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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壁画有45000平方米之多，如果它排成一堵5米高的画墙，这堵墙足有16公里长。这些画每一幅都与伦勃朗的名画一样珍贵，但又脆弱无比，风沙、亮光、空气中的湿气、人体散发的潮气以及呼出的二氧化碳、细菌和微生物都对它构成危害，修复壁画耗时费神而且不能出半点差错，可是高素质的保护人才又那么少，那么不容易培养……
——内维尔·阿根纽（Neville Agnew），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文物保护专家、中国政府“友谊奖”和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获得者，这样评价敦煌莫高窟和敦煌壁画的保护。
“能够被称做文化遗产的，都是需要维修保护的。因为遗产年代久了，像上了年纪的人，年老、多病。我们在做的，就是尽量让它不犯病，或延长保存的时间。”寥寥数语，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点明了什么是文物保护。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文物保护需要人才，需要资金，还需要技术和设备。
樊锦诗说，不可否认，外国保护机构和组织的积极参与，已经成为敦煌保护的新力量，从资金、技术、人才到设备，源源不断的国外支持和帮助，使敦煌保护的技术水平、管理经验得到了提高。国外力量参与敦煌保护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近20年来，已经有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美国梅隆基金会、美国西北大学、日本东京文化财研究所、澳大利亚遗产委员会、日本东京艺术大学、日本大阪大学等多个国外机构和组织参与了敦煌的保护。
中美合作
与美国的合作可以追溯到1986年。
那一年，时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的樊锦诗见到了来莫高窟参观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泰勒先生。樊锦诗坦率地说：“当时我就是瞄上了人家口袋里的钱。”由于联合国的财力十分有限，热心的泰勒开始多方牵线，帮助樊锦诗寻找外国合作机构。
1988年，泰勒将实力雄厚、曾参与过埃及壁画和狮身人面像修复的美国盖蒂基金会介绍给了她。经过1年多的考察谈判，双方草签了合作协议。樊锦诗感慨地说：“没想到一合作就是十几年，从黑头发合作到了白头发。”
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在全世界做过不少在技术难度上具有挑战性的项目，但敦煌项目是国际上公认做得最成功的。与盖蒂保护研究所10多年的保护合作，成功地解决了莫高窟壁画保护中的一系列技术难题，比如莫高窟风沙危害的治理、系统全面的气象环境监测等，为世界遗产的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参与敦煌项目的美方前任副所长内维尔·阿根纽，也因此与敦煌结下了难解之缘。
壁画的“头号杀手”是戈壁风沙。狂舞的沙砾将靠近崖顶的石窟洞顶磨穿，致使洞顶坍塌，飞入洞窟侵蚀着壁画和塑像；最后流沙坠入崖底，每年的沉积厚度达20厘米到1.5米不等，逐渐将底层洞窟掩埋。
为解决流沙的侵蚀，以内维尔·阿根纽为首的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的专家们在莫高窟崖顶设置了当时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全自动气象站，通过系统的气象监测，首次掌握了莫高窟风沙活动的规律。随后，在美方的资助下，莫高窟的崖顶安装了尼龙防沙网。1992年5月，美方又出资引进了世界先进的滴灌设备和技术，在离洞窟1000米的戈壁上首次试种沙生灌木林带，红柳、花棒、沙拐枣等沙生植物挺过了沙漠的严寒和酷热，终于成为莫高窟的第二道防线。之后，沙生植物林带挡沙又逐步发展到草方格固沙和砾石压沙，逐渐形成了综合的防沙、治沙体系。据监测，该项目的实施使莫高窟的风沙流量减少了70%左右，有效地解决了长期困扰莫高窟的风沙危害问题。既保护了莫高窟的崖体与壁画，也改善了游客参观的环境。
1997年，在内维尔·阿根纽的极力敦促下，盖蒂保护研究所分别与国家文物局和敦煌研究院签订了“合作保护莫高窟第85窟”的合作协议，对洞窟酥碱、空鼓等典型病害开展联合攻关。在内维尔·阿根纽先生的亲自主持下，双方科研人员经过3年严格、科学的评估、调查、监测、分析和实验，终于查明了素有“壁画癌症”之称的酥碱等壁画典型病害的原因，建立了壁画修复材料筛选的原则，筛选确定了治理空鼓壁画的灌浆材料等多种壁画修复材料，独创了科学的灌浆工艺和脱盐技术，建立了一套壁画保护的科学程序和方法。取得了壁画保护科研的重大突破。目前，85窟项目取得的成果已在西藏的布达拉宫等处的壁画修复中得到成功的应用。
