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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内城市社区治理是社会管理的重要研究领域，随着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的提出，近年来学者们对国内城市社区治理展开了大量研究，采取了多样的研究方法，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系统总结和回顾近年来国内城市社区治理研究方法的演变，以期对今后国内社区治理研究给予有益的启迪。
关键词：城市；社区治理；研究方法；回顾；展望
中图分类号：C91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15-0101-03
社区是20世纪 90年代以来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小社区，大问题，在当前全面推进城镇化的历史进程中城市社区治理研究显得格外重要和紧迫，总结和回顾近年来学者们对城市社区治理的研究方法十分必要。以2006年为起点，国内城市社区治理的研究方法有一个明显的演变过程，不断从理论阐释向经验研究上升，这也符合科学研究的一般规律。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有一个由浅入深、由少到多的漫长过程，社会学领域的研究起初是定性的理论阐发，在具备了相关理论基础上之上，就有了个案研究和定量研究的需要，只有这样对社区治理的研究才能不断深化。
一、文献分析法是研究社区治理问题的基本方法
文献分析法是最基本的研究方法，也是学者们最易操作的研究方法，贯穿于社区治理研究的始终，尤其是对刚进入社区治理研究领域的青年学者而言尤其重要。2006—2016年中国期刊网上发表的南大核心论文共671篇，其中81.7%是基于文献的理论分析和归纳。学者们在从社区治理的困境分析、城市社区治理的政府职能、社区治理的多元主体及其关系建构等诸多方面做了大量的理论阐释研究，形成了一系列有启发性的研究观点，同时也为社区治理中存在的相关问题指明了解决的方向，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应该说，这些理论阐释为社区治理研究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个案研究和定量研究开始涌现。
二、个案分析法逐渐应用于社区治理研究
个案研究和定量研究以社会学原理为基础，应用统计学原理和计算机软件分析工具，选取某个样本，进行长期跟踪研究，收集数据和分析数据，把特定背景下社区治理的个案深入挖掘，找出个案中蕴藏的普遍性和一般性，得出相关研究结论并力求能够推广应用。这种研究方法在社会学研究中极为必要，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中都蕴含着相同的本质，自然现象中蕴含着自然规律，社会现象中也有某种共同的东西，这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本质就是社会规律，因此很有必要继续扩大个案分析研究。学者杨涛等（2016）以南京市S街道J社区为调查对象，对该社区治理的实践做了翔实分析，提出了社区复合化治理路径，形成了自治与共治相结合的治理模式[1]。李德和于洪生等人以上海市徐汇区长桥街道为例，对城市社区无缝治理的特征、条件和实现路径做了研究，对于其他城市社区治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2]。
蓝宇蕴对以广州市石牌村为个案，进行了长期的大量数据采集，积累了第一手鲜活资料，提出了一个“都是村社共同体”的新概念，为城中村社区治理研究增添了新的理论[3]。杨浩勃以深圳宝安区为个案，用数据和实际调查总结了深圳宝安区社区治理的做法，提出了社区治理的相关建议[4]。吴晓林以长沙市为例，收集了长沙市商品房小区业主维权的相关数据，以问卷调查的方式，通过SPSS软件处理数据，研究了长沙市社区业主维权问题，对城市社区业主维权的现状和与趋势做了分析，并给出了解决城市社区业主维权的相关路径[5]。张承安等以长沙市芙蓉区为例，认为新常态下的社区治理必然要提升社区公共服务的质量与水平，提出应推行“精细化管理，人性化服务”的网格化治理芙蓉模式。他们认为城市社区网格化治理有效提升了城市社区治理的精细化水平，是创新城市社区治理、提升社区服务质量的有益探索[6]。
三、借鉴欧美、台湾社区治理经验也是国内城市社区治理研究的方法
社区治理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特定社会现象，国内社区研究起步较晚，同时，中国社区治理实践也晚于欧美国家社区治理实践。“历史研究方法可以通過历史素材的重新激活，以历史的纵深感，巧妙地回避现实问题的敏感性并且能够反映现有实际。”[7]一部分学者从欧美社区治理中探寻国内社区治理的有益元素，这种做法能回避一些敏感话题，同时也能开阔研究视野。学者毛军吉比较分析了国内外现有先进社区的治理模式，认为探索创新更为适应我国当代社区发展实际的治理体制机制，显得尤为重要[8]。学者王名对日本、新加坡的社区治理经验进行了比较，指出日本的社区建设采取行政与自治相结合的混合治理模式，新加坡社区治理是政府主导的治理方式，他认为，两国社区治理的做法与经验对我国的社区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国内城市社区治理应该坚持存量盘活、增量添彩的基本原则，发挥政府的资源与政策优势，引入契约合作模式，优化社区治理结构，推广“三社互动”，创新社区党建，实现社会协同与公众参与[9]。马卫红对欧洲国家社区治理模式做了系统研究，他认为，欧洲各国社区治理理念对我国社区治理具有一定的启发，对欧洲国家的社区治理新模式——伙伴关系模式做了详细阐释[10]。郭圣莉指出，大陆与台湾基层社区具有相似的组织框架和发展过程，却也有明显的内在差别。由于公民社会的诉求以及选举政治决定性地影响了台湾的社会营造理念与基层社区发展方式，台湾的社区营造呈现出以社区为本位的“自下而上”的合作模式。与此相对照，大陆由改革催生的社区秉承了国家治理的逻辑，呈现出一种工具性的功能。这两种转型社会的社区发展模式都反映了社区自主性的不足，显示了国家上层框架对基层社会的决定性作用[11]。
