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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大众文化文本的盛唐题材电视剧火热于荧屏，有着社会相关意义和日常实践的特征。它们切合中国社会当下的文化语境和精神氛围，为民族想象强国与自信提供了一种历史镜像。大众的窥奇心态与对华美生活的欲望诉求，有了心理补偿体验的锚地，召唤英雄和崇高的期待视野，亦得到了迎应。
[关键词]镜像 窥奇 华美 英雄 崇高 期待视野
当下以盛唐为题材的电视剧宛若春潮涌溢，82集的历史长篇电视居《贞观长歌》，和同样以唐太宗为题材的电视居《贞观之治》旧继播出。除此以外，还有《无字悲歌》、《开创盛世》和《鉴真东渡》等盛唐题材的电视剧陆续登上荧屏。使得2007年将会出现“盛唐热”的小高潮。有人称2007年为“观唐年”。电视剧聚焦“盛唐”的现象，这必然与需求相连。“大众文化的某些商品或文本之所以会流行，并不仅仅因为人们可以从中获取社会相关意义，传递这些商品的媒介也必须具备可以适应于日常生活实践的特征”。究竟这些以盛唐为题材的电视剧沸腾于荧屏，有何社会相关意义和日常实践的特征?我们不妨分析之。
一、民族心灵潮汐的镜像生成
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的批评理论家拉康关于文化研究的理论，为我们解开盛唐题材电视剧热的奥秘提供了一把可资鉴借的钥匙。在拉康看来，我们生于一个“不足”的环境中，接着又将我们的余生耗费在试图超越这种环境的努力上。“不足”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来体验并表现成各种不同的事物，但它永远是用来表述“不足”的基本状况的一个不可替代的词。随着我们向前迈进，我们就会在某种欲望的驱使下，想要去克服这种状况。而当我们回顾过去，我们又会继续相信与母体的联合是堕入“不足”之前所享有一段充足时期。其结果就是要不断地苦苦寻求想象中的充足时期。拉康将此看作是对他所谓的“小目标”的追：对一个不存在的目标，即一个想象中时期的苦苦寻求。
根据拉康的理论，我们要经历三个决定性的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镜子期，第二阶段是(荡来荡去)游戏，第三阶段是俄狄浦斯情结。在拉康所谓的“镜子期”，即人的婴儿期，是没有主体与客体、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区分。他把这种缺乏确定的自我中心的混沌状态称作“想象态”。自我在意识确立之前并不存在，而意识的确立发生在一个神秘的瞬间，通过照镜子，发现镜中的形象是自身的同一体，进而发现作为主体的他的自身存在。这种镜像的辨认作为自我身份意识确立的起点，通过自我动作和镜中形象的完全一致，判断出自我和该形象之间的相关性。我们可以把照镜子的情景看作一种隐喻：自我是在与另一个完整的对象的认同过程中构成的。以此推而论之。我们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构建和谐盛世，在这个阶段就类似于人的“镜子期”，而盛唐恰如一面镜子。从这个意义上看，盛唐题材电视热的出现，起到了一种想象强国与民族自信的镜像功能。
众所周知，盛唐是中国历史烟云中最为绚丽的华章，无论政治、经济、外交，还是民生上取得的成就与同时代的国家相比，都显得更为绚丽璀璨。它那雄视世界的雍容风度与盛世和谐的局面，已成为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曲辉煌而瑰丽的交响。虽然当前的中国发展蒸蒸日上，综合国力迅速加强，在国际上的形象、地位也日益提升，民族的自信正在形成。但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尚需假以漫长的时日和卓越的努力，可以说，这个目标现在仍然只能是我们当下社会文化情境中的主要话语精神和价值标尺的一种应然。换言之，这如同拉康所说一种“镜子期”。还是一种自我身份意识确定的起点。于是，回味昔日我们最有梦想的大唐，正是切合了当今构建和谐社会。重振我中华大国雄风的民族心理。
