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颇多旧籍新刊，这些新刊的旧籍使不少读者产生面对故友似的亲切感；而重读之后，又每每仍有耳目一新之感。古人说“好书不厌千回读”，似乎还可以说成“好书不厌千回印”呢。王瑶先生的《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就是这样一部好书。它的前身《中古文学思想》、《中古文人生活》和《中古文学风貌》(棠棣出版社，一九五一年版)及其选萃本《中古文学史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五六、一九八一年版)，我都一一拜读过。记得当年读棠棣版时，“文革”才刚结束，浩劫之后，好书觅读不易，幸而同窗某君不知从何处陆续弄来，于是几人排队轮读。灯黄壁白，更深风清，想起当年通宵夜读的情景，至今犹是别有滋味。
　　我相信象我这样先后数次读王瑶先生大著的人还有不少。事实上，这部著作跟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和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起，都是研治中古文学史的学人起码的参考书，不可能不认真研读的。当然，书中的某些观点尚容商榷，不少材料也有待作更细致的甄别或更合理的阐释；不过，一部学术著作，三十多年来由三个出版社多次出版(且不论日译本)，它的学术价值恐怕大致可以推知了。
　　但是我更感兴趣的是：它为什么是有学术价值的好书？这不是出于好奇。研读学术名著，除了接受其中正确的观点以外，更重要的是能理解和掌握贯穿此书的研究方法，然后方能举一隅而反三，获取更大的教益。推究它为什么有价值，目的就在于此。
　　王瑶先生在本书新序中自称其研究方法和思路“是深深受到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的影响的”(第2页)，确系金针度人的实话，这在“文学思想”和“文人生活”两辑中尤为明显。鲁迅先生那篇典范之作的研究方法，傅璇琮先生曾有专文论述，以为从纵向看“就是要求从历史文化总背景下来研讨古典作家和作品”；从横向看，一是研究“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民情风俗对于文学的影响”；“二是研究文化各领域、各学科与文学的关系”；三是对文学创作主体一一作家的研究，即研究一个时期“文人特有的生活道路、心理状态和思维方式，即他们的整个的精神风貌”(《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698期)。我以为这个概括是恰当的。粗略地说，本书《政治社会情况与文士地位》、《玄学与清谈》和《论希企隐逸之风》就分别可以作为上述三种横向联系的例子——当然这只是就侧重面而言，因为三方面是互相联系密不可分的，亦即都是从历史文化总背景出发的。
　　这里的所谓历史文化总背景，并不是包罗无遗地指历史文化的所有方面和一切形态。这不但在实践上近乎不可能，而且在理论上是机械的。因为文学作为社会结构的一个层次，不仅仅与社会这个复合性多元结构总体以及其它层次发生同构的联系，而且互相之间还有一定的距离和差异，这就是结构主义者要强调系统的每一层次作为亚系统的半自律性的原因。所以泛泛地求包罗万象的“文化总背景”是无视事物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违背客观规律的。
　　也许我们用得着文化学上的一个概念：“文化焦点”(CulturalCore)。一定时代一定地域的文化结构诸因素中，有一个或一些文化因素决定该文化结构的中心特征和变迁趋向，并决定其它因素的面貌和功能，这一个或一些文化因素就构成文化焦点。就宏观结构而言是如此，就某些文化现象或文化层次而言也是如此。在文化发展史上，某些不同规则变体的文化因素及其传播，对文化焦点的形成及其变迁尤其具有重大的意义。
