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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份，有媒体曝出，云南省曲靖市马龙县成立了一家交通服务公司，由该公司认定县城内的违停车辆，并用标有“综合执法”的拖车强制拖车。调查发现，这家交通服务公司属私人运营，法人代表系马龙县城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一名中队长的妻子。当地知情人士称，该交通服务公司拖车收取的费用，与城管局按八二比例分成。
政府服务与执法的区别
出于缓解政府在资金、人力和时间等方面成本的缘故，政府部门可以将相关服务外包给企业，比如环卫、教育培训、工程建设等方面的工作。但是，服务和执法管理权完全是两个概念，处理违停车辆是执法管理而非服务的范畴。
而且，将执法权“外包”给企业，本身就违反了行政法中“没有取得执法资格的人员，不得从事行政执法工作”的规定，但是在政府推进购买公共服务的大背景下，此举容易让公众产生误解，因此有必要厘清行政执法是否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范围之内。一般而言，行政执法属于社会管理范畴，即以法律为保障，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和约束，政府在其中起主导作用。公共服务则以合作为基础，发展各项公共事业、提高国民福利，强调政府的服务性。政府服务外包或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主要指后者。因此，行政执法并不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范围内。
然而现实中，将执法权打着公共服务的名义“外包”，马龙县并非孤例。由于很多地方对政府服务“外包”范围缺少制度上的规范和厘清，导致执法权“外包”作为“先进经验”“创新之举”在多地得到复制。近年来，郑州、深圳等地也曾将城管执法工作“外包”给一些企业，进行市场化运作，但此举造成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双重缺失，引起公众不满。后来，郑州市叫停城管执法“外包”。深圳市也在遭遇城管“外包”涉黑案后，出台文件明确规定“协管员不具有行政管理权、执法权”。
执法“外包”存在的问题
以“城管外包”为例，它的直接后果，恐怕是以极低的成本，突破了行政体系对人数规模的限制。城管需求量大，只因职权臃肿：他们要保障市容整洁、秩序分明，在“市容本位”的逻辑下，暴力执法频现。因为执法内容的扩充，城管也需要足够多的人力，去维持强力型管理。相反的，提升市民的公共意识等，却被习惯性地遗忘。城市治理的着眼点，也便从“增强市民的自律他律”转移到“城管外包”上。
此外，城管的外包，必然带来“执法权”的转移：一群未经充分筛选、严格训练、考核上岗的“社会人士”，轻而易举地获得了罚没、罚款、报批等权力。现实情况下，一方面“外包人员”只能从职能部门领取极微的薪酬；另一方面，他们却手握着能量十足的权力。那么，便存在这样一种风险，城管外包是否会异化成“外租执法权，并默许其人用以谋利，从而换取他们甘愿的廉价服务”？
必须厘清“城管外包”难以成功的尝试，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迎合了现代社会管理模式的变革。公职机构的单维度管理，早已不适合千头万绪的现实。将更多“政府职能”剥离，甚至转给社会力量接盘，对促进就业、压缩成本、提升效率都助益良多。权力下放、收缩，是构筑现代型政府的基本趋势。可问题是，执法权不是可随意转让的商品，它应遵从基本的治理原则—由专业的公职人员来行使，用公信力来兜底，以避免执法“走火”。
用制度和法来约束执法“外包”
如何防止某些部门以服务“外包”之名，行权力寻租之实？首先对政府服务外包要有明确的界限，厘清可以买什么、不能买什么。这一点，国务院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中没有统一规定，各地都在探索实践之中。比如长沙曾出台过暂行办法，规定“应当由政府部门直接提供、不适合社会力量承担的公共服务，不得购买”。宁波出台暂行办法规定，“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检查、行政收费、行政确认、行政征收征用、行政强制执行等政务行为，不得实行服务外包”。
显然，执法行为属于政府行政机关的核心、关键业务，不适合由社会力量承担。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本意是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服务水平，但在现实中却被一些歪嘴和尚念歪了经，不但没有提高服务水平，滥用的“外包”还隐藏着腐败。以此为鉴，要把好事真正做好，有针对性地建章立制、规范引导必不可少。借鉴政府推出权力、责任两张清单的做法，也可以列出一张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清单”，规范“外包”范围。当务之急，是要让这张清单更具体、更明确、更公开，让公众看个明白、能够监督。
而且，行政执法必须有严格的主体限定，并不是《行政强制法》出台了才应该有。对于权力来说，法无授权即禁止，既然法律没有明确把行政执法权授权给公司等主体，那么，行政执法就不应该出现“执法人员”以外的主体。目前一些地方的执法机关之所以把执法权随意给予公司等主体，表面上看是执法者人力不够，其实却是为了省掉最麻烦最辛苦的一线工作，而且一旦出了事，还可以把责任推给公司等主体。