我们知道。盛唐时代，尤其是贞观时期的政治文化，在中国古代治国理论的发展史上已臻于高峰，那个时期的许多政治理念，比如居安思危：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善事慎终：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实行分层次的集体决策等，对于当下中国仍颇具启发。毋庸讳言。目前中国政治文化，还有诸多有待建构和完善的地方，小富即安、长官意志、个人专断、追求“闪电”政绩，权为谋私，这些已然成为阻滞我们继续前行的痛疽。如何假以良策?“整个秩序的目标和最终意图就是：保留和保护过去丰富的文明遗产，进而把现在和过去连接起来：完善和丰富文明宝库，进而把现在和未来连接起来。尤其是通过整个社会向每一个被赋予了法律和权利的国人传播文明，知识的质和量对理解这些权力和履行相关义务是至关重要的”为了现在和未来，我们必须连通过去。因此。我们开始向历史学习，关注自己的历史遗产，挖掘政治文明的宝藏，而盛唐时期提供的历史借鉴无疑是最为丰厚的，是我们需要极为珍视的历史遗留和学习镜像。在我们励精图治的今天，把目光投向唐代也就成了很自然的选择。
二、窥奇与华美梦幻的体验锚地
帝王的文治武功，武将的沙场杀伐，宫闱的争宠、夺嫡，与老百姓的生活相距甚远，往往引人无限遐想。尤其在那“多料”的盛唐。有贞观帝王的雄姿英发，有开元盛世的“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丰饶富足，有争夺皇权而兄弟仇杀。有政权易号的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女皇，亦有缠绵悲壮的帝王爱情。这些都与平民生活基本无关的人和事，只出现在影视剧和历史书，具有氤氲浓厚的新奇感和神秘感。而大众媒介有时正有助于这种神秘感的消解。杰姆逊认为：“电视却不一样。电视安放在你自己的居室里，它加入了你的生活。它上面出现的形象也可以说就是属于你的，在电视这一媒介中，所有其它媒介中所含有的与另一现实的距离感完全消失了”。盛唐剧正是一面将帝王贵胄们远离平民的的生活方式展示给观众，另一方面将他们的如同所有普通百姓一样的喜怒哀乐表现给观众看《贞观之治》的导演张健亚说：“我们希望通过《贞观之治》，观众可以得到多种层次的欣赏感受：了解一段历史，感慨一个人的命运，获得一种感动，还有，看看那个遥远而辉煌的时代。”由此观众获得了窥奇和补偿性双重的心理满足。
约翰·费斯克以大众文本“在文本中留下裂隙与空间，使‘生产者式’读者得以填入他或她的社会体验，从而建立文本与体验间的关联。”来解释大众文化的流行。盛唐题材剧也毫无例外地将自己向观众的各种各样的社会体验敞开。比如《贞观之治》中的李靖与红拂女的戏份，在当今为名利喧嚣存在的社会氛围中，定能与我们轻躁的心理激发撞击。如何以大气与宁静，整饬我们一部分人支离破碎的生命与疲惫的心灵?李靖与红拂所达到的精神境界，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圆满的生活范式。夫妻俩人睿智聪慧，宁静内蕴热烈。李靖贫穷时，红拂慧眼相识，趁夜私奔：红拂性情奔放，怀有隐居的思想，可李靖却一心建功立业。红拂便只有助李靖建功立业。待李靖立下平定突厥的盖世奇功后，红拂又劝其 不要功高震主，让李靖闭门谢客。李靖虽然同意，但当土谷浑战事起时，又不顾妻子的劝诫和年老，毅然决定统兵为国效力。功成名就之后，夫妻双双隐居长安闹市之内。它展示了一种独特的生活奇观，这种奇观满足我们的窥私欲望：而在剧情之下的人物心理的展示上，我们可以看到和我们相近的人物心理构型，从而可以在剧情鉴赏中获得新的生活场景的体验。
