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洲推广“知识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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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11年10月重返亚洲开发银行(以下简称亚行)并担任副行长以来,一年半的时间里,斯蒂芬·格罗夫已经6次来到中国。
  “6次,没记错的话。”4月8日下午3时许,在博鳌亚洲论坛国际会议中心二楼的休息区,斯蒂芬·格罗夫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而参加博鳌亚洲论坛,是他继去年之后的第二次。
  半个月前,斯蒂芬·格罗夫刚在北京出席了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年会。紧凑的工作日程表里,安排上如此多的在中国的行程,和他要“代表亚行出席高层多边研讨会”的职务要求有关,也因为中国是亚洲地区经济发展的中心,以及中国与亚行日益加深的紧密联系。
  于1997年至2004年在亚行有过8年任职经历的斯蒂芬·格罗夫,还曾是总部位于巴黎的经合组织的副局长,并在美国国际开发署担任过首席经济学家,他丰富的履职经历中,主管领域多是亚太地区。
  此番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主题是“亚洲寻求共同发展”,这与亚行近些年所致力于推动的亚太地区区域合作与经济一体化的重点战略颇为契合。但这不是史蒂芬·格罗夫前来的唯一理由,他更希望亚行与中国在推动区域与经济一体化上有更好的合作。
4 月 8日,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斯蒂芬·格罗夫在海南参加博鳌论坛。 摄影 / 本刊记者 张浩

除日本之外没有其他成员国提名候选人


  中国新闻周刊:我想从当下中国人非常关心的一件事说起。亚行建立近50年来,亚行行长职位一直由日本人“垄断”,对此你怎么看?
  史蒂芬·格罗夫:根据亚行宪章,行长必须来自亚行的成员国或地区。迄今为止,日本一直是亚洲开发基金和亚行其他资源的最大捐助国,日本和美国也是亚洲开发银行最大的股东。所有的股东都认同行长选举的过程,目前其他成员国或地区也没有另外提名亚行行长候选人。
  中国新闻周刊:自黑田东彦3月18日辞任亚行行长已20天,行长职位的长时间空缺会影响到亚行的运作吗?
  史蒂芬·格罗夫:不会,完全不会。黑田东彦的离开是符合亚行的程序的,而且亚行有一个成熟的团队,我们的各项工作都如常进行。
  中国新闻周刊:什么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个来自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亚行行长呢?
  史蒂芬·格罗夫:这很难说,这还得要看什么时候其他成员国或地区能做好提名一个行长候选人的准备。
  中国新闻周刊: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的主题是“亚洲寻求共同发展”。上个月,亚行发布的《亚洲经济一体化监测》报告称:“亚洲在过去的十年里已变得越来越一体化”。亚行将如何在更加一体化的亚洲中发挥它的作用?
  斯蒂夫·格罗夫:为促进亚行在亚太地区的区域合作与一体化中发挥更大作用,2005年4月,亚洲金融危机后成立的亚行区域经济监测局升格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办公室。
  在过去的20年里,亚行通过促进区域合作与一体化,帮助发展中国家成员在全球化中降低成本并获取收益。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始,亚行就开始支持各种区域和次区域合作计划。
  对发展中国家成员的这种支持,在2006年区域合作与经济一体化战略制定后迎来了一个高峰。自此,亚行对区域合作与经济一体化的支持不再是一些孤立的项目,而变为连贯的、具有战略考量的方式。
  根据亚行2008年出台的长期战略框架《2020战略》,亚行将业务重新划分为五大核心领域,即基础设施建设、环境(含气候变化)、区域合作与一体化、金融部门发展和教育。该战略已经承诺,在区域合作与经济一体化领域的贷款比例将逐步提高,到2020年至少达到亚行总贷款额的30%。
  中国新闻周刊:亚行组建的近50年中,它在推动亚洲的发展上,发挥了哪些独特的作用?接下来亚行会做得更多吗?
  斯蒂夫·格罗夫:这是当然的。亚行的目标是让亚太地区摆脱贫困,该地区约有17亿人处于贫困状态,无法享受到保障生活所必需的基本生活物资、设施、财产和工作机会。
  亚行自1966年成立以来,就以提高亚太地区民众的生活水平为使命,并为此不遗余力。无论是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服务、财政和公共管理体制,还是帮助各国应对气候变化、更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亚行都致力于帮助发展中国家成员逐步成为现代化的经济体,加深它们之间的一体化程度,促进它们与世界的更紧密联系。
  中国新闻周刊:亚行自身面临的挑战有哪些?
  斯蒂夫·格罗夫:亚洲开发银行将调整自身的组织架构,以适应新增产品和服务的要求,特别是要加强私营部门业务、金融服务、知识管理以及环境等业务。
  中国新闻周刊:上个月底,你刚去过北京参加了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时隔半个月,你又来到博鳌。中国当前和亚行的合作也如你到访中国的次数一样紧密吗?
  斯蒂夫·格罗夫:自1986年中国加入亚行,亚行就与中国政府开展合作了。亚洲开发银行不仅将继续帮助中国政府促进包容的、环境友好型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应对气候变化,并帮助中国政府提供更好的公共设施与服务。
  中国新闻周刊:在亚洲一体化日益加深的背景下,亚行与中国合作会和过去有何不同?
  斯蒂夫·格罗夫:中国和亚行之间在很多领域都深化了合作关系。作为亚洲发展基金的捐助国,2004年中国资助3000万美元,2008年资助3500万美元,2012年资助4500万美元。中国还成立了“中国减贫与区域合作基金”,成为了第一个在亚行设立此类发展信托基金的发展中国家成员。2010年,中国又是最早认购亚行第五次普遍增资的成员之一。   中国对许多区域合作与一体化的倡议和行动给予了大力支持,包括支持1200亿美元的东盟10 3互惠信贷协定,与东盟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从而建立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贸区等。亚行寻求与中国在实施这些战略举措上进行更广泛的合作。
  此外,双方还日益强调利用彼此的优势来扩大知识共享和加强南南合作。
  现在,亚行在中国的一个工作重点就是“知识共享”,要将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带到亚太地区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并吸取我们在其他地方工作中的失败教训,避免在中国再犯同样的错误。
  就我个人来说,接下来几年,我的目标就是在亚行以及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投资中,推广这种“知识共享”的合作模式。