一些执法机关骨子里的“执法权外包”思维不从机制上根除，难保今后不会继续出现“无资质者执法”的怪事。因此，我们要杜绝的，不仅仅是外包执法，而是“执法权外包”的思维，要堵上的是对执法机关管理上“责权严重不对等”的漏洞。
政府服务与执法的区别
出于缓解政府在资金、人力和时间等方面成本的缘故，政府部门可以将相关服务外包给企业，比如环卫、教育培训、工程建设等方面的工作。但是，服务和执法管理权完全是两个概念，处理违停车辆是执法管理而非服务的范畴。
而且，将执法权“外包”给企业，本身就违反了行政法中“没有取得执法资格的人员，不得从事行政执法工作”的规定，但是在政府推进购买公共服务的大背景下，此举容易让公众产生误解，因此有必要厘清行政执法是否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范围之内。一般而言，行政执法属于社会管理范畴，即以法律为保障，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和约束，政府在其中起主导作用。公共服务则以合作为基础，发展各项公共事业、提高国民福利，强调政府的服务性。政府服务外包或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主要指后者。因此，行政执法并不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范围内。
然而现实中，将执法权打着公共服务的名义“外包”，马龙县并非孤例。由于很多地方对政府服务“外包”范围缺少制度上的规范和厘清，导致执法权“外包”作为“先进经验”“创新之举”在多地得到复制。近年来，郑州、深圳等地也曾将城管执法工作“外包”给一些企业，进行市场化运作，但此举造成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双重缺失，引起公众不满。后来，郑州市叫停城管执法“外包”。深圳市也在遭遇城管“外包”涉黑案后，出台文件明确规定“协管员不具有行政管理权、执法权”。
执法“外包”存在的问题
以“城管外包”为例，它的直接后果，恐怕是以极低的成本，突破了行政体系对人数规模的限制。城管需求量大，只因职权臃肿：他们要保障市容整洁、秩序分明，在“市容本位”的逻辑下，暴力执法频现。因为执法内容的扩充，城管也需要足够多的人力，去维持强力型管理。相反的，提升市民的公共意识等，却被习惯性地遗忘。城市治理的着眼点，也便从“增强市民的自律他律”转移到“城管外包”上。
此外，城管的外包，必然带来“执法权”的转移：一群未经充分筛选、严格训练、考核上岗的“社会人士”，轻而易举地获得了罚没、罚款、报批等权力。现实情况下，一方面“外包人员”只能从职能部门领取极微的薪酬；另一方面，他们却手握着能量十足的权力。那么，便存在这样一种风险，城管外包是否会异化成“外租执法权，并默许其人用以谋利，从而换取他们甘愿的廉价服务”？
必须厘清“城管外包”难以成功的尝试，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迎合了现代社会管理模式的变革。公职机构的单维度管理，早已不适合千头万绪的现实。将更多“政府职能”剥离，甚至转给社会力量接盘，对促进就业、压缩成本、提升效率都助益良多。权力下放、收缩，是构筑现代型政府的基本趋势。可问题是，执法权不是可随意转让的商品，它应遵从基本的治理原则—由专业的公职人员来行使，用公信力来兜底，以避免执法“走火”。
用制度和法来约束执法“外包”
如何防止某些部门以服务“外包”之名，行权力寻租之实？首先对政府服务外包要有明确的界限，厘清可以买什么、不能买什么。这一点，国务院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中没有统一规定，各地都在探索实践之中。比如长沙曾出台过暂行办法，规定“应当由政府部门直接提供、不适合社会力量承担的公共服务，不得购买”。宁波出台暂行办法规定，“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检查、行政收费、行政确认、行政征收征用、行政强制执行等政务行为，不得实行服务外包”。
显然，执法行为属于政府行政机关的核心、关键业务，不适合由社会力量承担。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本意是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服务水平，但在现实中却被一些歪嘴和尚念歪了经，不但没有提高服务水平，滥用的“外包”还隐藏着腐败。以此为鉴，要把好事真正做好，有针对性地建章立制、规范引导必不可少。借鉴政府推出权力、责任两张清单的做法，也可以列出一张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清单”，规范“外包”范围。当务之急，是要让这张清单更具体、更明确、更公开，让公众看个明白、能够监督。
而且，行政执法必须有严格的主体限定，并不是《行政强制法》出台了才应该有。对于权力来说，法无授权即禁止，既然法律没有明确把行政执法权授权给公司等主体，那么，行政执法就不应该出现“执法人员”以外的主体。目前一些地方的执法机关之所以把执法权随意给予公司等主体，表面上看是执法者人力不够，其实却是为了省掉最麻烦最辛苦的一线工作，而且一旦出了事，还可以把责任推给公司等主体。
一些执法机关骨子里的“执法权外包”思维不从机制上根除，难保今后不会继续出现“无资质者执法”的怪事。因此，我们要杜绝的，不仅仅是外包执法，而是“执法权外包”的思维，要堵上的是对执法机关管理上“责权严重不对等”的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