盛唐时期由于国力的强盛，形成了绚丽旖旎，华美宏阔的审美趣向。李泽厚先生说：“一种丰美的，具有青春活力的热情和想象，渗透在唐代文艺之中，即使是享乐、颓丧、忧伤，也仍然闪烁着青春、自由和欢乐。”这一时期审美风尚自然也如美好青春年华一般，既有万紫千红，绚丽多彩，又活力馥郁，气薄云天。而考察当前中国的语境，今天中国处在经济高速发展，人们逐渐开始摆脱生活的必然纷扰，并正在向小康迈进，生活方式由温饱型向享乐型嬗替。工业／后工业社会之所谓的大众。开始显露出其作为作为社会消费和娱乐的主体。他们在消费主义狂潮的裹挟下，价值观念和日常生活正被不断地改写着，自然对盛唐时代盈溢的熙攘豪华与物质充分涌流。充满着想象性地期待拥有。因而这类盛唐电视剧总是以宏大的场景和华美的画面，毕现那个风华盛世时代的风情、社会百态，色彩精湛的服饰，特有的室内装饰等等。人有超越现实处境的欲望，而观众在观看这类电视时可以获得心理幻像的满足。
伯格谈到：电视“这种传媒尽量依靠特写。向观看它的人提供一种虚假的陪伴，提供某种(从视觉上说)的社区。”这里就涉及到电视接受过程中作为受众一方的秉性，即不管创作者创作意图如何，接受者都是倾向于把作品中的描写与自己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在观看电视的过程中，获得自我参与的心理体验。剧情的是否契合观看者当下生存状态的需要才成为重要指标。正由于此，盛唐电视剧以其华美制作，妥帖地迎应了当下观众的欲望诉求，他们想象性的华美图景，有了停泊的锚地。
三、召唤英雄与崇高的期待视野
电视剧作为在家庭里观看的一种大众艺术，表现人们日常生活，肯定人的自然欲望，肯定世俗生活的乐趣，把人从政治话语状态中解放出来，弃绝假大空和政治图解，无疑是我国电视剧制作水平的彻底新生。近二十年的电视剧大幅度向真实生活回归，向普通人、平民、小人物生存回归，向写实主义回归。《渴望》、《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永远有多远》以及一些都市青春言情剧大行其道，大受观众青睐，这正是新兴市民阶层日益扩大，其生活化、实惠化的话语现实的投射，是市民心态和趣味的对应物。客观地说，电视剧与世俗共舞也无疑产生过许多受欢迎的作品，但电视作为与我们关系亲密的一种传媒，倘若一味地只是“一地鸡毛”在轻舞飞扬，难免会显露出疲惫让人生厌的面目。因为人类总不会满足于庸常，崇高与豪气的扬厉，英雄文化的激荡，在任何时候都是令人心弛神往的。何况全民族正处在新旧交替，战略机遇的重要时期。热烈放达、开拓进取、积极向上的精神尤其成为时代之需。从《三国演义》、《水浒传》、《长征》、《激情燃烧的岁月》、《历史的天空》、《亮剑》等电视剧的热播，便透露此种趋向的端倪。
国家政治巨型话语往往需要召唤一种共同的精神意志和文化价值观，以整饬社会各阶层与社群为共通的价值标杆和终极目标而聚集。“通过把文化价值全盘融合到已建立的秩序中，通过大规模地再生产和展示这些文化价值的实现”。今天的中国，正努力实现和平崛起。构建和谐小康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自然呼唤一种富有昂扬，奋发、有为、磅礴的话语精神和话语实践来促动共有文化价值观的形成。此种情形下，历史往往是极为重要的话语资源，由于地理环境，成长经验、文化语境的原因，历史的话语资源与大众主体有着天然的亲和性。盛唐时代，政治开明，经济发达，军力强大，文化繁荣。盛唐成为了一个高度开放，兼容并包的国家。据有关资料统计，当时与唐交往的国家有130多个。尤其是唐人的精神状态，他们眼界开阔。不拘传统，意气风发，情绪高昂，乐观自信、积极进取，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在各自的领域里建功立业。试想今天之中国，能不与那个遥远而辉煌的盛唐生发出激越的和弦吗?我们当然有必要与我们民族祖先在进入高度成熟期、处于生命力最旺盛阶段洋溢出的蓬勃朝气和高度自信，达成一种恒久的精神盟约。这点上或许从导演吴子牛阐释的观点得到印证。他说，《贞观长歌》是一部宫廷争斗的戏，在创作中着力表现的是一种人性的“大”，有着深邃的主题。讲述的重点是在唐朝初期中华民族那段于战乱的废墟中崛起的艰难历程，表现唐太宗李世民执政后统一全国、励精图治、文治武功。创造“贞观之治”的历史。主题褒扬的是中华民族宽容良善、敦睦仁厚的传统和胸怀。