阿根纽引以为豪的还有两件事情。在他的倡议下，敦煌研究院和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联合在敦煌两次召开“丝绸之路古遗址保护国际学术会议”，使敦煌研究院的保护工作在国际上产生了积极影响。他带领项目组的中美双方全体成员，为《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的制订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使中国的文物保护工作由此走上了科学化和规范化的道路。
2000年，内维尔·阿根纽以其为我国文物保护所作出的突出贡献，荣获中国政府“友谊奖”，2006年，他又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2004年9月，在国家文物局组织召开的“全国文物保护科技工作会议上”，《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和“敦煌莫高窟壁画保护修复研究”分别荣获一等奖和二等奖。
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所长蒂姆·伟伦说：“通过不断努力，我们克服了各种困难和障碍，建立了彼此的信任和共同目标，莫高窟85窟的项目实施是良好的，这是在盖蒂与国外机构合作项目中最成功的一个。”樊锦诗说：“这是中国文物单位与外国组织合作时间最长、效果最好的一个项目。”
中日合作
1986年，日本东京国立文化财研究所派代表团调查敦煌壁画保护。从此，双方专家学者共进行了30多次合作科研活动和学术交流。
多年来，通过与东京文化财研究所的合作，敦煌研究院在洞窟摄影测量、颜色监测、以记录壁画修复过程为目的的信息计算机管理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近年来，敦煌研究院开始利用日方在设备方面提供的优势，集中力量开展壁画颜料无损分析技术的研究，该项目涉及多光谱调查技术和激光拉曼、红外等多种无损分析技术，研究工作已在莫高窟植物性颜料的鉴别技术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这些技术将改变保护研究工作中分析检测取样对壁画造成的微小损害，使壁画保护涉及的各项分析检测技术逐步向无损方向转变。
此外，敦煌研究院也和日方开展了一些科技考古研究，如加速器质谱碳十四测年、铅同位素分析等都已应用到莫高窟壁画的保护研究中。加速器质谱测年技术是上世纪70年代产生的集加速器技术、质谱技术、探测鉴别技术的碳十四测年计数法，具有所需样品量少、精确度高、测定年代长、测量时间短等优点，这是莫高窟第一次运用这种方法测定壁画年代，在全国也属首次。敦煌研究院副研究员陈港泉介绍，以往是通过壁画上的题记、颜料使用方法、绘画风格和洞窟形式推断出壁画的年代，此次运用碳十四测年计数法完全撇开了以往的方法，它是一种用科学的手段测定壁画年代的方法。
为了表彰日本东京国立文化财研究所对中国文物保护事业方面特别是对甘肃敦煌做出的突出贡献，2000年，甘肃省人民政府和国家文物局向东京文化财研究所颁发了“敦煌文物保护研究特殊贡献奖”。而该所最早参加合作项目并长期担任日方负责人之一的青木繁夫先生，也荣获2004年甘肃省人民政府颁发的“甘肃省外国专家敦煌奖”，这是甘肃省设立的授予外国专家的最高奖项。
20年来，敦煌研究院领导及科研人员10多次30多人次赴日参观考察，10多次20多人次到东京国立文化财研究所从事合作研究。为敦煌研究院培养建立了一支素质较高的文物保护科技队伍。
人才之关键
在长期的合作过程中，樊锦诗发现，技术是关键，但是先进的管理理念比技术更关键，好的技术还要有好的管理。再后来，她又发现，再好的技术和再好的管理理念，总要有人来掌握吧。她说，既懂技术又懂管理、还有科学思路和理念的人才，太重要了。于是，在合作中培养自己的人才，成了她最重视的一件事情。在后来的合作中，敦煌研究院坚持让自己的年轻人介入合作项目的每个环节。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敦煌研究院仅在日本进修半年以上的研究人员已达80多人次；此外，还与日本、美国、加拿大、印度、意大利等国的科研机构和大学合作，派遣人员赴国外短期培训，20多年来，已达300人次左右。学习进修内容涉及到敦煌石窟保护、研究的多个专业。
