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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关联理论认为人们在交际过程中，包含明说和暗含这两个含义，交际双方一方面要理解语言的表面意思，同时也要理解对方表达的隐含意义。而关联理论指导下的翻译既关注原作者的写作意图，也关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怎样传递原作者的意图，从而使译文能更充分地表现原作的语境效果。本文以关联理论为指导，分析作者错引《诗经》中的四句诗的原因，并指出译者的翻译与作者交际意图不相符问题。
【关键词】关联理论；《倾城之恋》；英译
【作者简介】李华苏(1983.09-)，女，汉族，河南鹤壁人，黄河交通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英语教学和翻译。
引言
关联理论(Relevane Theory)最早出现于《关联性：交际与认知》一书中。这本书是在1986年由Sperber和Wilson合著。关联理论主要是从认知的角度研究动态语境下的交际和话语理解。1991年，他们的学生Ernst-August Gutt写出并出版《翻译与关联：认知与语境》。在这一著作中，作者首次将关联理论运用于指导翻译研究的过程中。关联理论不仅关注作者写作的意图，同时也关注译者如何在翻译中传递原作者的意图。
从关联理论的视角来看，翻译属于语言交际，包含有表面的语言交际和理解交际者的暗含意义，不仅涉及文本信息也涉及交际目的。明示和推理是交流的两个方面，交际者负责明示，而读者负责推理。翻译需要根据动态的语境进行动态的推理，而推理所依据的就是关联性。“交际既要忠实明示的方式，还要做到忠实原交际的推理方式。即译者必须采取和原作者一样的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也就是同样的显现设想、互显设想的明示方式”(王建国，2009,62)。因此，翻译应注重原作的交际目的。而小说的译者则要解读原作明示的信息，并理解作者想要传递的意图。《倾城之恋》中范柳原向白流苏表白时用了“与子相悦”，而这与《诗经》中的原文并不相符。笔者从关联理论的视角对其进行分析，发现金凯筠(Karen S. Kingsbury)将其翻译成西方婚礼上的誓词，这与原作者张爱玲想要表达的意图并不相符。
一、张爱玲与《倾城之恋》
张爱玲(1920-1995)是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之一。1920年出生于上海，并在香港大学学习英语文学。1941年，还有一个学期就毕业的时候，香港被日本占领，张爱玲决定返回上海。1955年定居美国并继续写作。1995年，张爱玲在洛杉矶逝世，享年75岁。
张爱玲以处理恋爱中男女紧张关系的小说作品而闻名，并被一些学者认为是这一时期中国最好的文学之一。她的作品描写了20世纪40年代上海和香港的生活，突出表现在对日常生活的关注，缺乏政治潜台词。这也是同时期许多其他作家的特点。《倾城之恋》是她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这个故事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和香港。白柳苏是一个内向的寡妇，与她无所事事的丈夫离婚后，生活在痛苦之中。她的大家庭感到这次离婚使他们蒙羞，她在家里的处境变得比较艰难。范柳元是位迷人的来自香港的马来亚商人，周旋在几个女人之间。他碰巧去了上海，和白流苏跳舞后对其很感兴趣。白流苏为了摆脱尴尬的家庭处境，即使未来不确定，她也愿意冒险去香港。然后她赌了一把，决定在日本侵略中国迫在眉睫的情况下去香港，似乎要屈服成为范柳原的情人。此时范柳原准备离开香港去伦敦，而日本人开始频繁轰炸香港。而范柳原在这种情况下回来保护白流苏，他们在香港沦陷后结婚了。
2007年，由金凯筠翻译的《倾城之恋》英文版出版，在西方国家非常流行。刘少明称赞金凯筠的《倾城之恋》英文版是“张爱玲作品的出口的一件盛事”(刘绍铭，2007,)。这本书包含四篇中篇小说和其他两个短篇小说。虽然张爱玲在中国很有名，但由于复杂的原因，她的作品在美国并没有被很多人接受和追捧。在金凯筠翻译并介绍了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之后，张爱玲和她的作品开始在海外获得关注和赞扬。
二、“与子相悦”和“与子成悦”
在语境效应和话语理解的条件下，关联理论中的相关性是相对的。翻译时，我们与其说在努力保留原文的全部语言特征，不如说是在保留这些语言特征为我们提供的“引导读者获得交际者本意的交际线索”(Gutt，2004，134)。译者应该尽力在作者的意图和读者的期望之间保持平衡。为此，译者应在两个方面做出努力。首先，译者必须找出作者打算用交际线索来表达什么。第二，译者应了解听者的认知环境。也就是说译者要深入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并引导读者了解它，即译者必须采取和原作者一样的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也就是同样的显现设想、互显设想的明示方式(王建国，2009，62)。
