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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大学的时候，老师就告诫我们不管你们多么不愿意，也要熟读八部红色经典，“三红一创，山青保林”。后来我在教我的学生的时候，也是如此教育他们，红色经典的必读书目，除这八部之外，又增加了四部，变成了 12部，“三红一创，山青保林，艾丁赵孙”。“三红一创”的“创”正是《创业史》，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着极高的地位，它的作者就是柳青。
我们的老师要求我们，我们也要求我们的学生不仅要细读它，还要写出阅读感悟，主要是从叙事和叙事结构上去领会它。后来，我们又在我们的老师指导下，并且又指导着我们的学生们按照《孟子》所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的古训，开始进入到柳青的人生世界，让我们走近、了解了柳青并心生敬意，希望那些信仰的力量，能够让我们对于红色经典有种天然的亲近感。
后来情况发生了改变，就是在我们读大学时的 80年代的中国，国门打开，思想解放，文化开源。大量的外来文化不仅让我们大开眼界，大补营养，从一度的精神贫困变得富有充裕。同时，对过去所食文化开始反思质疑，也唤醒了一些人的觉悟与叛逆。一夜之间的精神暴富，有如过度饮食一样，让我们变得臃肿虚胖，自以为饱食无忧，却轻易地丢弃了根本，并且似乎走得更远，甚至对过往的一切存在都产生了怀疑。
文学界对曾经影响了几代人的“红色经典”有了一次彻底的清算，我们这些当年的学子正是在这种怀疑与清算的语境中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的，因此，也就有了某种被“策反”式的对“红色经典”的抵抗。其实，如果不是前面的首倡者开宗明义地引导我们进行审判式的阅读产生了某种“唆使”效果，我们的胃口也很难被改造成功，因为我们有我们的历史和文化背景。那是一个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时代，培养了我们的信仰。问题是，这样教育的结局是我们被成功改造，有了“先入为主”的偏见。恰恰因为在读“革命作品”“红色经典”之前，已经被“醒悟”的文学界告知，那些 作品会坏了我们的文学感觉、污染了我们的胃口，特别是对于专业从事文学创作与批评的我们来说，这的确是一次相当严重的清洗。因此，对于红色经典的认知，我们是从一个敬仰的高峰跌落到了抵抗的低谷，并且正像我们对于信仰的坚定那样，执拗顽固，无法妥协柔化。
幸运的是，在一个多元的话语世界里，总会有一部分有识者没有走上一条极端化的叛逆之路，而是理性地浸透引导，使我们再次冷静地审视与对望那些曾经影响了几代人的红色经典。突然，热泪盈眶，唏嘘感叹，幡然梦醒。
年少时，我们不懂得柳青的意义，反而对于他的出离和放弃有某种困惑，当我们终于可以理性地面对他的作品和他的人生选择时，才知道它的可贵与价值。重读柳青的作品，有一种油然而生的重逢之感，进而产生了对大师的敬仰之情。他的《创业史》在文学史上的价值自不必说，就是他的《地雷》《铜墙铁壁》以及诸多中短篇作品已经足够回报他 14年坚守在皇甫村的苦乐命运。这也是一种精神的培植，一种信仰的执着。
后来的遇见柳青是在政治学习时阅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文章的片段里，习近平在文章中写道：“1982年，我到河北正定县去工作前夕，一些熟人来为我送行，其中就有八一厂的作家、编剧王愿坚。他对我说，你到农村去，要像柳青那样，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柳青为了深入农民生活，1952年曾经任陕西长安县县委副书记，后来辞去了县委副书记职务，保留常委职务，并定居在那儿的皇甫村，蹲点 14年，集中精力创作《创业史》。因为他对陕西关中农民生活有深入了解，所以笔下的人物才那样栩栩如生。柳青熟知乡亲们的喜怒哀乐，中央出台一项涉及农村农民的政策，他脑子里立即就能想象出农民群众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
