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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很慈祥,没有部级高官的架子，可从他对一些文化事件的苛责，你又能感觉到他的强硬
北河沿大街西侧原文化部的大院里，楼群中藏着一进四合院，青砖灰檐，古朴尽显。这里曾经是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旧居，如今，是刘忠德办公的场所。
刘忠德，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主任，今年4月两次对“超级女声”比赛发表了异常严厉的批评，认为当前娱乐文化的恶俗化倾向对青少年的毒害是深远的。
刘忠德，因其言论而广为人知。
此前，这位前国家教委副主任（1985-1988）、前国务院副秘书长（1988-1990）、前中宣部副部长（1990-1998）、前文化部部长（1992-1998），并不为大众所熟知。同众多高级官员一样，他很少接受媒体采访，更极少向公众表达自己的价值观和对国家公共政策的评价。
这位73岁的老人，腿脚也不甚灵便，但繁忙程度一如继往。本刊记者8月里三个不同的时间段前往拜访，在这进四合院大厅里的沙发上总坐着一拨拨不同的人，他们等着刘老的约见。
8月8日下午3点，8个不同年龄的人落座厅堂等候刘忠德会见——两名年轻的姑娘是排演中国剧《天鹅湖》的演员，静静地候着编剧刘忠德说戏；3位上了年纪的先生捧着一堆公函，“关于成立红色艺术博物馆的申请”，希望得到刘部长的帮助；3位老板模样的人，希望《天鹅湖》能在他们经营的剧院巡演。刘老正在办公室接待客人，加上本刊记者，这时他共有五拨客人。
笑着，送出来一批，握手，告别，之后，刘忠德总会蹒跚着迎进去一批。他的好客、知礼和谦逊，由此可见；从这位老人慈祥的容貌上，看不出部级高官的架子，可从他对一些文化事件的苛责，你又能隐隐感觉到他的坚硬。
给记者的感觉是，刘忠德的大部分时间似乎都用于接待，甚至周六周日，他也在办公室度过，“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并不多”。
业余剧作者
“我是一个业余剧作者”，刘忠德对其第一重身份的认定是肯定的。
“在东北抗日战场上，八名妇女抗联战士在敌人的追赶下，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毅然投入冰冷的乌斯浑河中。她们中年龄最大的23岁，最小的才只有13岁。在《映山红》的合唱声中，八个真人组成的塑像在江水中被缓缓推出，无数玫瑰花瓣从天散落，洒在塑像身上……”
这是为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刘忠德创作的歌剧《八女投江》中的一幕。在这之前的2001年，他与妻子合写了歌剧《悲怆的黎明》，在中央电视台第6频道播出过几次，刘忠德说：“《悲怆的黎明》这部歌剧，艺术地再现了那纯真的人生约会，它不仅将激励幸存者更加努力地工作，也必将使年轻人受到一次心灵的洗礼和升华。”
而8月22日在长安大戏院首演的中国剧《天鹅湖》，“也集中体现了创作的指导思想”，“这是一个真善美与假丑恶斗争的故事，这是一个各国朋友都能读懂的中国艺术作品。” 《天鹅湖》由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吴汝俊、李光、刘秀荣、孙丽英、孙娟等主演。“10月份在北京长安大剧院演出后，之后更艰巨的任务就是参加中日友好文化年，在日本做20场商业演出。”担任该剧总监制的中国对外演出集团公司总裁张宇“非常看好中国剧《天鹅湖》的市场前景”，他表示该剧借鉴国外音乐剧商业运作的成功经验，采用长线演出的运作模式，“在2006年至2007年一年时间内，完成百场演出计划”。
刘忠德对《天鹅湖》的总体构思是：1.作品为中国剧《天鹅湖》，既不是京剧《天鹅湖》，也不是越剧《天鹅湖》；2.作品的主题是颂扬真善美；3.音乐应汲取京剧、越剧、川剧、评剧、黄梅戏等多种戏剧的元素，唱法和唱腔要有我国最著名剧种的唱腔和唱法，也包括通俗的唱法以及合唱重唱；4.运作过程中要尊重艺术规律和市场规律。我们的目的是要创作出我们中国自己的最好的作品，我们的工作，一切都是要围绕这个目的运行。要尊重市场规律，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要有利于生产最好的文化产品；5.高雅艺术，包括歌剧、交响乐等，需要政府的支持和社会的资助，同时，一定要依附一个剧团来承办；6.音乐的主旋律（主调）可以是越剧的音乐，这个剧应该对越剧的戏迷有强烈的吸引力。
