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走上民意舞台的网络红人带来了一场全民狂欢
　　
　　长期以来，中国都是一个缺少民间表达的国度，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从来没有开放出让足够多的人参与进来的对话空间，而对于一项不利于自己的制度安排，民众也很难公开表达自己的诉求。后来，我们有了网络，一改传统媒体中以精英人物为主角的局面，我们得以更多地发出来自底层的声音，网络成为了民意的出口。再后来，我们发现网络不仅是一个传播信息的媒介，更是一个可以让全社会参与进来的娱乐大舞台。
　　
　　2006这一年，我们迎来了一个个走上舞台的网络红人：从年初有象征“打破文化权威”的胡戈，有“对应试教育斜眼睥睨”的“百变小胖”，有要“勾引孔子”的“国学辣妹”，有三个月内点击过千万的草根博客“极地阳光”，有遭遇江湖追杀令的“虐猫事件”女主角，直到年底有公布性录像带、“揭露影视圈”潜规则的张钰……他们给我们带来了一场似乎毫无代价的全民狂欢。
　　狂欢的空气中夹带着许多能够弹动我们心弦的关键词：“恶搞”文化权威、娱乐民主化、“重振国学”、网络道德法庭……我们通过对这些网络红人的诠释与过度诠释，借机表达我们内心的不满和渴求。尽管我们每天依然要挤公车、偶尔还遭遇扒手、还要为一日三餐的食品安全以及小孩的应试教育而忧心忡忡，但网络红人们却在提醒我们“麻雀一朝变凤凰”的可能，以及另外一个充满悬念、娱乐和性的网络世界。
　　是的，我们需要娱乐。我们已经对“苦大仇深”失去耐心，娱乐绝对是一个政治正确的事情。但当我们坐在电脑前捧腹大笑之余，是否能够抽出一点时间想象以下这些显然更为沉重的话题：
　　在我们寻求娱乐的时候，网络是否可能成为暴力而对当事人的生活造成负面影响。事实上，“陈易事件”中形成的网络舆论，最终改变了陈易母亲之生死。诗人赵丽华或者不是一个单纯的受害者，但在经过一阵全民参与的恶搞之后，她已经辞去了《诗选刊》的职务，表示不再写诗。谩骂、仇视和非理性话语正在网络上泛滥。让人担心，一个缺乏自我监控的言论，将可能导致更强力的外在监控。
　　对于一般网民来说，网络红人创造的娱乐价值似乎不需花费分文，但事实上，娱乐从来不是有效的利益表达。网络本来可能成为意见论辩的平台，促成民众学习对于公共事务发言和商议，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决策的民主化。对于一个处在转型期的社会来说，这显然更为关键。
　　我们或者还应该注意到，这些娱乐红人的背后，蕴含着多么巨大的商业利益驱动。张钰的两段性交易视频出现在优酷网之后，这个刚满5个月的网站浏览量增加了10倍，并且在一个月后拿到了一笔1200万元的风险投资；从2006年3月在新浪开博客开始，极地阳光Acosta的博客点击率已经攀升到3700多万，这一切又都可以换算成为网站的盈利能力。另外，网络推手这个行业正悄然兴起，更多人将以调动网民的兴奋神经与荷尔蒙为生计。
　　我们或许不能苛责，商业力量对于民意可能带来的扭曲，追逐利润和效率从来都是商业的使命。但作为一个社会主体，我们不妨反思，这场以草根面貌出现的网络造星运动，究竟是民意的释放，或是商业力量塑造甚至政策放任的结果？在多大程度上，这场众声的喧哗具有民主萌芽的味道，或者仅仅是一场多方力量的合谋？
　　如同学者尹鸿所说的，网络远远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民主，“很多时候其实是各种商业动机，甚至是暴力动机或无意识动机的结果。” 只有当我们的民意有了越来越清醒、理性的自我意识，才可能与各种各样的干扰抗衡，避免网络民意成为某些部门、某些企业或者某些人手中任意捏弄的橡皮泥。
　　是利用网络进行民意的启迪，形塑更理性的民间舆论；还是沉迷于狂欢之中，在一个个网络红人的娱乐和刺激下退化为“鼠标土豆”，这是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的选择。而我们要说的是：“网络只是个工具，而人才是目的本身。”
　　基于此，这个具有年度符号的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