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每个人现在都遭逢着一切似乎已旋转起来。一切似乎连根拔起的剧变。我们中间的一些人在时代和社会急速的涡旋里，在许多事情和一些境遇面前只能呈示某种无力性，失魂落魄。“陡然进发、释放出的物欲与拜金狂热，必然携带着社会性生存与身份焦虑”如何确证自己的存在，在社会丛林里生存，改良自己的境遇，同时祈求精神的生机。在我们这个缺乏宗教信仰精神氛围的国度，救赎的途径只能诉诸英雄的莅临，于是，渴慕英雄和强者，成了许多受众内在的心灵图景和精神线条。观众对英雄的期待视野，促动大众文本生产者竭力通过电视荧屏来塑形英雄的范本。而盛唐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愿为腰下剑，直为斩楼兰”的意气立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的雄阔壮大。成为当时人的竞相践行的风尚，盛唐题材自然就成了电视剧创作者们不约而同的凝眸。
观众对英雄和崇高的召唤心态，还出于在欲望的挤兑下，需要一种精神的顽强表达，以此作为直面残酷生活的另一种舒缓通道。我们很容易发现，作为消费符码的珠光摇曳的商场，暧昧的洗脚屋、桑拿房、壮阳药，美容院以及名车、豪宅、美女、股票、彩票的广告，几乎如空气似地环绕着我们，酷烈而赤裸的欲望似乎是融凌的冰河浩荡，奔溢于中国的城乡。“欲望化的生存图景”，已裸呈出媚惑勾人的魅力。但欲望充塞之时，人总是需要领取亘古如斯的精神承诺，而现实只向我们出示实利的诱惑，在当下生活的实践中或许很难找到安顿灵魂的锚地。于是乎像连续剧《鉴真东渡》逼真再现久违的那种崇高的精神追求，正好满足了观众对于崇高精神的企盼。弥补了现实生活中终极精神匮乏的缺憾，可以说鉴真精神在如今这个物质欲望主导的社会里，如同一块温润的绿草地。如同一剂清凉的去火剂，能给心灵的抚摩，洗滤和净化大众的心志。
综而言之，盛唐题材的电视剧之所以热于荧屏，与社会意义和大众日常实践的有着内在的关切。笔者所论的三方面原因似乎存在着意义的矛盾冲突，但这正是大众文化文本的内在特征的规约——意义交互冲突的场域。这恰如葛兰西所论，通俗文化是一个各种利益和价值观相互竞争的矛盾混合体，既不是中产阶级。也不是工人阶级……但总是两者之间一种不断变化的平衡。
[关键词]镜像 窥奇 华美 英雄 崇高 期待视野
当下以盛唐为题材的电视剧宛若春潮涌溢，82集的历史长篇电视居《贞观长歌》，和同样以唐太宗为题材的电视居《贞观之治》旧继播出。除此以外，还有《无字悲歌》、《开创盛世》和《鉴真东渡》等盛唐题材的电视剧陆续登上荧屏。使得2007年将会出现“盛唐热”的小高潮。有人称2007年为“观唐年”。电视剧聚焦“盛唐”的现象，这必然与需求相连。“大众文化的某些商品或文本之所以会流行，并不仅仅因为人们可以从中获取社会相关意义，传递这些商品的媒介也必须具备可以适应于日常生活实践的特征”。究竟这些以盛唐为题材的电视剧沸腾于荧屏，有何社会相关意义和日常实践的特征?我们不妨分析之。
一、民族心灵潮汐的镜像生成
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的批评理论家拉康关于文化研究的理论，为我们解开盛唐题材电视剧热的奥秘提供了一把可资鉴借的钥匙。在拉康看来，我们生于一个“不足”的环境中，接着又将我们的余生耗费在试图超越这种环境的努力上。“不足”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来体验并表现成各种不同的事物，但它永远是用来表述“不足”的基本状况的一个不可替代的词。随着我们向前迈进，我们就会在某种欲望的驱使下，想要去克服这种状况。而当我们回顾过去，我们又会继续相信与母体的联合是堕入“不足”之前所享有一段充足时期。其结果就是要不断地苦苦寻求想象中的充足时期。拉康将此看作是对他所谓的“小目标”的追：对一个不存在的目标，即一个想象中时期的苦苦寻求。