目前，敦煌研究院已从单方面派遣出境学习，发展到与国外联合培养和双向对等培养人才的培养格局。2005年，敦煌研究院与英国伦敦大学考陶尔德艺术学院、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兰州大学开展了联合培养壁画保护研究方面高级专业人才的国际合作项目，敦煌研究院的6名青年科研人员以及来自美国、日本、意大利、英国的6名学生成为壁画保护硕士研究生班的首批学员。从2006年开始，敦煌研究院为日本培养壁画修复的专门人才已成为与东京文化财研究所合作的一项主要内容。
后记 敦煌的危机
莫高窟最大的敌人是时间。来自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研究的数字显示，敦煌莫高窟492个洞窟几乎每一个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病害，而较为严重需要抢救修复的就达277个之多。目前敦煌研究院有7支用于壁画抢救修复的队伍，这是目前国内人数最多、技术最精的抢救修复队伍。按每支队伍抢救修复一个洞窟最短的时间2年计，把所有有病害的洞窟修一遍，也得100年。然而一次的修复并不能一劳永逸，目前的情况是一个洞窟修好仅能维持十年左右。
另一个问题是大量游客为洞窟带来的负担。莫高窟遗址群落虽然规模宏大，但大多数洞窟的空间十分狭小。据统计，在莫高窟有壁画和彩塑的492个洞窟中，面积在100平米以上的大型洞窟仅18个，10平方米以下的洞窟达289个，其中面积在25平方米以下的洞窟占了洞窟总数的83%以上，洞窟可承载的游客容量十分有限。一旦超载，对壁画和雕塑的破坏相当严重。敦煌研究院的一项实验监测数据表明，40个人进入洞窟参观半小时，洞窟内二氧化碳将升高5倍，空气相对湿度上升100k，空气温度升高4℃。二氧化碳长时间滞留窟内以及窟内相对湿度增加，空气温度上升，都会侵蚀壁画，加速已有病害的发展。
对于这些问题，敦煌研究院与盖蒂保护研究所和澳大利亚遗产委员会合作，开展了一项游客对洞窟内外环境的影响变化及其对壁画保护影响的研究，使莫高窟的保护向更积极的预防性保护转化。
为了解决旅游参观和文物保护之间的矛盾，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提出了一个敦煌保护的全新方案——“数字敦煌”。研究院与美国梅隆基金会和美国西北大学合作，制作了20个洞窟的数字图像，使永久记录和保存莫高窟精美的壁画信息成为可能。游客无需进入洞窟，就能在敦煌的数字影院中，全方位、立体化地清晰欣赏到洞窟场景和局部细节，同时还能全面了解敦煌文化的历史背景，从而大大压缩游客在洞窟内的滞留时间。然而，游客千里迢迢地跑去敦煌，仅仅能满足于看看敦煌录像吗？
敦煌的保护，任重而道远。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决心和努力，这弥足珍贵。
——内维尔·阿根纽（Neville Agnew），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文物保护专家、中国政府“友谊奖”和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获得者，这样评价敦煌莫高窟和敦煌壁画的保护。
“能够被称做文化遗产的，都是需要维修保护的。因为遗产年代久了，像上了年纪的人，年老、多病。我们在做的，就是尽量让它不犯病，或延长保存的时间。”寥寥数语，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点明了什么是文物保护。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文物保护需要人才，需要资金，还需要技术和设备。
樊锦诗说，不可否认，外国保护机构和组织的积极参与，已经成为敦煌保护的新力量，从资金、技术、人才到设备，源源不断的国外支持和帮助，使敦煌保护的技术水平、管理经验得到了提高。国外力量参与敦煌保护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近20年来，已经有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美国梅隆基金会、美国西北大学、日本东京文化财研究所、澳大利亚遗产委员会、日本东京艺术大学、日本大阪大学等多个国外机构和组织参与了敦煌的保护。
中美合作
与美国的合作可以追溯到1986年。
那一年，时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的樊锦诗见到了来莫高窟参观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泰勒先生。樊锦诗坦率地说：“当时我就是瞄上了人家口袋里的钱。”由于联合国的财力十分有限，热心的泰勒开始多方牵线，帮助樊锦诗寻找外国合作机构。
1988年，泰勒将实力雄厚、曾参与过埃及壁画和狮身人面像修复的美国盖蒂基金会介绍给了她。经过1年多的考察谈判，双方草签了合作协议。樊锦诗感慨地说：“没想到一合作就是十几年，从黑头发合作到了白头发。”