　　显然，只有抓住文化焦点，方能真正把握历史文化总背景的本质、特征和变化，并且循此透彻理解特定的文化现象(比如文学现象)。然而在实际研究工作中，文化焦点是不可先验预设的，恰恰需要从特定的文化现象和历史文化总背景之中去离析提取，所以这是一个“阐释之循环”。文化学家一般认为物质产品、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或结构)是广义文化的三大基本因子，它们之间互相影响，互相制约，形成一个互动的结构；物质产品是文化的深层基础，意识形态是文化的集中表现，而社会制度则是互动结构的中介和关键点。虽则就中国的情况来看，社会政治制度所起的作用似较重大，但总的来说，文化焦点何在，须视一定时代一定地域一定范围内文化三因子的具体情况及其关系而定，一切先验预设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我们过去总是仅仅从生产力发展程度和阶级斗争状况出发分析包括文学史在内的所有文化现象，从文化学的角度看——姑且撇开政治原因不论——就是预设一个一成不变的文化焦点，因此是简单化的，甚至是形而上学的。
　　
　　文化是人类社会活动的成果，并且成为人类进一步活动的前提和条件，因此文化现象及其焦点势必与文化创造的主体——人的心态密切对应，构成互为前提的关系。若要通过一定的文化焦点把握一定时空内文化的总体特征、具体面貌和变迁趋向，势必要始终紧扣同一时空内整代人的共同心态，特别是代表文化最高水平(或曰“垄断文化成果”)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心态；反过来说，要把握一代人以及一代知识分子共同心态的途径，亦恰恰是把握一定时空内的文化背景及其焦点，这又是一个“阐释之循环”。
　　以心态为基本着眼点，以文化焦点为契机研究文学史的规律，这就是本书的基本思路和方法。王瑶先生说鲁迅先生“能从丰富复杂的文学历史中找出带普遍性的、可以反映时代特征和本质意义的典型现象，然后从这些现象的具体分析和阐述中来体现文学的发展规律”(第3页)，我揣摩也庶几近于这个意思。鲁迅先生那篇典范作品，就是从“药”与“酒”这两个具体而微的文化元素入手，联系相关的文人生活和作品、时代背景和社会思潮，紧紧扣住魏晋之际传统儒学思想及其相应的社会结构面临危机与重建这一文化焦点，深入挖掘魏晋名士面临危机时的焦虑、颓废、怀疑、解脱等种种心态类型及其外在表现，对传统儒家经学或维护、或弃置、或重建的种种态度和努力，从而深刻地把握住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的发展规律。又如本书《论希企隐逸之风》一篇，先分析中国封建社会士大夫隐逸之风的一般模式：避世而隐，为隐而隐，隐而未隐(朝隐)，这些隐逸模式变体的社会意义以及社会(主要指朝廷和士林)的评价和反应；接着分析魏晋时期隐逸之风的社会思想根源：“时方颠沛”引起的流徒和依附豪强，党锢迫害的黑暗政治，玄学理论超乎世俗、宅心玄远的影响和与佛理名僧的同化；再进一步分析相应的心态及其在文学上的表现：从阮籍、嵇康饱含不满现实的忧患之情的希企隐逸，到潘岳等人诗写闲居高情、行则拜尘趋利，直到大小谢和齐梁诗人一方面自认“从宦非宦侣，避世不避喧”(沈约)，一方面又求“言税辽东田”(谢)、“久欲还东山”(谢灵运)，求心迹双寂，“慢慢地把隐逸的忧患背景取消了，单纯地成了对隐逸生活的超然的欣羡，又慢慢地认为自己目前的从仕，早已然获得了这种抗志尘表的意境，所差少的只是居住山泽的形迹。于是就有的还要再求心迹的合一；有的就认为‘迹’是不重要的，干脆便不要迹了；这样就变成了单纯的‘朝隐’——‘仕’的代名词。这当然是时代的变迁，也是社会情势的变迁。于是不但隐逸成了太平政治的点缀；同时隐逸的希企也成了士大夫生活的点缀了。”(第195页)当然还有陶渊明，“他所写的与其说是隐逸生活的希求，毋宁说是隐逸生活的本身。”(第194页)就这样，本文从希企隐逸这一文化现象入手，广泛涉及意识形态背景即玄学在传统儒家经学危机中的产生和发展，社会政治背景即汉末外戚宦官政治导致的三国鼎立、随后的司马篡位、八王之乱、永嘉南渡直到南北分裂这种战乱频仍充满内忧外患的现实状况，紧扣士大夫在上述思想、政治背景下的心态主潮及其变体，有力地揭示了贯穿中古文学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并深刻地阐明了它的内在意义和价值，理论眼光宏大深远，史料处理细致入微，纵横捭阖，精博兼济，令人叹为观止。