根据拉康的理论，我们要经历三个决定性的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镜子期，第二阶段是(荡来荡去)游戏，第三阶段是俄狄浦斯情结。在拉康所谓的“镜子期”，即人的婴儿期，是没有主体与客体、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区分。他把这种缺乏确定的自我中心的混沌状态称作“想象态”。自我在意识确立之前并不存在，而意识的确立发生在一个神秘的瞬间，通过照镜子，发现镜中的形象是自身的同一体，进而发现作为主体的他的自身存在。这种镜像的辨认作为自我身份意识确立的起点，通过自我动作和镜中形象的完全一致，判断出自我和该形象之间的相关性。我们可以把照镜子的情景看作一种隐喻：自我是在与另一个完整的对象的认同过程中构成的。以此推而论之。我们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构建和谐盛世，在这个阶段就类似于人的“镜子期”，而盛唐恰如一面镜子。从这个意义上看，盛唐题材电视热的出现，起到了一种想象强国与民族自信的镜像功能。
众所周知，盛唐是中国历史烟云中最为绚丽的华章，无论政治、经济、外交，还是民生上取得的成就与同时代的国家相比，都显得更为绚丽璀璨。它那雄视世界的雍容风度与盛世和谐的局面，已成为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曲辉煌而瑰丽的交响。虽然当前的中国发展蒸蒸日上，综合国力迅速加强，在国际上的形象、地位也日益提升，民族的自信正在形成。但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尚需假以漫长的时日和卓越的努力，可以说，这个目标现在仍然只能是我们当下社会文化情境中的主要话语精神和价值标尺的一种应然。换言之，这如同拉康所说一种“镜子期”。还是一种自我身份意识确定的起点。于是，回味昔日我们最有梦想的大唐，正是切合了当今构建和谐社会。重振我中华大国雄风的民族心理。
我们知道。盛唐时代，尤其是贞观时期的政治文化，在中国古代治国理论的发展史上已臻于高峰，那个时期的许多政治理念，比如居安思危：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善事慎终：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实行分层次的集体决策等，对于当下中国仍颇具启发。毋庸讳言。目前中国政治文化，还有诸多有待建构和完善的地方，小富即安、长官意志、个人专断、追求“闪电”政绩，权为谋私，这些已然成为阻滞我们继续前行的痛疽。如何假以良策?“整个秩序的目标和最终意图就是：保留和保护过去丰富的文明遗产，进而把现在和过去连接起来：完善和丰富文明宝库，进而把现在和未来连接起来。尤其是通过整个社会向每一个被赋予了法律和权利的国人传播文明，知识的质和量对理解这些权力和履行相关义务是至关重要的”为了现在和未来，我们必须连通过去。因此。我们开始向历史学习，关注自己的历史遗产，挖掘政治文明的宝藏，而盛唐时期提供的历史借鉴无疑是最为丰厚的，是我们需要极为珍视的历史遗留和学习镜像。在我们励精图治的今天，把目光投向唐代也就成了很自然的选择。
二、窥奇与华美梦幻的体验锚地
帝王的文治武功，武将的沙场杀伐，宫闱的争宠、夺嫡，与老百姓的生活相距甚远，往往引人无限遐想。尤其在那“多料”的盛唐。有贞观帝王的雄姿英发，有开元盛世的“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丰饶富足，有争夺皇权而兄弟仇杀。有政权易号的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女皇，亦有缠绵悲壮的帝王爱情。这些都与平民生活基本无关的人和事，只出现在影视剧和历史书，具有氤氲浓厚的新奇感和神秘感。而大众媒介有时正有助于这种神秘感的消解。杰姆逊认为：“电视却不一样。电视安放在你自己的居室里，它加入了你的生活。它上面出现的形象也可以说就是属于你的，在电视这一媒介中，所有其它媒介中所含有的与另一现实的距离感完全消失了”。盛唐剧正是一面将帝王贵胄们远离平民的的生活方式展示给观众，另一方面将他们的如同所有普通百姓一样的喜怒哀乐表现给观众看《贞观之治》的导演张健亚说：“我们希望通过《贞观之治》，观众可以得到多种层次的欣赏感受：了解一段历史，感慨一个人的命运，获得一种感动，还有，看看那个遥远而辉煌的时代。”由此观众获得了窥奇和补偿性双重的心理满足。