多边开发银行将调整援助方向


  中国新闻周刊:金砖五国3月底决定成立一个新的开发银行为基础设施建设筹集资金,并建立1000亿美元的应急储备金来应对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危机。你的私人微博上,最近转发了很多关于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以下简称金砖银行)的评论,你非常关注这件事?
  斯蒂夫·格罗夫:亚行欢迎金砖五国建立新的开发银行的提议。考虑到新兴经济体的巨大融资需求,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这一决定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的一步。仅在亚太地区,每年的基建融资的需求也在7000亿美元以上,而所有的多边开发银行加在一起目前也只能满足不到5%的需求。
  事实上,有些人还认为这个建立新的开发银行的提议是姗姗来迟了。这一地区有很高的储蓄率和庞大的外汇储备,这样的举动会拓宽发展所需的融资渠道。
  中国新闻周刊:但也有分析称,金砖银行的建立意在挑战西方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长期垄断地位。
  斯蒂夫·格罗夫:我们认为,金砖银行建立的初衷是对现有多边开发银行的一个资源补充,因为后者已经难以充分满足新兴经济体的融资需求。我们不认为这一举措是为了去抗衡西方在国际金融体系的影响力。
  中国新闻周刊:金砖银行的建立会对亚行产生冲击吗?
  斯蒂夫·格罗夫:不会。恰恰相反,我们相信金砖银行会与现有的多边开发银行紧密合作。凭借自己的长期经验和强大的技能基础,多边开发银行也会在项目开发、项目管理、资源整合上向金砖银行提供帮助。 金砖银行的建立是给现有的多边开发银行创造了令人振奋的机遇。来自金砖银行的大量资金,将会推动多边开发银行在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中起到更大的刺激作用。
  多边开发银行确实也面临着一些压力,它们需要重新定义并调整对新兴经济体进行援助的方向,但这也会促使多边开发银行挪出一些资源去投向更低收入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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