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前，围绕着“依法治国”的主题，舆论界出现了“法治”与“专政”的讨论。但不管如何争论，“法治”已经成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我认为，依法治国就要先坚持依宪治国。”10月20日，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莫纪宏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强调说。
　　“在纪念现行宪法正式施行三十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就强调‘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莫纪宏说。
　　莫纪宏现任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宪政与人权、宪法监督与宪法诉讼。
　　在1999年“依法治国”写入宪法前几年，莫纪宏曾不断呼吁宪法的重要性。早在1997年，莫纪宏就出版了专著《宪政新论》，并撰文呼吁“依宪治国是依法治国的核心”。

“关键是老百姓
　　能拿宪法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中国新闻周刊：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夕，舆论界出现了“法治”与“专政”的争论。甚至有人撰文称要“切实把人民民主专政落到实处，而不是用法治来代替人民民主专政”，在你看来，我国宪法发展面临哪些问题？
　　莫纪宏：我个人认为，我国宪法发展面临的挑战主要还是决策层和领导层的宪法意识问题。
　　宪法作为根本法，它首先是法。既然是法，就具有法的特性，在实际生活中具有法律效力。违反了宪法就要承担宪法责任，就要通过合理的机制来加以处理。如果遇到宪法问题不闻不问，遇到宪法问题绕道走，其结果必然会导致宪法被搁置。
　　当前，宪法发展的瓶颈还是宪法实施的保障机制和机构建设问题，没有一个专门处理违宪问题的机构，就不能发现大家都认可的违宪问题。所以，建立违宪审查机构是当务之急。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宪法权威与法治中国之间的关系？
　　莫纪宏：宪法是根本法，是一切法律法规的依据。而法治中国是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之上的，法律体系的核心是宪法。
　　宪法在保障法治中国中的作用主要是通过三个方面体现出来的：一是宪法对法律法规的约束作用，使得法律本身也受到法治原则的约束；二是通过违宪审查保证法律法规之间的统一性；三是宪法得到政府和全社会尊重，宪法至上的权威就可以确立起来，法治中国就获得了普遍认可的正当性前提。
　　所以，依宪治国是法治中国的核心内容，宪法得不到尊重，法治中国就如同空中楼阁，无法生根发芽。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看来，应该如何树立宪法权威，建设法治中国？
　　莫纪宏：树立宪法权威关键是要靠宪法的使用，宪法如果被用来解决实际生活中出现的问题，那么，宪法就会被人们自觉地遵守，也会被人们自觉和有效地使用。
　　宪法如果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不能给公民带来可以看得见的确实的好处和利益，那么，即便宪法宣传得再好，宪法权威也很难树立起来。
　　所以，要树立宪法权威，关键是老百姓能拿宪法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否则，宪法的作用就无法得到有效发挥，就无法推进法治中国的建设。

“用法治来保护改革成果”