约翰·费斯克以大众文本“在文本中留下裂隙与空间，使‘生产者式’读者得以填入他或她的社会体验，从而建立文本与体验间的关联。”来解释大众文化的流行。盛唐题材剧也毫无例外地将自己向观众的各种各样的社会体验敞开。比如《贞观之治》中的李靖与红拂女的戏份，在当今为名利喧嚣存在的社会氛围中，定能与我们轻躁的心理激发撞击。如何以大气与宁静，整饬我们一部分人支离破碎的生命与疲惫的心灵?李靖与红拂所达到的精神境界，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圆满的生活范式。夫妻俩人睿智聪慧，宁静内蕴热烈。李靖贫穷时，红拂慧眼相识，趁夜私奔：红拂性情奔放，怀有隐居的思想，可李靖却一心建功立业。红拂便只有助李靖建功立业。待李靖立下平定突厥的盖世奇功后，红拂又劝其 不要功高震主，让李靖闭门谢客。李靖虽然同意，但当土谷浑战事起时，又不顾妻子的劝诫和年老，毅然决定统兵为国效力。功成名就之后，夫妻双双隐居长安闹市之内。它展示了一种独特的生活奇观，这种奇观满足我们的窥私欲望：而在剧情之下的人物心理的展示上，我们可以看到和我们相近的人物心理构型，从而可以在剧情鉴赏中获得新的生活场景的体验。
盛唐时期由于国力的强盛，形成了绚丽旖旎，华美宏阔的审美趣向。李泽厚先生说：“一种丰美的，具有青春活力的热情和想象，渗透在唐代文艺之中，即使是享乐、颓丧、忧伤，也仍然闪烁着青春、自由和欢乐。”这一时期审美风尚自然也如美好青春年华一般，既有万紫千红，绚丽多彩，又活力馥郁，气薄云天。而考察当前中国的语境，今天中国处在经济高速发展，人们逐渐开始摆脱生活的必然纷扰，并正在向小康迈进，生活方式由温饱型向享乐型嬗替。工业／后工业社会之所谓的大众。开始显露出其作为作为社会消费和娱乐的主体。他们在消费主义狂潮的裹挟下，价值观念和日常生活正被不断地改写着，自然对盛唐时代盈溢的熙攘豪华与物质充分涌流。充满着想象性地期待拥有。因而这类盛唐电视剧总是以宏大的场景和华美的画面，毕现那个风华盛世时代的风情、社会百态，色彩精湛的服饰，特有的室内装饰等等。人有超越现实处境的欲望，而观众在观看这类电视时可以获得心理幻像的满足。
伯格谈到：电视“这种传媒尽量依靠特写。向观看它的人提供一种虚假的陪伴，提供某种(从视觉上说)的社区。”这里就涉及到电视接受过程中作为受众一方的秉性，即不管创作者创作意图如何，接受者都是倾向于把作品中的描写与自己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在观看电视的过程中，获得自我参与的心理体验。剧情的是否契合观看者当下生存状态的需要才成为重要指标。正由于此，盛唐电视剧以其华美制作，妥帖地迎应了当下观众的欲望诉求，他们想象性的华美图景，有了停泊的锚地。
三、召唤英雄与崇高的期待视野
电视剧作为在家庭里观看的一种大众艺术，表现人们日常生活，肯定人的自然欲望，肯定世俗生活的乐趣，把人从政治话语状态中解放出来，弃绝假大空和政治图解，无疑是我国电视剧制作水平的彻底新生。近二十年的电视剧大幅度向真实生活回归，向普通人、平民、小人物生存回归，向写实主义回归。《渴望》、《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永远有多远》以及一些都市青春言情剧大行其道，大受观众青睐，这正是新兴市民阶层日益扩大，其生活化、实惠化的话语现实的投射，是市民心态和趣味的对应物。客观地说，电视剧与世俗共舞也无疑产生过许多受欢迎的作品，但电视作为与我们关系亲密的一种传媒，倘若一味地只是“一地鸡毛”在轻舞飞扬，难免会显露出疲惫让人生厌的面目。因为人类总不会满足于庸常，崇高与豪气的扬厉，英雄文化的激荡，在任何时候都是令人心弛神往的。何况全民族正处在新旧交替，战略机遇的重要时期。热烈放达、开拓进取、积极向上的精神尤其成为时代之需。从《三国演义》、《水浒传》、《长征》、《激情燃烧的岁月》、《历史的天空》、《亮剑》等电视剧的热播，便透露此种趋向的端倪。