之前刘忠德还写过小说，第一次采访结束，他送了记者他写的《红色家族》，希望我们回去看了后再同他探讨文学与艺术。他又止不住说起手头这本书：“《红色家族》是一部人生的教科书，它给予了我们很多人生的启迪。第一，它告诉人们怎样做人，怎样做一个有道德、有人格、热爱生活、懂得生活和会生活的人；第二，它告诉我们的高级干部，怎么成为人民永远的表率，一个高级干部应该有严于律己的自律精神，应该有崇高的思想境界，应该有革命者永不消逝的思想情怀，懂得关心人、尊重人、宽容人的品格；第三，它告诉人们，一个红色家族，或者说一个高级干部家庭，并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好像他们有某种特权。其实真正的革命的红色家族，不但没有特权，而且连一个普通家族可以做的事他们都不能做。这也许是一种可贵的不平等；第四，它告诉我们老一代人忠诚的过去和永葆青春的今天，今天的第二代人对父辈的理解和精神的继承，以及对人生各种重大问题的正确把握。它告诉我们，今天的第三代也并不是毁掉的一代，而是有思想有才华的一代，从他们身上我们感受到了社会的进步和中华民族永不停止的前进步伐。我们的年轻人是有希望的、有出息的一代，因为他们身上流着的必定是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的血液；第五个启示，它艺术地再现了我们革命的老一代人以及第二、第三代人的精神面貌，他们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的过去，也看到了中华民族的明天和希望。”
刘忠德给记者的一些材料上，有关于《红色家庭》的书评，其中一则是：“看了此书，必将使幸存者更加努力的工作，同时对年轻一代也是一次灵魂的洗礼。这部书力求正确地处理艺术和政治的关系、艺术和生活的关系，引人入胜、发人深省、扣人心弦，悬念迭出。”
教师
在不止一个场合，刘忠德表示过对教师职业的眷恋：“如果生活能给我第二次选择职业机会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回到熟悉的学校，再去当个教师。”
从教师到大学一把手，是刘忠德的第二重身份认定。
1933年，刘忠德生于吉林集安一个普通的家庭。抗战结束，15岁的刘忠德参军，1948年，入东北解放军牡丹江航校学习，1953年，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1959年留校任教，3年后，调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从教师到大学校长，在这个校园里呆了23年。
“我们党的教育方针还是全面发展的，我就是党的教育方针把我培养起来的。我从部队回来以后我才16岁，我就念了中学、念了大学。学校培养学生不仅仅学习科学知识和文化知识，而且要学怎么做人，这是非常重要的。怎样做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有骨气的人，这很重要。”刘忠德说，一个工科院校的学生最后能当文化部长，“说明我们过去的教育方针是保证受教育者全面发展的”。
刘忠德对现在的教育政策有些看法，“在我看来，扩招并不成功，合并学校也是不成功的。比方说扩招，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教育规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是你愿意招多少就招多少，它是受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发展规模制约的，这个规模有多大，他的教育规模才会有多大，这是规律。要不然哪个国家、哪个民族不想多些人念大学、受大学教育、受研究生教育？有人说，扩招当时是出于经济考虑，拉动消费。发展经济不能靠教育消费，以教育质量的下降来换取几个经济上的百分点，那没意义，绝对是危害社会的。”
刘忠德对院校合并也持怀疑，“学校都合并，不要讲合并带来的人事安排的困难、学校后勤规模的困难，它也严重破坏了教育结构。比方说咱们国家应该有高等教育，高等教育有重点院校、一般院校。另外应该有职业教育，应该有中专、大学的职业教育，（院校合并）把整个（教育结构）都破坏了。”