　　当然要吹求一二也并非绝不可能。比如从政治制度(这常常比政治状况更接近问题的本质)上着眼，门阀制度不可不谓是魏晋南北朝的文化焦点之一，在本书《政治社会情况与文士地位》一文中也有所论及，但这一制度与隐逸之风之间的关系却多少被轻视或忽略了。谢灵运的山水诗“几乎每首都要插入两句希企嘉遁的句子”，这是否可理解为“他的希羡隐逸，是由心与迹的分家(朝隐)，求心与迹的合一的”(第194页)呢？如果考虑到康乐是功名显赫、世代居宰相之要的谢氏家族成员，却被放到“外省”作地方官，则恐怕从他的山水诗中能更多地体味出失意、无聊和不满来，前人多批评谢氏描状山水之句与“点题”的希企嘉遁之句不能情景融合，有生拼硬凑之感，似乎正透露出谢氏之希企嘉遁有其不得已之处，甚至有其言不由衷的一面。同样，陶渊明为陶侃之后人，却仅授彭泽令，还得“为五斗米折腰”，那么他之弃官躬耕、他之“悠然见南山”的一面以外还有“刑天舞干戚”的一面，恐怕也与此不无联系，而称他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谓他所写是“隐逸生活的本身”，是否也还值得再推敲呢？不过，倘若我上述吹求之词不完全是偏见妄语而多少有些道理的话，倒是仍可说明把握文化焦点之重要的。
　　
　　其实，许多中外学术名著都是重视把握一定的文化焦点并借此深入透视文学史的。比如勃兰兑斯的巨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潮》，每一分册即分别抓住某一文化焦点统摄全局，逐步展开，其博大精深、汪洋恣肆早已为学人所共道了。又如程千帆先生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就是以唐代政治制度史上对士人心态影响最深的进士科举制度为重点，深入考论其中为人忽略或误解的一个关键现象——行卷，从而深入阐发唐代文学的发展规律，诚为明断千古公案的“小书大著作”。程先生是循陈寅恪先生的思路作此探索的；而傅璇琮先生关于唐代进士科举制度与文学关系的近著则进一步拓展了陈、程二先生的成果，引起了许多学者的高度重视。分属三辈的三位杰出学者对这同一问题作持续的深入研究，正好证明了这是理解唐代文学繁荣昌盛奥秘的文化焦点之一。此外，如《诗经》之于原始文化，《楚辞》之于南方神话、巫术、歌舞，晋南北朝文学之于门阀制度，宋词之于音乐和歌妓，明清文学之于城市市民文化，“五四”新文学之于中西文化的碰撞冲突……都是学者们注意的重点，其中大可开列一批名著的书目。
　　另外顺带强调一点，在古代文学史研究中把握文化焦点并进而把握古代作家的心态，应特别重视史料的搜集、鉴别、整理工作，即习惯所谓“考据”的功夫。这是因为古代文化属于过去的时代，隔着数百年数千年的光阴；不象我们生活在其氛围之中的当代文化一样，著作者和读者都可以直接感受到而不必详证。详尽、细致、严谨的史料工作既是著者准确把握古代文化背景及其焦点的前提，也是读者对著者的理解和对话的必备条件。时下有些青年学者一看到繁富的征引辄讥之为老朽冬烘，视为“不懂理论”，不免失之偏颇了。本书第一篇《政治社会情况与文士地位》约二万字，直接引用材料达一百四十二条，综合意引者尚不计在内，其余各篇的征引量也大体如此。这样的功夫不但是著作信实可征的保证，也正是我们后辈极为敬佩和亟需学习之处。
　　
　　(《中古文学史论》，王瑶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一月第一版，平装1.95元，精装3.2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