四、国内城市社区治理研究的展望
上文作者对国内社区治理近十年来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做了回顾。我们以CSSCI论文为分析来源，可以看出学界对社区治理问题抱有极大的学术关切。笔者通过梳理2006—2016年CSSCI来源期刊收录的社区治理论文，共671篇论文学者们从多个角度、多种方法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社区治理做了大量有益研究，甚至在局部起到了“学术牵引实践”的作用，社区治理的研究队伍和研究领域已经十分明确，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对于城市社区治理还有继续深入研究的空间。下文指出几点不足，也是今后学界需要努力的方向。 第一，国内城市社区治理的研究方法有待于进一步提升。从671篇论文的目录和内容分析，可以确认研究方法上仍然以文献分析为主要方法，绝大多数只是进行学术化的规范分析，论文内容创新性有限，有些论文内容上有交叉和重复，尚未形成极具解释力的研究框架，不能很好地满足国内社区治理实践发展需要。此外，一些研究甚至没有方法、也不讲方法，量化的和精准化的研究略显不足。赵岩博士指出：“国外有利用仿真动力学方法来研究虚拟社区的情绪传播问题，而国内学者在分析社区治理是很少使用类似的研究技术。”[12]尽管也有学者展开了实际调研，但往往实际调研很粗糙，问卷设计不够科学精确，有效问卷份数不足，甚至调研的真实性也会引起读者质疑。此外，样本数据分析也不够规范，缺乏科学的统计学分析能力，对相关问题展开研究后，得出的研究结论缺乏学术性和专业性，甚至个别研究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因此，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学者们应接受系统的多学科的理论培训，不仅是社会学的方法，必须把心理学、统计学、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相互融合，能够应用交叉学科的多种方法来解决和提升城市社区治理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第二，国内城市社区治理的研究领域有待于进一步拓宽。一方面，城市社区治理的研究论域要随着信息化和网络化的发展，与时俱进地扩展研究领域，要将信息化和网络化纳入城市社区治理研究的范畴，分析社区治理应当引入社会网络分析和网络博弈，但国内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少。另一方面，国内社区治理研究要进一步建构社区治理基礎理论体系，目前的学术研究多从宏观角度探讨城市社区治理，缺乏微观基础理论研究，城市社区治理理论体系和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理论体系建构比较缺乏，没有形成系统化和专门化的基础研究，基础理论研究成果明显不足。这也反映了个别学者治学心态较为浮躁，功利心较强，缺乏青灯古佛、坐冷板凳的耐心和本分，着急出成果而缺乏学术研究的独立精神和自由之人格。因此，今后学界仍然继续要在国内社区治理研究本体论上持续发力，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研究。
第三，国内城市社区治理的研究队伍有待于进一步多元化。目前国内学界研究城市社区治理这一主题，已经形成了一些知名的教授、专家、学者，也有一些学科领军人物。值得指出的是，虽然城市社区治理研究是社会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但是只有社会学领域的专家学者来从事该领域的研究，就会缺乏多学科的支撑，难免会在方法论上有缺陷。因此，从事公共事业管理、心理学、统计学等学科的青年研究者，尤其是博士研究生等人员也可以不断学习和积累社区治理理论，结合自己的研究兴趣开展社会治理方面的实证研究。城市社区治理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领域，我们应该倡导科学实验、计量分析、数据分析、典型实验、案例分析、统计测算等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增强社区治理研究的科学性和专业性，这就要求研究队伍的来源要具备多元化的特点，这样城市社区治理的研究梯队将会越来越趋于合理化，才能可持续发展。此外，国内城市社区治理研究成果有待于进一步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大多数研究成果虽然也已发表，但对社会现实的影响较小，对现实中社区治理实践的推动和帮助极为有限，很多成果都是纸上谈兵，坐而论道，这需要学界和政府职能部门反思和重视学术的社会功能，尊重学者，尊重学术成果。
参考文献：
[1] 杨涛，黄弘椿.城市社区复合化治理及其发展路径——以南京市S街道J社区为例[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3）：
101-106.