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在全世界做过不少在技术难度上具有挑战性的项目，但敦煌项目是国际上公认做得最成功的。与盖蒂保护研究所10多年的保护合作，成功地解决了莫高窟壁画保护中的一系列技术难题，比如莫高窟风沙危害的治理、系统全面的气象环境监测等，为世界遗产的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参与敦煌项目的美方前任副所长内维尔·阿根纽，也因此与敦煌结下了难解之缘。
壁画的“头号杀手”是戈壁风沙。狂舞的沙砾将靠近崖顶的石窟洞顶磨穿，致使洞顶坍塌，飞入洞窟侵蚀着壁画和塑像；最后流沙坠入崖底，每年的沉积厚度达20厘米到1.5米不等，逐渐将底层洞窟掩埋。
为解决流沙的侵蚀，以内维尔·阿根纽为首的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的专家们在莫高窟崖顶设置了当时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全自动气象站，通过系统的气象监测，首次掌握了莫高窟风沙活动的规律。随后，在美方的资助下，莫高窟的崖顶安装了尼龙防沙网。1992年5月，美方又出资引进了世界先进的滴灌设备和技术，在离洞窟1000米的戈壁上首次试种沙生灌木林带，红柳、花棒、沙拐枣等沙生植物挺过了沙漠的严寒和酷热，终于成为莫高窟的第二道防线。之后，沙生植物林带挡沙又逐步发展到草方格固沙和砾石压沙，逐渐形成了综合的防沙、治沙体系。据监测，该项目的实施使莫高窟的风沙流量减少了70%左右，有效地解决了长期困扰莫高窟的风沙危害问题。既保护了莫高窟的崖体与壁画，也改善了游客参观的环境。
1997年，在内维尔·阿根纽的极力敦促下，盖蒂保护研究所分别与国家文物局和敦煌研究院签订了“合作保护莫高窟第85窟”的合作协议，对洞窟酥碱、空鼓等典型病害开展联合攻关。在内维尔·阿根纽先生的亲自主持下，双方科研人员经过3年严格、科学的评估、调查、监测、分析和实验，终于查明了素有“壁画癌症”之称的酥碱等壁画典型病害的原因，建立了壁画修复材料筛选的原则，筛选确定了治理空鼓壁画的灌浆材料等多种壁画修复材料，独创了科学的灌浆工艺和脱盐技术，建立了一套壁画保护的科学程序和方法。取得了壁画保护科研的重大突破。目前，85窟项目取得的成果已在西藏的布达拉宫等处的壁画修复中得到成功的应用。
阿根纽引以为豪的还有两件事情。在他的倡议下，敦煌研究院和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联合在敦煌两次召开“丝绸之路古遗址保护国际学术会议”，使敦煌研究院的保护工作在国际上产生了积极影响。他带领项目组的中美双方全体成员，为《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的制订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使中国的文物保护工作由此走上了科学化和规范化的道路。
2000年，内维尔·阿根纽以其为我国文物保护所作出的突出贡献，荣获中国政府“友谊奖”，2006年，他又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2004年9月，在国家文物局组织召开的“全国文物保护科技工作会议上”，《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和“敦煌莫高窟壁画保护修复研究”分别荣获一等奖和二等奖。
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所长蒂姆·伟伦说：“通过不断努力，我们克服了各种困难和障碍，建立了彼此的信任和共同目标，莫高窟85窟的项目实施是良好的，这是在盖蒂与国外机构合作项目中最成功的一个。”樊锦诗说：“这是中国文物单位与外国组织合作时间最长、效果最好的一个项目。”
中日合作
1986年，日本东京国立文化财研究所派代表团调查敦煌壁画保护。从此，双方专家学者共进行了30多次合作科研活动和学术交流。
多年来，通过与东京文化财研究所的合作，敦煌研究院在洞窟摄影测量、颜色监测、以记录壁画修复过程为目的的信息计算机管理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近年来，敦煌研究院开始利用日方在设备方面提供的优势，集中力量开展壁画颜料无损分析技术的研究，该项目涉及多光谱调查技术和激光拉曼、红外等多种无损分析技术，研究工作已在莫高窟植物性颜料的鉴别技术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这些技术将改变保护研究工作中分析检测取样对壁画造成的微小损害，使壁画保护涉及的各项分析检测技术逐步向无损方向转变。