刘忠德以自己任职过的东南大学、原来的南京工学院作比，“它原是教育部直属的36所院校之一，它跟江苏交通专科学校合并，合并以后专科不招生了，也变成东南大学了。然后跟南京铁道医学院合并。铁道医学院是铁路医学方面最先进的学校，但它是一般本科大学，也变成重点院校了。还有最可笑的是，南京地质学校，中专，地质学校跟一个重点大学合并，它也不招中专生了，成了重点大学了。这一合并，中专也没有了，专科学校没有了，一般大学没有了。”
1985年，刘忠德从南京来到北京，任国家教委副主任。说起这段历史，刘忠德笑了：“我根本就不愿意到北京来，我就愿意在学校，在大学当第一把手、党委书记，我当党委书记都没有脱离教学。人生就是不可捉摸的，北京有清华、北大，还有人大、北师大，上海有交大、复旦，偏让我到北京（国家教委）来。”
“我特别喜欢当教师，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我会毫不犹豫回到熟悉的校园。”这是几次采访里，刘忠德反复提起最多的话。
部长
官员无疑是刘忠德这一生最重要的身份。自1985年来到北京任国家教委副主任，1988年转任国务院副秘书长，1990年起任中宣部副部长，1992年，兼任文化部长——在文化部长任上工作6年之久，也是刘忠德事业上的辉煌。
从1990年到1998年，刘忠德在意识形态管理岗位上一共工作了8年。这8年，是变动中的中国变化最为疾速的时期，也是意识形态管理工作极为波澜复杂的时期。但刘忠德为官有自己的标准：“就是要为了共产党，为了人民，为了祖国。高级干部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要懂得尊重关心宽慰，这是做高官起码的品质，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绝对要先做到。”
“意识形态决定国家政府成败，所以难管，意识形态完了国家就完了。” 这是意识形态管理工作的重要性。虽然做官时没有那种战战兢兢的感觉，但刘忠德坦承，自己是不愿意为官的，但是当了，“就要有一定的魄力。”
刚到文化部任职时，下属对他是怀疑的：一个学工的，来当文化部长？文化战线一些倚老卖老的，或以专家自居的人，常在私底下议论。“要是没一点魄力根本站不住脚。”
年轻时他也从来没想过自己能当这么大的官，这是一个怎样的8年？本刊记者与原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长刘忠德的对话，某种程度上为你还原了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官员的价值观。
北河沿大街西侧原文化部的大院里，楼群中藏着一进四合院，青砖灰檐，古朴尽显。这里曾经是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旧居，如今，是刘忠德办公的场所。
刘忠德，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主任，今年4月两次对“超级女声”比赛发表了异常严厉的批评，认为当前娱乐文化的恶俗化倾向对青少年的毒害是深远的。
刘忠德，因其言论而广为人知。
此前，这位前国家教委副主任（1985-1988）、前国务院副秘书长（1988-1990）、前中宣部副部长（1990-1998）、前文化部部长（1992-1998），并不为大众所熟知。同众多高级官员一样，他很少接受媒体采访，更极少向公众表达自己的价值观和对国家公共政策的评价。
这位73岁的老人，腿脚也不甚灵便，但繁忙程度一如继往。本刊记者8月里三个不同的时间段前往拜访，在这进四合院大厅里的沙发上总坐着一拨拨不同的人，他们等着刘老的约见。
8月8日下午3点，8个不同年龄的人落座厅堂等候刘忠德会见——两名年轻的姑娘是排演中国剧《天鹅湖》的演员，静静地候着编剧刘忠德说戏；3位上了年纪的先生捧着一堆公函，“关于成立红色艺术博物馆的申请”，希望得到刘部长的帮助；3位老板模样的人，希望《天鹅湖》能在他们经营的剧院巡演。刘老正在办公室接待客人，加上本刊记者，这时他共有五拨客人。
笑着，送出来一批，握手，告别，之后，刘忠德总会蹒跚着迎进去一批。他的好客、知礼和谦逊，由此可见；从这位老人慈祥的容貌上，看不出部级高官的架子，可从他对一些文化事件的苛责，你又能隐隐感觉到他的坚硬。
给记者的感觉是，刘忠德的大部分时间似乎都用于接待，甚至周六周日，他也在办公室度过，“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并不多”。
业余剧作者
“我是一个业余剧作者”，刘忠德对其第一重身份的认定是肯定的。
“在东北抗日战场上，八名妇女抗联战士在敌人的追赶下，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毅然投入冰冷的乌斯浑河中。她们中年龄最大的23岁，最小的才只有13岁。在《映山红》的合唱声中，八个真人组成的塑像在江水中被缓缓推出，无数玫瑰花瓣从天散落，洒在塑像身上……”