[2] 李德，于洪生.城市社区无缝隙治理：特征、条件与实践路径——以上海市徐汇区长桥街道为例[J].探索，2016，（1）：134-139.
[3] 蓝宇蕴.都市村社共同体——有关农民城市化组织方式与生活方式的个案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5，（2）：144-154.
[4] 杨浩勃.城镇化建设中的社区治理：深圳宝安区的经验[J].中国行政管理，2016，（3）：153-155.
[5] 吴晓林.社区业主维权状况调查——以长沙市为例[J].城市问题，2013，（6）：90-96.
[6] 张承安，钟泽平.以网格化治理完善社区公共服务——以长沙市芙蓉区为例[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67-71.
[7] 吴晓林.国内社会冲突研究的述评[J].浙江社会科学，2012，（11）：87-93.
[8] 毛军吉.国内外先进社区治理模式的观照及启示[J].学习与实践，2013，（4）：67-78.
[9] 王名.社区治理的国际经验与启示[J].重庆社会科学，2011，（12）：59-65.
[10] 马卫红.欧洲国家社区治理模式对我国社区建设的启示[J].理论与改革，2007，（3）：59-65.
[11] 郭圣莉.岸社区治理与变迁比较研究[J].南昌大学学报，2013，（4）：47-53.
[12] 赵岩.国内社区治理研究知识图谱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2016，（5）：32-37.
[责任编辑 刘兆峰]
关键词：城市；社区治理；研究方法；回顾；展望
中图分类号：C91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15-0101-03
社区是20世纪 90年代以来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小社区，大问题，在当前全面推进城镇化的历史进程中城市社区治理研究显得格外重要和紧迫，总结和回顾近年来学者们对城市社区治理的研究方法十分必要。以2006年为起点，国内城市社区治理的研究方法有一个明显的演变过程，不断从理论阐释向经验研究上升，这也符合科学研究的一般规律。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有一个由浅入深、由少到多的漫长过程，社会学领域的研究起初是定性的理论阐发，在具备了相关理论基础上之上，就有了个案研究和定量研究的需要，只有这样对社区治理的研究才能不断深化。
一、文献分析法是研究社区治理问题的基本方法
文献分析法是最基本的研究方法，也是学者们最易操作的研究方法，贯穿于社区治理研究的始终，尤其是对刚进入社区治理研究领域的青年学者而言尤其重要。2006—2016年中国期刊网上发表的南大核心论文共671篇，其中81.7%是基于文献的理论分析和归纳。学者们在从社区治理的困境分析、城市社区治理的政府职能、社区治理的多元主体及其关系建构等诸多方面做了大量的理论阐释研究，形成了一系列有启发性的研究观点，同时也为社区治理中存在的相关问题指明了解决的方向，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应该说，这些理论阐释为社区治理研究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个案研究和定量研究开始涌现。
二、个案分析法逐渐应用于社区治理研究
个案研究和定量研究以社会学原理为基础，应用统计学原理和计算机软件分析工具，选取某个样本，进行长期跟踪研究，收集数据和分析数据，把特定背景下社区治理的个案深入挖掘，找出个案中蕴藏的普遍性和一般性，得出相关研究结论并力求能够推广应用。这种研究方法在社会学研究中极为必要，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中都蕴含着相同的本质，自然现象中蕴含着自然规律，社会现象中也有某种共同的东西，这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本质就是社会规律，因此很有必要继续扩大个案分析研究。学者杨涛等（2016）以南京市S街道J社区为调查对象，对该社区治理的实践做了翔实分析，提出了社区复合化治理路径，形成了自治与共治相结合的治理模式[1]。李德和于洪生等人以上海市徐汇区长桥街道为例，对城市社区无缝治理的特征、条件和实现路径做了研究，对于其他城市社区治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2]。