再次遇见柳青，是《海外文摘》2019年 11期基石的文章《柳青，一座不巧的精神灯塔》，以及著名散文家蒋建伟的讲述。基石的文章生动详细地讲述了柳青在皇甫村 14年的种种故事，打开了一条通向柳青生活和精神世界的道路，让我们看到了柳青的 14载皇甫岁月，一个太厚道、太真实的柳青出现在我们面前。文章给我们勾画出了柳青清晰而真实的人生旅途。
蒋建伟先生研究了柳青的创作，他动情地给我们讲述了他所了解、研究和敬仰的柳青。建伟还为柳青写了首歌曲《啊，柳青先生》，自己写词谱曲，在朋友们中间纵情高歌，传颂着柳青的精神，让人感动不已。
蒋建伟先生的歌中写道：《创业史》作家叫“一部，柳青。全家迁原上，是个好先生。一笔一口气，字字写民心，引领我们创大业啊，收获好年成。为了一群人，留下一顆心，倾盆大雨哭不够啊，黄土埋先生。你是灯塔给我们光明，光明的人啊，一生都在追梦。啊，我亲爱的人，都给这皇天啊后土。你是皇甫村的老百姓啊。大雨知道，大雪知道，风知道，啊，小路知道，小 村知道，心知道，知道我们在等你，啊，知道我们在等你，啊柳青，先生。一朵灯花开，一点最光明，满眼都是你的爱，那是太阳的歌声……”
天妒英才说的是天才的早夭和对天才的不公。无疑，柳青的作品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这位文学天才的证据，而他的境遇和命运的机缘又让他遭遇种种不公。即使像他这样只能给周围带来好处，而不可能带任何负面影响的作家在历史的漩涡中也难逃厄运，他所钟情的世俗生活与普通的平民日常也难以如意。他被迫害被调查，这位天才的作家在 62岁便离开我们，这样的损失如何来弥补？
一个人放弃京城的九级官禄，舒适享受，到西北去任职，放着省级、县级干部的位置不要，却只要求当一个普通村民的人，要么是大智慧，要么是大愚笨。站在物质的角度我们看到的或许正是一个傻人的行为，可是，从精神的层面才懂得了这是大智慧的选择。一个作家，一个真正想写出大作品的作家，如果隔离并且放弃了时代和现实的生活，哪怕与现实略略闹点别扭，也是写不出好作品的。而柳青是彻悟之人，他参透了文学的真谛，他明确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该要什么。他要回归地面，回到民间去，抛开文学的聚义厅到现实的大舞台上扎实地融入。
一个脚踩着大地的人，是不可能从文学的圣殿上坠落下去的，一个踏实行走的头羊又如何会被时代的队伍所遗落？柳青对物质享受的放弃其实是对精神家园的一次完美回归。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大智慧。
大智者大愚也，大巧者大拙也。这就是柳青的聪明。看似放弃了某种可见的利益，却得到了肥美的现实沃壤，他在这片属于他的皇天后土上辛勤耕耘劳作，撒下种子，培植起文学的胚胎，慢慢地哺育它，使这棵文学的秧苗发芽生长，放射出生命的光彩，获取生命的勃勃阳光，浇灌壮大，长成参天大树，结出奇香异果。文学家园正是如此萌受现实的雨露，承接上苍的恩泽的。果然，我们看到了丰硕而又甘甜的成果。
读柳青，我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也能听柳青的心跳声。从文字的密林透出的现实气息和朦胧的诗意中，让我感受到了一个高贵灵魂的存在，他带动着我们与它同频共振，让我们的身心整个的纯洁起来，高尚起来。这是柳青的精神价值，也是灵魂的重量。柳青是一位本真的用生命和鲜血在写作的作家，因此，他的作品也就带着浓烈的血色和让人迷醉的精神乳汁。我们吸吮着它，就能醍醐灌顶，承受神圣的恩泽和思想的光芒，这是用粗壮的劳动者的手，和虔诚的心力搭建起来的文学大厦，也是用五颜六色的神来色块点染出的现实画卷。