在《倾城之恋》中，张爱玲给我们讲了一对年轻夫妇的故事。白流苏想尽快结婚，这样才能过上安稳的生活，但她不想成为情妇因为这样很不体面。范柳原希望有美人的陪伴，也想找到真爱。而他不想为另一个人的生活负责，并受婚姻的约束。然而，香港沦陷以后，他们结婚了。张爱玲生动地描述了这两个人物，以及他们之间的微妙的关系。《击鼓》是诗经中的一首很重要的诗歌，张爱玲对这首诗的理解很深刻。在张爱玲的这部小说中，《击鼓》一诗的作用也很关键。《倾城之恋》中，男主人公范柳原用到了其中的四句，并且不止一次。在给白流苏打电话时，他是这样说的：
“……我念给你听：‘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的中文根本不行，可不知道解释得对不对。我看那是最悲哀的一首诗，生与死与离别，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
第二次是在他们去报社发布他们婚讯时：
柳原歇下脚来望了半晌，感到那平淡中的恐怖，突然打起寒战来，向流苏道：“现在你可该相信了：‘死生契阔，’我们自己哪儿做得了主？”(张爱玲，1986，91)
范柳原引用的这几句和《诗经》原文不一致。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对这节诗歌的更改有两处：第一是用“与子相悦”代替“与子成说”。“成说”是指发誓或宣誓(朱熹，方玉伦，2009，36)，但“相悦”的意思是彼此喜欢或相爱。第二，她改变了原诗的押韵和停顿。中国古代诗歌和文章没有标点符号，但根据许多公认的版本，它们应该写作：“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在这个故事中，范不擅长汉语，但他没有采用现有的和广为接受的方式去说，而是通过电话改变了停顿，这是相当奇怪的。作者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改变？通过对故事的近距离阅读，可以了解到张爱玲是故意做出这些改变的。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再次谈到《击鼓》：“相遇或分离，生或死，我们已经发誓，你和我。 给我你的手，我会握住，和我一起生活到老！這是一首多么悲凉的诗，然而它的人生态度又是何等的肯定？”(张爱玲，1992)。范柳原做了这样的改变后，“与子相悦”成为“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平行部分。就像他解释说，“生命、死亡和离开是重要的事情，人类是极其渺小的”。这样就失去了宣誓的意味。这几句诗反映了范的感觉和价值观。在他看来，在生活和人身的剧变面前，人无法控制自己，也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所以他的态度比较消极，对生活的态度也相当悲观。 陈思和也对此做了评论，在他看来，张爱玲把“成说”变成“相悦”，主要是个人价值观的影响，她认为世上的一切都是虚无的、悲观的。“我最终读懂张爱玲这篇小说，就是发现这两个字有差异。张爱玲本人的创作意图跟这个作品所展示的艺术形象之间是有距离的，通过无形中的修改，表达了她内心深处对爱情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对人生的根深蒂固的虚无感。张爱玲喜欢调侃，喜欢把庄严的事说得很不堪。但它不能掩盖一个事实，就是张爱玲的骨子里是相信‘死生契阔，与子成说’的，问题是她从她的家庭教育中感觉不到真正的爱情。这样的一种理性因素和她的内在本能是有矛盾的。”(陈思和，2003,14-15)。张爱玲对生活、文明和甚至对整个世界都持悲观态度。对她来说，一切都会走向虚无和死亡，只有虚无和死亡才是真实的。为了表明范对白的爱不是很认真，她换了两个字。这首诗的意思也发生了变化，变成了：我喜欢见到你，和你在一起。 但生与死是无法预测的，所以喜欢就足够了，而爱在生命中只是奢望。
然后，范在他们去婚礼通知的路上又用了“面对生命、死亡、距离……”。看来他对他们的爱情和未来仍然非常悲观。这首诗的引文反映了作家对生活和爱情的态度，这也是张爱玲想传达给读者的意图。
作为研究张爱玲的外国主要学者，金凯筠也在一次采访中阐明了她对《倾城之恋》中爱情翻译的看法。她试着把自己在原著中感受到的每一点点细微之处都塞进去。译者金凯筠认为，译者就像钢琴家，翻译的目的不仅是让它听起来不错，而且听起来和原作很接近(金凯筠，2006年)。
金凯筠把“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译为“面对生命，死亡，距离，这是我对你的承诺——我握住你的手：我们将一起变老。”这是西方人婚礼上誓词的一部分。笔者认为这样的译文并没有完全译出作者的意图。因为婚礼上的誓词表达了对爱信任和认可的态度，而这有悖于张爱玲在作品中想要表达的原意。
根据以上的分析，笔者将这段试译为：“No matter life or death, I would stay with you, take your hand in mine, and we grow old together.”
