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雷颐《自将磨洗认前朝》(《读书》一九九四年第四期)一文我们读到了陈凯歌关于忏悔与控诉错位的精辟之论。然而我认为当前中国知识界的关键仍是忏悔的缺欠。在灾难中的所谓“忏悔”大多是“臣罪当诛兮天子圣明”式的套话，何曾发自内心。没有发自内心的忏悔，所谓控诉也只能是基于利害得失的委屈抱怨，而不会是出于公理良知的申诉抗争。
　　忏悔的缺欠主要是由于没有诚实思考的勇气和习惯。“先在下意识中欺骗自己，然后又想象自己既诚实又有德。”(罗素《论教育》)于是有了一批卫道模样的正人君子，颂王骂贼党同伐异。对这些人说来，他们永远不能从自己的皮袍下榨出个不字，也没有勇气喝尽自己酿成的酸酒。
　　其实，乐于回味过五关、斩六将的荣耀，而不愿回想失荆州、走麦城的狼狈，似乎也是人的本性。正视一切事实，尤其是令自己不愉快的事实，却是需要刻意培养才能形成的品质。这本应成为品德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从小开始，可惜事实并非如此，虽然正心诚意之说古已有之。
　　忏悔的缺欠不仅导致历史的遗忘，也导致历史的误解。相当多“文革”中的成年人对这场灾难的理解仍属于波普尔所说“原始的迷信”，认为十年浩劫是“某些有权势的个人或集团直接设计的结果。”(《猜测与反驳》)过来人尚且不明不白，后生晚辈更是糊里糊涂。
　　由于缺少直面历史的勇气，便有了太多不堪回首的往事，只好想象一切从头开始。“文革”十年的往事已差不多忘却，几年前的往事也要淡化。记性坏的人有福了，他们已得安慰；记性好的人有福了，他們永无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