遇见柳青，也让我们打开了书写的多种可能，现实可以如此表达，也可以如此真正地抛弃，人的灵魂可以如此纯净而美好。
我们的老师要求我们，我们也要求我们的学生不仅要细读它，还要写出阅读感悟，主要是从叙事和叙事结构上去领会它。后来，我们又在我们的老师指导下，并且又指导着我们的学生们按照《孟子》所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的古训，开始进入到柳青的人生世界，让我们走近、了解了柳青并心生敬意，希望那些信仰的力量，能够让我们对于红色经典有种天然的亲近感。
后来情况发生了改变，就是在我们读大学时的 80年代的中国，国门打开，思想解放，文化开源。大量的外来文化不仅让我们大开眼界，大补营养，从一度的精神贫困变得富有充裕。同时，对过去所食文化开始反思质疑，也唤醒了一些人的觉悟与叛逆。一夜之间的精神暴富，有如过度饮食一样，让我们变得臃肿虚胖，自以为饱食无忧，却轻易地丢弃了根本，并且似乎走得更远，甚至对过往的一切存在都产生了怀疑。
文学界对曾经影响了几代人的“红色经典”有了一次彻底的清算，我们这些当年的学子正是在这种怀疑与清算的语境中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的，因此，也就有了某种被“策反”式的对“红色经典”的抵抗。其实，如果不是前面的首倡者开宗明义地引导我们进行审判式的阅读产生了某种“唆使”效果，我们的胃口也很难被改造成功，因为我们有我们的历史和文化背景。那是一个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时代，培养了我们的信仰。问题是，这样教育的结局是我们被成功改造，有了“先入为主”的偏见。恰恰因为在读“革命作品”“红色经典”之前，已经被“醒悟”的文学界告知，那些 作品会坏了我们的文学感觉、污染了我们的胃口，特别是对于专业从事文学创作与批评的我们来说，这的确是一次相当严重的清洗。因此，对于红色经典的认知，我们是从一个敬仰的高峰跌落到了抵抗的低谷，并且正像我们对于信仰的坚定那样，执拗顽固，无法妥协柔化。
幸运的是，在一个多元的话语世界里，总会有一部分有识者没有走上一条极端化的叛逆之路，而是理性地浸透引导，使我们再次冷静地审视与对望那些曾经影响了几代人的红色经典。突然，热泪盈眶，唏嘘感叹，幡然梦醒。
年少时，我们不懂得柳青的意义，反而对于他的出离和放弃有某种困惑，当我们终于可以理性地面对他的作品和他的人生选择时，才知道它的可贵与价值。重读柳青的作品，有一种油然而生的重逢之感，进而产生了对大师的敬仰之情。他的《创业史》在文学史上的价值自不必说，就是他的《地雷》《铜墙铁壁》以及诸多中短篇作品已经足够回报他 14年坚守在皇甫村的苦乐命运。这也是一种精神的培植，一种信仰的执着。
后来的遇见柳青是在政治学习时阅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文章的片段里，习近平在文章中写道：“1982年，我到河北正定县去工作前夕，一些熟人来为我送行，其中就有八一厂的作家、编剧王愿坚。他对我说，你到农村去，要像柳青那样，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柳青为了深入农民生活，1952年曾经任陕西长安县县委副书记，后来辞去了县委副书记职务，保留常委职务，并定居在那儿的皇甫村，蹲点 14年，集中精力创作《创业史》。因为他对陕西关中农民生活有深入了解，所以笔下的人物才那样栩栩如生。柳青熟知乡亲们的喜怒哀乐，中央出台一项涉及农村农民的政策，他脑子里立即就能想象出农民群众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