这一翻译再现了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所作的改变。“stay with”的意思是“陪伴”，它想传达这样一种信息，即他们的婚姻是因为需要陪伴而不是因为爱。在沦陷的城市里，人们感到孤独，世界是荒凉的。人被自己无尽的欲望所控制，都是自私的。这部小说也暗示了白流苏的困惑和痛苦，她不能确定他们是否能够“一起变老”，因为她对他和范柳原之间的感情感到很悲观。作者对文明和人性都持悲观的态度，在这个前提下，译者的译文应该能够反映原作者的交际意图。
三、结语
关联性原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翻译的目的和表达方式。 因此，相关性的考虑限制了预期的目标翻译的解释及其表达方式。因此，“翻譯应同时考虑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并应表达这些意图 尽可能清楚地向目标语言读者传达原始信息。”(黎芳，2004)。因此，选择合适的翻译对于传达作者的意图非常重要。
参考文献：
[1]Gutt E A, 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ntext[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134.
[2]陈思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4-15.
[3]高巍,吴叶娜.从交际线索看小说翻译的意图再现——以《倾城之恋》英译本为例[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132-134.
[4]黄敏.论英译《倾城之恋》的风格翻译[D].内蒙古大学,2011,6.
[5]黎芳.关联理论对意图翻译论的解释[J].湖南医科大学学报, 2004(1):111.
[6]李宪瑜.失《诗经》:再读《倾城之恋》[J].文艺争鸣,2009(6): 145-148.
[7]刘红,余烜,张凯存.浅谈《倾城之恋》英译本中的翻译四步骤[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3,11:132-133.
[8]刘绍铭.到底是张爱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2007.
[9]邵金玲.从关联理论视角分析小说《倾城之恋》中人物对话,山东科技大学[OL].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11,S1,哲学与人文科学辑.
[10]王建国.关联理论与翻译研究[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9,62.
[11]张爱玲.倾城之恋[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2009.
[12]张爱玲.《自己的文章》收入《张爱玲文集》第四卷[M].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13]张爱玲.《论写作(1944)》收入《张爱玲文集》第四卷[M].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83.
【关键词】关联理论；《倾城之恋》；英译
【作者简介】李华苏(1983.09-)，女，汉族，河南鹤壁人，黄河交通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英语教学和翻译。
引言
关联理论(Relevane Theory)最早出现于《关联性：交际与认知》一书中。这本书是在1986年由Sperber和Wilson合著。关联理论主要是从认知的角度研究动态语境下的交际和话语理解。1991年，他们的学生Ernst-August Gutt写出并出版《翻译与关联：认知与语境》。在这一著作中，作者首次将关联理论运用于指导翻译研究的过程中。关联理论不仅关注作者写作的意图，同时也关注译者如何在翻译中传递原作者的意图。
从关联理论的视角来看，翻译属于语言交际，包含有表面的语言交际和理解交际者的暗含意义，不仅涉及文本信息也涉及交际目的。明示和推理是交流的两个方面，交际者负责明示，而读者负责推理。翻译需要根据动态的语境进行动态的推理，而推理所依据的就是关联性。“交际既要忠实明示的方式，还要做到忠实原交际的推理方式。即译者必须采取和原作者一样的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也就是同样的显现设想、互显设想的明示方式”(王建国，2009,62)。因此，翻译应注重原作的交际目的。而小说的译者则要解读原作明示的信息，并理解作者想要传递的意图。《倾城之恋》中范柳原向白流苏表白时用了“与子相悦”，而这与《诗经》中的原文并不相符。笔者从关联理论的视角对其进行分析，发现金凯筠(Karen S. Kingsbury)将其翻译成西方婚礼上的誓词，这与原作者张爱玲想要表达的意图并不相符。
一、张爱玲与《倾城之恋》