这是为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刘忠德创作的歌剧《八女投江》中的一幕。在这之前的2001年，他与妻子合写了歌剧《悲怆的黎明》，在中央电视台第6频道播出过几次，刘忠德说：“《悲怆的黎明》这部歌剧，艺术地再现了那纯真的人生约会，它不仅将激励幸存者更加努力地工作，也必将使年轻人受到一次心灵的洗礼和升华。”
而8月22日在长安大戏院首演的中国剧《天鹅湖》，“也集中体现了创作的指导思想”，“这是一个真善美与假丑恶斗争的故事，这是一个各国朋友都能读懂的中国艺术作品。” 《天鹅湖》由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吴汝俊、李光、刘秀荣、孙丽英、孙娟等主演。“10月份在北京长安大剧院演出后，之后更艰巨的任务就是参加中日友好文化年，在日本做20场商业演出。”担任该剧总监制的中国对外演出集团公司总裁张宇“非常看好中国剧《天鹅湖》的市场前景”，他表示该剧借鉴国外音乐剧商业运作的成功经验，采用长线演出的运作模式，“在2006年至2007年一年时间内，完成百场演出计划”。
刘忠德对《天鹅湖》的总体构思是：1.作品为中国剧《天鹅湖》，既不是京剧《天鹅湖》，也不是越剧《天鹅湖》；2.作品的主题是颂扬真善美；3.音乐应汲取京剧、越剧、川剧、评剧、黄梅戏等多种戏剧的元素，唱法和唱腔要有我国最著名剧种的唱腔和唱法，也包括通俗的唱法以及合唱重唱；4.运作过程中要尊重艺术规律和市场规律。我们的目的是要创作出我们中国自己的最好的作品，我们的工作，一切都是要围绕这个目的运行。要尊重市场规律，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要有利于生产最好的文化产品；5.高雅艺术，包括歌剧、交响乐等，需要政府的支持和社会的资助，同时，一定要依附一个剧团来承办；6.音乐的主旋律（主调）可以是越剧的音乐，这个剧应该对越剧的戏迷有强烈的吸引力。
之前刘忠德还写过小说，第一次采访结束，他送了记者他写的《红色家族》，希望我们回去看了后再同他探讨文学与艺术。他又止不住说起手头这本书：“《红色家族》是一部人生的教科书，它给予了我们很多人生的启迪。第一，它告诉人们怎样做人，怎样做一个有道德、有人格、热爱生活、懂得生活和会生活的人；第二，它告诉我们的高级干部，怎么成为人民永远的表率，一个高级干部应该有严于律己的自律精神，应该有崇高的思想境界，应该有革命者永不消逝的思想情怀，懂得关心人、尊重人、宽容人的品格；第三，它告诉人们，一个红色家族，或者说一个高级干部家庭，并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好像他们有某种特权。其实真正的革命的红色家族，不但没有特权，而且连一个普通家族可以做的事他们都不能做。这也许是一种可贵的不平等；第四，它告诉我们老一代人忠诚的过去和永葆青春的今天，今天的第二代人对父辈的理解和精神的继承，以及对人生各种重大问题的正确把握。它告诉我们，今天的第三代也并不是毁掉的一代，而是有思想有才华的一代，从他们身上我们感受到了社会的进步和中华民族永不停止的前进步伐。我们的年轻人是有希望的、有出息的一代，因为他们身上流着的必定是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的血液；第五个启示，它艺术地再现了我们革命的老一代人以及第二、第三代人的精神面貌，他们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的过去，也看到了中华民族的明天和希望。”
刘忠德给记者的一些材料上，有关于《红色家庭》的书评，其中一则是：“看了此书，必将使幸存者更加努力的工作，同时对年轻一代也是一次灵魂的洗礼。这部书力求正确地处理艺术和政治的关系、艺术和生活的关系，引人入胜、发人深省、扣人心弦，悬念迭出。”
教师
在不止一个场合，刘忠德表示过对教师职业的眷恋：“如果生活能给我第二次选择职业机会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回到熟悉的学校，再去当个教师。”
从教师到大学一把手，是刘忠德的第二重身份认定。
1933年，刘忠德生于吉林集安一个普通的家庭。抗战结束，15岁的刘忠德参军，1948年，入东北解放军牡丹江航校学习，1953年，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1959年留校任教，3年后，调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从教师到大学校长，在这个校园里呆了23年。
