡土，走上了漂泊“在路上”的艰难之路。其次，在经历过城市生活的激荡后，他们真正成为了“精神流浪汉”。当心灵深处响起“归去”的呼唤时，他们也曾回到久别的故乡，却发现“故乡”依旧，那里只是生命的“坟墓”。游子们失落，而且发现自己也成为再也“回不去”家乡的“客子”。于是他们只有两种选择：一种匆匆而来后又匆匆离去，在一来一去中永远埋葬了思乡的旧梦；另一种像从未离开一样，蒙上自己的明眸，自欺欺人地守候在梦中的家乡。事实上，人已陷入了两难的永远走不出去的怪圈，灵魂哪里也找不到安放处。这正折射了当时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
　　鲁迅以故乡和城镇作为表现对象的作品的“怀乡”情感，以《故乡》为转折点前后出现较大变化。《故乡》之前的作品，大多以鲁镇为原型，充满强烈的批判精神。而之后《祝福》、《在酒楼上》、《孤独者》等，情感出现了复杂化倾向。然而与现代“游民”不同的是，鲁迅在经历了上述的精神困境后最终摆脱和冲出了困境。在这些作品里，鲁迅总是将自己在作品中分化成两个人物。《在酒楼上》是“我”和吕韦甫，在《孤独者》中是“我”和魏连殳。毫无疑问，鲁迅在精神上最为接近吕韦甫和魏连殳，甚至就是“他们”。在这样的作品中，鲁迅总是以对话展开情节来自剖内心世界。对话双方的身份可分为“守望者”和“漂泊者”（同时也是“寻梦者”）。作品开头，作为“归来者”的“漂泊者”，刚到故乡时总是急切地要见到旧时的玩伴或同事，并试图找寻记忆中旧时的乡土，藉此表达游子多年的眷念。然而在见到故人后，在对谈中逐渐感到隔膜冷漠和失落，结尾中摒弃了留下来的一丝意愿。
　　如《祝福》，鲁迅开头这样描写鲁镇：“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灰黑色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是送灶的爆竹……我是正在这一夜回到我的故乡鲁镇的，虽说故乡，然而已没有家，所以只得暂寓在鲁四老爷的宅子里。”与《故乡》以及《在酒楼上》一样，“我”都是在荒寒阴霾的冬日里返回思念的故乡，在这样沉郁的天气又怎能有好心绪呢？随后是“我”见到了被人世所逼无所依恋又有所警觉的祥林嫂，在她“灵魂有无”的逼问和窘迫的对话后“我”倍感“不安”，于是决定逃离——“不如走吧，明天进城去……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到此，“我”仅仅是为了逃避而选择离开却不是出于对未来之路的确定而离开。最终，祥林嫂的死启迪了“我”思想的求证，这才促成了“我”确认离开，而且坚定了前行之路。在这里，有一个回旋往复的犹疑过程，直至犹疑被去除掉。小说结尾：“我在朦胧中，又隐约听到远处的爆竹和连绵不断的似乎合成一天音响的浓云，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拥抱了全市镇，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只觉得天地合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家中蹒跚，预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祝福》以“祝福”起，以“祝福”结。在这个圆环中，作者完成的是对自我选择的阙疑到确认，鲁镇上无论是祝福的人们还是享用着祝福的神仙，都一样沉醉在“祝福”的蒙蔽中而无可改变，这样，“我”离去的脚步就是至为坚定的了。
　　《故乡》的结尾也有过类似的情感回旋。在“我”看来，作品中无论是“我”“辛苦而展转的生活”，还是“闰土的辛苦而麻木的生活”，亦或“别人的辛苦而恣睢的生活”，都是“我”所不希望的侄儿所要经历的生活，同时也是“我”对自己“辛苦而展转的生活”感觉到疲惫和对其目的产生了怀疑。然而最终，鲁迅在作品里还是给自己和他人留下了希望：“希望本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
　　类似的结尾同样也出现在《在酒楼上》和《孤独者》中。在《在酒楼上》中，“我”以“漂泊者”的身份和“守望者”吕韦甫对白之后，“一同走出店门，他所住的旅馆和我的方向正相反，就在门口分别了。我独自向着自己的旅馆走，寒风和雪片扑在脸上，倒觉得很爽快，见天色已是黄昏，屋宇和街道都织在密雪纯白而不定的罗网里。” 在《孤独者》中，魏连殳死后，“我快步走着，仿佛要从一种沉重的东西中冲出，但是不能够，耳朵中有什么挣扎着，久之，久之，终于挣扎出来了，隐约像是长嗥，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我的心就轻松起来，坦然的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
　　这些作品的结尾处，都有“我”挣扎后的抉择，那就是继续做一个永不归去的“漂泊者”。在这个过程中，鲁迅借“我”的思想动态表达了他自己对故乡“思念——失望——决别”的情感转折和对未来之路“怀疑——确认——行动”的选择。这正如作者鲁迅在多年“流浪”之后也曾有过再回故乡的闪念，但又自行否定了回乡的可能。他在写给曹聚仁的信里说：“倘能暂时居乡，本为夙愿，但他乡不熟悉，故乡又不能归去。”由此说明鲁迅也同他作品中的人物一样，最终摆脱了狭隘怀乡的“精神困境”，在孤独中踏出了“人之子”愤然前行的伟大足迹。
　　参考文献：
　　[1] 鲁迅：《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2] 周作人：《鲁迅的故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3] 陈方竞：《他身上流淌着农民的血液——鲁迅与浙东民性之联系》，《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1期。
　　[4] 张英进：《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空间时间与性别构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5] 钱理群：《我的精神自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作者简介：王文津，女，1972—，内蒙古赤峰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赤峰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