蓝宇蕴对以广州市石牌村为个案，进行了长期的大量数据采集，积累了第一手鲜活资料，提出了一个“都是村社共同体”的新概念，为城中村社区治理研究增添了新的理论[3]。杨浩勃以深圳宝安区为个案，用数据和实际调查总结了深圳宝安区社区治理的做法，提出了社区治理的相关建议[4]。吴晓林以长沙市为例，收集了长沙市商品房小区业主维权的相关数据，以问卷调查的方式，通过SPSS软件处理数据，研究了长沙市社区业主维权问题，对城市社区业主维权的现状和与趋势做了分析，并给出了解决城市社区业主维权的相关路径[5]。张承安等以长沙市芙蓉区为例，认为新常态下的社区治理必然要提升社区公共服务的质量与水平，提出应推行“精细化管理，人性化服务”的网格化治理芙蓉模式。他们认为城市社区网格化治理有效提升了城市社区治理的精细化水平，是创新城市社区治理、提升社区服务质量的有益探索[6]。
三、借鉴欧美、台湾社区治理经验也是国内城市社区治理研究的方法
社区治理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特定社会现象，国内社区研究起步较晚，同时，中国社区治理实践也晚于欧美国家社区治理实践。“历史研究方法可以通過历史素材的重新激活，以历史的纵深感，巧妙地回避现实问题的敏感性并且能够反映现有实际。”[7]一部分学者从欧美社区治理中探寻国内社区治理的有益元素，这种做法能回避一些敏感话题，同时也能开阔研究视野。学者毛军吉比较分析了国内外现有先进社区的治理模式，认为探索创新更为适应我国当代社区发展实际的治理体制机制，显得尤为重要[8]。学者王名对日本、新加坡的社区治理经验进行了比较，指出日本的社区建设采取行政与自治相结合的混合治理模式，新加坡社区治理是政府主导的治理方式，他认为，两国社区治理的做法与经验对我国的社区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国内城市社区治理应该坚持存量盘活、增量添彩的基本原则，发挥政府的资源与政策优势，引入契约合作模式，优化社区治理结构，推广“三社互动”，创新社区党建，实现社会协同与公众参与[9]。马卫红对欧洲国家社区治理模式做了系统研究，他认为，欧洲各国社区治理理念对我国社区治理具有一定的启发，对欧洲国家的社区治理新模式——伙伴关系模式做了详细阐释[10]。郭圣莉指出，大陆与台湾基层社区具有相似的组织框架和发展过程，却也有明显的内在差别。由于公民社会的诉求以及选举政治决定性地影响了台湾的社会营造理念与基层社区发展方式，台湾的社区营造呈现出以社区为本位的“自下而上”的合作模式。与此相对照，大陆由改革催生的社区秉承了国家治理的逻辑，呈现出一种工具性的功能。这两种转型社会的社区发展模式都反映了社区自主性的不足，显示了国家上层框架对基层社会的决定性作用[11]。
四、国内城市社区治理研究的展望
上文作者对国内社区治理近十年来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做了回顾。我们以CSSCI论文为分析来源，可以看出学界对社区治理问题抱有极大的学术关切。笔者通过梳理2006—2016年CSSCI来源期刊收录的社区治理论文，共671篇论文学者们从多个角度、多种方法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社区治理做了大量有益研究，甚至在局部起到了“学术牵引实践”的作用，社区治理的研究队伍和研究领域已经十分明确，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对于城市社区治理还有继续深入研究的空间。下文指出几点不足，也是今后学界需要努力的方向。 第一，国内城市社区治理的研究方法有待于进一步提升。从671篇论文的目录和内容分析，可以确认研究方法上仍然以文献分析为主要方法，绝大多数只是进行学术化的规范分析，论文内容创新性有限，有些论文内容上有交叉和重复，尚未形成极具解释力的研究框架，不能很好地满足国内社区治理实践发展需要。此外，一些研究甚至没有方法、也不讲方法，量化的和精准化的研究略显不足。赵岩博士指出：“国外有利用仿真动力学方法来研究虚拟社区的情绪传播问题，而国内学者在分析社区治理是很少使用类似的研究技术。”[12]尽管也有学者展开了实际调研，但往往实际调研很粗糙，问卷设计不够科学精确，有效问卷份数不足，甚至调研的真实性也会引起读者质疑。此外，样本数据分析也不够规范，缺乏科学的统计学分析能力，对相关问题展开研究后，得出的研究结论缺乏学术性和专业性，甚至个别研究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因此，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学者们应接受系统的多学科的理论培训，不仅是社会学的方法，必须把心理学、统计学、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相互融合，能够应用交叉学科的多种方法来解决和提升城市社区治理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第二，国内城市社区治理的研究领域有待于进一步拓宽。