“我们党的教育方针还是全面发展的，我就是党的教育方针把我培养起来的。我从部队回来以后我才16岁，我就念了中学、念了大学。学校培养学生不仅仅学习科学知识和文化知识，而且要学怎么做人，这是非常重要的。怎样做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有骨气的人，这很重要。”刘忠德说，一个工科院校的学生最后能当文化部长，“说明我们过去的教育方针是保证受教育者全面发展的”。
刘忠德对现在的教育政策有些看法，“在我看来，扩招并不成功，合并学校也是不成功的。比方说扩招，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教育规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是你愿意招多少就招多少，它是受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发展规模制约的，这个规模有多大，他的教育规模才会有多大，这是规律。要不然哪个国家、哪个民族不想多些人念大学、受大学教育、受研究生教育？有人说，扩招当时是出于经济考虑，拉动消费。发展经济不能靠教育消费，以教育质量的下降来换取几个经济上的百分点，那没意义，绝对是危害社会的。”
刘忠德对院校合并也持怀疑，“学校都合并，不要讲合并带来的人事安排的困难、学校后勤规模的困难，它也严重破坏了教育结构。比方说咱们国家应该有高等教育，高等教育有重点院校、一般院校。另外应该有职业教育，应该有中专、大学的职业教育，（院校合并）把整个（教育结构）都破坏了。”
刘忠德以自己任职过的东南大学、原来的南京工学院作比，“它原是教育部直属的36所院校之一，它跟江苏交通专科学校合并，合并以后专科不招生了，也变成东南大学了。然后跟南京铁道医学院合并。铁道医学院是铁路医学方面最先进的学校，但它是一般本科大学，也变成重点院校了。还有最可笑的是，南京地质学校，中专，地质学校跟一个重点大学合并，它也不招中专生了，成了重点大学了。这一合并，中专也没有了，专科学校没有了，一般大学没有了。”
1985年，刘忠德从南京来到北京，任国家教委副主任。说起这段历史，刘忠德笑了：“我根本就不愿意到北京来，我就愿意在学校，在大学当第一把手、党委书记，我当党委书记都没有脱离教学。人生就是不可捉摸的，北京有清华、北大，还有人大、北师大，上海有交大、复旦，偏让我到北京（国家教委）来。”
“我特别喜欢当教师，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我会毫不犹豫回到熟悉的校园。”这是几次采访里，刘忠德反复提起最多的话。
部长
官员无疑是刘忠德这一生最重要的身份。自1985年来到北京任国家教委副主任，1988年转任国务院副秘书长，1990年起任中宣部副部长，1992年，兼任文化部长——在文化部长任上工作6年之久，也是刘忠德事业上的辉煌。
从1990年到1998年，刘忠德在意识形态管理岗位上一共工作了8年。这8年，是变动中的中国变化最为疾速的时期，也是意识形态管理工作极为波澜复杂的时期。但刘忠德为官有自己的标准：“就是要为了共产党，为了人民，为了祖国。高级干部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要懂得尊重关心宽慰，这是做高官起码的品质，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绝对要先做到。”
“意识形态决定国家政府成败，所以难管，意识形态完了国家就完了。” 这是意识形态管理工作的重要性。虽然做官时没有那种战战兢兢的感觉，但刘忠德坦承，自己是不愿意为官的，但是当了，“就要有一定的魄力。”
刚到文化部任职时，下属对他是怀疑的：一个学工的，来当文化部长？文化战线一些倚老卖老的，或以专家自居的人，常在私底下议论。“要是没一点魄力根本站不住脚。”
年轻时他也从来没想过自己能当这么大的官，这是一个怎样的8年？本刊记者与原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长刘忠德的对话，某种程度上为你还原了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官员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