国家政治巨型话语往往需要召唤一种共同的精神意志和文化价值观，以整饬社会各阶层与社群为共通的价值标杆和终极目标而聚集。“通过把文化价值全盘融合到已建立的秩序中，通过大规模地再生产和展示这些文化价值的实现”。今天的中国，正努力实现和平崛起。构建和谐小康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自然呼唤一种富有昂扬，奋发、有为、磅礴的话语精神和话语实践来促动共有文化价值观的形成。此种情形下，历史往往是极为重要的话语资源，由于地理环境，成长经验、文化语境的原因，历史的话语资源与大众主体有着天然的亲和性。盛唐时代，政治开明，经济发达，军力强大，文化繁荣。盛唐成为了一个高度开放，兼容并包的国家。据有关资料统计，当时与唐交往的国家有130多个。尤其是唐人的精神状态，他们眼界开阔。不拘传统，意气风发，情绪高昂，乐观自信、积极进取，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在各自的领域里建功立业。试想今天之中国，能不与那个遥远而辉煌的盛唐生发出激越的和弦吗?我们当然有必要与我们民族祖先在进入高度成熟期、处于生命力最旺盛阶段洋溢出的蓬勃朝气和高度自信，达成一种恒久的精神盟约。这点上或许从导演吴子牛阐释的观点得到印证。他说，《贞观长歌》是一部宫廷争斗的戏，在创作中着力表现的是一种人性的“大”，有着深邃的主题。讲述的重点是在唐朝初期中华民族那段于战乱的废墟中崛起的艰难历程，表现唐太宗李世民执政后统一全国、励精图治、文治武功。创造“贞观之治”的历史。主题褒扬的是中华民族宽容良善、敦睦仁厚的传统和胸怀。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每个人现在都遭逢着一切似乎已旋转起来。一切似乎连根拔起的剧变。我们中间的一些人在时代和社会急速的涡旋里，在许多事情和一些境遇面前只能呈示某种无力性，失魂落魄。“陡然进发、释放出的物欲与拜金狂热，必然携带着社会性生存与身份焦虑”如何确证自己的存在，在社会丛林里生存，改良自己的境遇，同时祈求精神的生机。在我们这个缺乏宗教信仰精神氛围的国度，救赎的途径只能诉诸英雄的莅临，于是，渴慕英雄和强者，成了许多受众内在的心灵图景和精神线条。观众对英雄的期待视野，促动大众文本生产者竭力通过电视荧屏来塑形英雄的范本。而盛唐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愿为腰下剑，直为斩楼兰”的意气立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的雄阔壮大。成为当时人的竞相践行的风尚，盛唐题材自然就成了电视剧创作者们不约而同的凝眸。
观众对英雄和崇高的召唤心态，还出于在欲望的挤兑下，需要一种精神的顽强表达，以此作为直面残酷生活的另一种舒缓通道。我们很容易发现，作为消费符码的珠光摇曳的商场，暧昧的洗脚屋、桑拿房、壮阳药，美容院以及名车、豪宅、美女、股票、彩票的广告，几乎如空气似地环绕着我们，酷烈而赤裸的欲望似乎是融凌的冰河浩荡，奔溢于中国的城乡。“欲望化的生存图景”，已裸呈出媚惑勾人的魅力。但欲望充塞之时，人总是需要领取亘古如斯的精神承诺，而现实只向我们出示实利的诱惑，在当下生活的实践中或许很难找到安顿灵魂的锚地。于是乎像连续剧《鉴真东渡》逼真再现久违的那种崇高的精神追求，正好满足了观众对于崇高精神的企盼。弥补了现实生活中终极精神匮乏的缺憾，可以说鉴真精神在如今这个物质欲望主导的社会里，如同一块温润的绿草地。如同一剂清凉的去火剂，能给心灵的抚摩，洗滤和净化大众的心志。
综而言之，盛唐题材的电视剧之所以热于荧屏，与社会意义和大众日常实践的有着内在的关切。笔者所论的三方面原因似乎存在着意义的矛盾冲突，但这正是大众文化文本的内在特征的规约——意义交互冲突的场域。这恰如葛兰西所论，通俗文化是一个各种利益和价值观相互竞争的矛盾混合体，既不是中产阶级。也不是工人阶级……但总是两者之间一种不断变化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