一方面，城市社区治理的研究论域要随着信息化和网络化的发展，与时俱进地扩展研究领域，要将信息化和网络化纳入城市社区治理研究的范畴，分析社区治理应当引入社会网络分析和网络博弈，但国内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少。另一方面，国内社区治理研究要进一步建构社区治理基礎理论体系，目前的学术研究多从宏观角度探讨城市社区治理，缺乏微观基础理论研究，城市社区治理理论体系和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理论体系建构比较缺乏，没有形成系统化和专门化的基础研究，基础理论研究成果明显不足。这也反映了个别学者治学心态较为浮躁，功利心较强，缺乏青灯古佛、坐冷板凳的耐心和本分，着急出成果而缺乏学术研究的独立精神和自由之人格。因此，今后学界仍然继续要在国内社区治理研究本体论上持续发力，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研究。
第三，国内城市社区治理的研究队伍有待于进一步多元化。目前国内学界研究城市社区治理这一主题，已经形成了一些知名的教授、专家、学者，也有一些学科领军人物。值得指出的是，虽然城市社区治理研究是社会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但是只有社会学领域的专家学者来从事该领域的研究，就会缺乏多学科的支撑，难免会在方法论上有缺陷。因此，从事公共事业管理、心理学、统计学等学科的青年研究者，尤其是博士研究生等人员也可以不断学习和积累社区治理理论，结合自己的研究兴趣开展社会治理方面的实证研究。城市社区治理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领域，我们应该倡导科学实验、计量分析、数据分析、典型实验、案例分析、统计测算等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增强社区治理研究的科学性和专业性，这就要求研究队伍的来源要具备多元化的特点，这样城市社区治理的研究梯队将会越来越趋于合理化，才能可持续发展。此外，国内城市社区治理研究成果有待于进一步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大多数研究成果虽然也已发表，但对社会现实的影响较小，对现实中社区治理实践的推动和帮助极为有限，很多成果都是纸上谈兵，坐而论道，这需要学界和政府职能部门反思和重视学术的社会功能，尊重学者，尊重学术成果。
参考文献：
[1] 杨涛，黄弘椿.城市社区复合化治理及其发展路径——以南京市S街道J社区为例[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3）：
101-106.
[2] 李德，于洪生.城市社区无缝隙治理：特征、条件与实践路径——以上海市徐汇区长桥街道为例[J].探索，2016，（1）：134-139.
[3] 蓝宇蕴.都市村社共同体——有关农民城市化组织方式与生活方式的个案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5，（2）：144-154.
[4] 杨浩勃.城镇化建设中的社区治理：深圳宝安区的经验[J].中国行政管理，2016，（3）：153-155.
[5] 吴晓林.社区业主维权状况调查——以长沙市为例[J].城市问题，2013，（6）：90-96.
[6] 张承安，钟泽平.以网格化治理完善社区公共服务——以长沙市芙蓉区为例[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67-71.
[7] 吴晓林.国内社会冲突研究的述评[J].浙江社会科学，2012，（11）：87-93.
[8] 毛军吉.国内外先进社区治理模式的观照及启示[J].学习与实践，2013，（4）：67-78.
[9] 王名.社区治理的国际经验与启示[J].重庆社会科学，2011，（12）：59-65.
[10] 马卫红.欧洲国家社区治理模式对我国社区建设的启示[J].理论与改革，2007，（3）：59-65.
[11] 郭圣莉.岸社区治理与变迁比较研究[J].南昌大学学报，2013，（4）：47-53.
[12] 赵岩.国内社区治理研究知识图谱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2016，（5）：32-37.
[责任编辑 刘兆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