　　中国新闻周刊：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我们提倡法治、强调法律的重要性，表明我们已经意识到人类社会里需要相对稳定不变的规矩。不变之道在于法治，循法而治，以不变应万变。在你看来，该如何平衡好改革与法治的关系？
　　莫纪宏：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得到古今中外开明统治者的青睐。特别是遇到重大改革时，改革者都会寄希望于用法律来推动改革，为改革助添“权威”。但由于改革者以法推进改革的措施一般都比较剧烈，打破了人们以往的陈规陋习，因此，很容易受到习惯了因循守旧的旧势力的抵抗。因此，借法改革和以法抗拒改革，自古以来都是伴随着改革并存的。
　　我们当前进行的改革和法治之间既存在传统意义上的紧张关系，也存在相互协调和促进的关系。一方面，大量的改革措施，例如改革开放的经济特区需要特定的法律来保护；另一方面，改革中产生的过度超前立法也会破坏法治原则。要从制度上和逻辑上走出改革与法治之间紧张关系的怪圈，关键是要解决法治的权威问题。要通过改革树立新法治的权威，而新法治的权威一旦确立下来以后，就应当保持法治的权威，用法治来保护改革成果，使得改革控制在法治的范围内。如果朝令夕改，法治没有任何确定性，改革也很难定型和成功。
　　法治既要为改革打破旧秩序，建立新规范提供保障；同时，法治也要限制无序改革的任意而为。
　　中国新闻周刊：上个世纪，“依法治国”就已经写进宪法，但是，目前法治到底是什么，有些人还是不清楚。在你看来，法治的终极价值是什么？
　　莫纪宏：法治的终极价值就是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以及基于统一的社会价值而形成的稳定和可持续的制度形态，形成有利于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秩序。
　　法治的主要追求是秩序，没有秩序，就没有法治。当然，法治追求的秩序，是一种适合于个人身心和社会和谐发展的理性秩序。
　　中国新闻周刊：在纪念现行宪法正式施行3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以及“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那么，该如何看待依法治国与依宪治国之间的关系？
　　莫纪宏：我认为，最高决策层已经明确肯定依宪治国是依法治国的重要事项。依法治国与依宪治国之间的关系，可以简化成法与宪的关系。广义上的“法”包含了宪法，狭义上的“法”，只是指根据宪法制定和产生的由国家专门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法规。 　　从广义上的“法”来看，由于宪法是一国的根本法，在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居于统率地位，因此，依法治国中的“法”最重要的应当是宪法。依宪治国是依法治国的基础和核心内容，如果宪法不能成为治国的依据，那么，依据广义上的“法”来实行依法治国，就可能出现法出多门、政出多门的弊端，继而妨碍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落实。
　　从狭义上的“法”来看，如果依法治国中的“法”只是指国家专门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法规，很显然是存在缺陷的，必须要将依宪治国作为依法治国的基础和前提。如果只讲依法治国，不讲依宪治国，那么，就无法保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系统的贯彻和落实，法制的统一性就无法得到有效保证。
　　我个人认为，从理论上看，不论是从广义上，还是从狭义上来理解依法治国中的“法”的含义，都不可能脱离依宪治国。
　　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是一切法律法规赖以存在的前提，是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行为的基本行为准则，是保证一国法制统一性的制度基础，体现了法律至上的法治精神。旗帜鲜明地坚持依宪治国，就是要高举社会主义法治的大旗，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法治社会主义道路。

“法治可以树立中央的权威”

　　中国新闻周刊：改革开放以来逐渐累积了许多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当前有关利益冲突和违反社会秩序的事件时有发生，那么法治在这方面有何作用？
　　莫纪宏：不可忽略的是，现阶段社会中客观存在着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之间、民族之间、地区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这些矛盾有些是改革开放前就有的，有的则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
　　发展生产力，提高思想道德和教育水平，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化解某些矛盾。但是，这并不能从制度上解决社会冲突以及有效化解社会矛盾。
　　但法治就能做到这一点，法治不仅有规范和制度化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法治通过规范各相关主体间的权利义务，从深层次上解决了利益冲突。法治是解决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的有效途径。
　　在现阶段，通过法治可以解决中央与地方关系、个人相互之间的关系、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本国与他国关系等等最基础的社会关系。法治是要为现存的社会关系提供一种理想化的价值框架，是要树立法律权威，让人们的行为自觉地服从法律。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法治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法治可以树立中央的权威，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
　　中国新闻周刊：十八大提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的发达在于法治的发达，那么法治中的“治”到底是什么？其对象是官是民？
　　莫纪宏：传统社会存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在这种统治关系中，治理中的“治”的对象当然是被统治者。在现代社会，崇尚人民主权原则，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身份是合一的，因此，法治中的“治”在政治意义上是自治和自我管理，在制度意义上是多数人的意志通过法律来对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实行“治”，这种“治”是纯粹规范意义上的，处理的是国家、社会和个人三者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关系等等。
　　中国新闻周刊：很多人都关心，在高压强势反腐的态势下，怎样形成“不敢腐、不想腐、不能腐”的制度反腐机制。在你看来，如何把反腐与法治更好结合起来？
　　莫纪宏：从制度上来讲，我认为要建立干部廉政个人档案制度，通过制度化手段，让干部群体以个体的方式面向社会公众接受监督。这个制度包括干部个人财产社会公开制度、干部个人重要生活事项变化社会公开制度等。只有建立这种以干部个人廉政记录为基础的档案制度，才能真正抓住反腐倡廉工作的主要矛盾，使反腐倡廉工作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从法律角度来看，反腐与法治有着密切联系。从本质上来看，腐败行为与个人的素质有关，与制度无直接关联。但如果制度设计不当，则可能诱发一些人潜在的违法犯罪意识。因此，需要通过法治来建立良好的社会环境，要让贪污分子不敢贪、不敢腐、不想腐、不能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