此外，敦煌研究院也和日方开展了一些科技考古研究，如加速器质谱碳十四测年、铅同位素分析等都已应用到莫高窟壁画的保护研究中。加速器质谱测年技术是上世纪70年代产生的集加速器技术、质谱技术、探测鉴别技术的碳十四测年计数法，具有所需样品量少、精确度高、测定年代长、测量时间短等优点，这是莫高窟第一次运用这种方法测定壁画年代，在全国也属首次。敦煌研究院副研究员陈港泉介绍，以往是通过壁画上的题记、颜料使用方法、绘画风格和洞窟形式推断出壁画的年代，此次运用碳十四测年计数法完全撇开了以往的方法，它是一种用科学的手段测定壁画年代的方法。
为了表彰日本东京国立文化财研究所对中国文物保护事业方面特别是对甘肃敦煌做出的突出贡献，2000年，甘肃省人民政府和国家文物局向东京文化财研究所颁发了“敦煌文物保护研究特殊贡献奖”。而该所最早参加合作项目并长期担任日方负责人之一的青木繁夫先生，也荣获2004年甘肃省人民政府颁发的“甘肃省外国专家敦煌奖”，这是甘肃省设立的授予外国专家的最高奖项。
20年来，敦煌研究院领导及科研人员10多次30多人次赴日参观考察，10多次20多人次到东京国立文化财研究所从事合作研究。为敦煌研究院培养建立了一支素质较高的文物保护科技队伍。
人才之关键
在长期的合作过程中，樊锦诗发现，技术是关键，但是先进的管理理念比技术更关键，好的技术还要有好的管理。再后来，她又发现，再好的技术和再好的管理理念，总要有人来掌握吧。她说，既懂技术又懂管理、还有科学思路和理念的人才，太重要了。于是，在合作中培养自己的人才，成了她最重视的一件事情。在后来的合作中，敦煌研究院坚持让自己的年轻人介入合作项目的每个环节。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敦煌研究院仅在日本进修半年以上的研究人员已达80多人次；此外，还与日本、美国、加拿大、印度、意大利等国的科研机构和大学合作，派遣人员赴国外短期培训，20多年来，已达300人次左右。学习进修内容涉及到敦煌石窟保护、研究的多个专业。
目前，敦煌研究院已从单方面派遣出境学习，发展到与国外联合培养和双向对等培养人才的培养格局。2005年，敦煌研究院与英国伦敦大学考陶尔德艺术学院、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兰州大学开展了联合培养壁画保护研究方面高级专业人才的国际合作项目，敦煌研究院的6名青年科研人员以及来自美国、日本、意大利、英国的6名学生成为壁画保护硕士研究生班的首批学员。从2006年开始，敦煌研究院为日本培养壁画修复的专门人才已成为与东京文化财研究所合作的一项主要内容。
后记 敦煌的危机
莫高窟最大的敌人是时间。来自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研究的数字显示，敦煌莫高窟492个洞窟几乎每一个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病害，而较为严重需要抢救修复的就达277个之多。目前敦煌研究院有7支用于壁画抢救修复的队伍，这是目前国内人数最多、技术最精的抢救修复队伍。按每支队伍抢救修复一个洞窟最短的时间2年计，把所有有病害的洞窟修一遍，也得100年。然而一次的修复并不能一劳永逸，目前的情况是一个洞窟修好仅能维持十年左右。
另一个问题是大量游客为洞窟带来的负担。莫高窟遗址群落虽然规模宏大，但大多数洞窟的空间十分狭小。据统计，在莫高窟有壁画和彩塑的492个洞窟中，面积在100平米以上的大型洞窟仅18个，10平方米以下的洞窟达289个，其中面积在25平方米以下的洞窟占了洞窟总数的83%以上，洞窟可承载的游客容量十分有限。一旦超载，对壁画和雕塑的破坏相当严重。敦煌研究院的一项实验监测数据表明，40个人进入洞窟参观半小时，洞窟内二氧化碳将升高5倍，空气相对湿度上升100k，空气温度升高4℃。二氧化碳长时间滞留窟内以及窟内相对湿度增加，空气温度上升，都会侵蚀壁画，加速已有病害的发展。
对于这些问题，敦煌研究院与盖蒂保护研究所和澳大利亚遗产委员会合作，开展了一项游客对洞窟内外环境的影响变化及其对壁画保护影响的研究，使莫高窟的保护向更积极的预防性保护转化。
为了解决旅游参观和文物保护之间的矛盾，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提出了一个敦煌保护的全新方案——“数字敦煌”。研究院与美国梅隆基金会和美国西北大学合作，制作了20个洞窟的数字图像，使永久记录和保存莫高窟精美的壁画信息成为可能。游客无需进入洞窟，就能在敦煌的数字影院中，全方位、立体化地清晰欣赏到洞窟场景和局部细节，同时还能全面了解敦煌文化的历史背景，从而大大压缩游客在洞窟内的滞留时间。然而，游客千里迢迢地跑去敦煌，仅仅能满足于看看敦煌录像吗？
敦煌的保护，任重而道远。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决心和努力，这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