再次遇见柳青，是《海外文摘》2019年 11期基石的文章《柳青，一座不巧的精神灯塔》，以及著名散文家蒋建伟的讲述。基石的文章生动详细地讲述了柳青在皇甫村 14年的种种故事，打开了一条通向柳青生活和精神世界的道路，让我们看到了柳青的 14载皇甫岁月，一个太厚道、太真实的柳青出现在我们面前。文章给我们勾画出了柳青清晰而真实的人生旅途。
蒋建伟先生研究了柳青的创作，他动情地给我们讲述了他所了解、研究和敬仰的柳青。建伟还为柳青写了首歌曲《啊，柳青先生》，自己写词谱曲，在朋友们中间纵情高歌，传颂着柳青的精神，让人感动不已。
蒋建伟先生的歌中写道：《创业史》作家叫“一部，柳青。全家迁原上，是个好先生。一笔一口气，字字写民心，引领我们创大业啊，收获好年成。为了一群人，留下一顆心，倾盆大雨哭不够啊，黄土埋先生。你是灯塔给我们光明，光明的人啊，一生都在追梦。啊，我亲爱的人，都给这皇天啊后土。你是皇甫村的老百姓啊。大雨知道，大雪知道，风知道，啊，小路知道，小 村知道，心知道，知道我们在等你，啊，知道我们在等你，啊柳青，先生。一朵灯花开，一点最光明，满眼都是你的爱，那是太阳的歌声……”
天妒英才说的是天才的早夭和对天才的不公。无疑，柳青的作品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这位文学天才的证据，而他的境遇和命运的机缘又让他遭遇种种不公。即使像他这样只能给周围带来好处，而不可能带任何负面影响的作家在历史的漩涡中也难逃厄运，他所钟情的世俗生活与普通的平民日常也难以如意。他被迫害被调查，这位天才的作家在 62岁便离开我们，这样的损失如何来弥补？
一个人放弃京城的九级官禄，舒适享受，到西北去任职，放着省级、县级干部的位置不要，却只要求当一个普通村民的人，要么是大智慧，要么是大愚笨。站在物质的角度我们看到的或许正是一个傻人的行为，可是，从精神的层面才懂得了这是大智慧的选择。一个作家，一个真正想写出大作品的作家，如果隔离并且放弃了时代和现实的生活，哪怕与现实略略闹点别扭，也是写不出好作品的。而柳青是彻悟之人，他参透了文学的真谛，他明确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该要什么。他要回归地面，回到民间去，抛开文学的聚义厅到现实的大舞台上扎实地融入。
一个脚踩着大地的人，是不可能从文学的圣殿上坠落下去的，一个踏实行走的头羊又如何会被时代的队伍所遗落？柳青对物质享受的放弃其实是对精神家园的一次完美回归。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大智慧。
大智者大愚也，大巧者大拙也。这就是柳青的聪明。看似放弃了某种可见的利益，却得到了肥美的现实沃壤，他在这片属于他的皇天后土上辛勤耕耘劳作，撒下种子，培植起文学的胚胎，慢慢地哺育它，使这棵文学的秧苗发芽生长，放射出生命的光彩，获取生命的勃勃阳光，浇灌壮大，长成参天大树，结出奇香异果。文学家园正是如此萌受现实的雨露，承接上苍的恩泽的。果然，我们看到了丰硕而又甘甜的成果。
读柳青，我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也能听柳青的心跳声。从文字的密林透出的现实气息和朦胧的诗意中，让我感受到了一个高贵灵魂的存在，他带动着我们与它同频共振，让我们的身心整个的纯洁起来，高尚起来。这是柳青的精神价值，也是灵魂的重量。柳青是一位本真的用生命和鲜血在写作的作家，因此，他的作品也就带着浓烈的血色和让人迷醉的精神乳汁。我们吸吮着它，就能醍醐灌顶，承受神圣的恩泽和思想的光芒，这是用粗壮的劳动者的手，和虔诚的心力搭建起来的文学大厦，也是用五颜六色的神来色块点染出的现实画卷。
遇见柳青，也让我们打开了书写的多种可能，现实可以如此表达，也可以如此真正地抛弃，人的灵魂可以如此纯净而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