张爱玲(1920-1995)是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之一。1920年出生于上海，并在香港大学学习英语文学。1941年，还有一个学期就毕业的时候，香港被日本占领，张爱玲决定返回上海。1955年定居美国并继续写作。1995年，张爱玲在洛杉矶逝世，享年75岁。
张爱玲以处理恋爱中男女紧张关系的小说作品而闻名，并被一些学者认为是这一时期中国最好的文学之一。她的作品描写了20世纪40年代上海和香港的生活，突出表现在对日常生活的关注，缺乏政治潜台词。这也是同时期许多其他作家的特点。《倾城之恋》是她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这个故事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和香港。白柳苏是一个内向的寡妇，与她无所事事的丈夫离婚后，生活在痛苦之中。她的大家庭感到这次离婚使他们蒙羞，她在家里的处境变得比较艰难。范柳元是位迷人的来自香港的马来亚商人，周旋在几个女人之间。他碰巧去了上海，和白流苏跳舞后对其很感兴趣。白流苏为了摆脱尴尬的家庭处境，即使未来不确定，她也愿意冒险去香港。然后她赌了一把，决定在日本侵略中国迫在眉睫的情况下去香港，似乎要屈服成为范柳原的情人。此时范柳原准备离开香港去伦敦，而日本人开始频繁轰炸香港。而范柳原在这种情况下回来保护白流苏，他们在香港沦陷后结婚了。
2007年，由金凯筠翻译的《倾城之恋》英文版出版，在西方国家非常流行。刘少明称赞金凯筠的《倾城之恋》英文版是“张爱玲作品的出口的一件盛事”(刘绍铭，2007,)。这本书包含四篇中篇小说和其他两个短篇小说。虽然张爱玲在中国很有名，但由于复杂的原因，她的作品在美国并没有被很多人接受和追捧。在金凯筠翻译并介绍了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之后，张爱玲和她的作品开始在海外获得关注和赞扬。
二、“与子相悦”和“与子成悦”
在语境效应和话语理解的条件下，关联理论中的相关性是相对的。翻译时，我们与其说在努力保留原文的全部语言特征，不如说是在保留这些语言特征为我们提供的“引导读者获得交际者本意的交际线索”(Gutt，2004，134)。译者应该尽力在作者的意图和读者的期望之间保持平衡。为此，译者应在两个方面做出努力。首先，译者必须找出作者打算用交际线索来表达什么。第二，译者应了解听者的认知环境。也就是说译者要深入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并引导读者了解它，即译者必须采取和原作者一样的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也就是同样的显现设想、互显设想的明示方式(王建国，2009，62)。
在《倾城之恋》中，张爱玲给我们讲了一对年轻夫妇的故事。白流苏想尽快结婚，这样才能过上安稳的生活，但她不想成为情妇因为这样很不体面。范柳原希望有美人的陪伴，也想找到真爱。而他不想为另一个人的生活负责，并受婚姻的约束。然而，香港沦陷以后，他们结婚了。张爱玲生动地描述了这两个人物，以及他们之间的微妙的关系。《击鼓》是诗经中的一首很重要的诗歌，张爱玲对这首诗的理解很深刻。在张爱玲的这部小说中，《击鼓》一诗的作用也很关键。《倾城之恋》中，男主人公范柳原用到了其中的四句，并且不止一次。在给白流苏打电话时，他是这样说的：
“……我念给你听：‘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的中文根本不行，可不知道解释得对不对。我看那是最悲哀的一首诗，生与死与离别，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
第二次是在他们去报社发布他们婚讯时：
柳原歇下脚来望了半晌，感到那平淡中的恐怖，突然打起寒战来，向流苏道：“现在你可该相信了：‘死生契阔，’我们自己哪儿做得了主？”(张爱玲，1986，91)
范柳原引用的这几句和《诗经》原文不一致。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对这节诗歌的更改有两处：第一是用“与子相悦”代替“与子成说”。“成说”是指发誓或宣誓(朱熹，方玉伦，2009，36)，但“相悦”的意思是彼此喜欢或相爱。第二，她改变了原诗的押韵和停顿。中国古代诗歌和文章没有标点符号，但根据许多公认的版本，它们应该写作：“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在这个故事中，范不擅长汉语，但他没有采用现有的和广为接受的方式去说，而是通过电话改变了停顿，这是相当奇怪的。作者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改变？通过对故事的近距离阅读，可以了解到张爱玲是故意做出这些改变的。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再次谈到《击鼓》：“相遇或分离，生或死，我们已经发誓，你和我。 给我你的手，我会握住，和我一起生活到老！這是一首多么悲凉的诗，然而它的人生态度又是何等的肯定？”(张爱玲，1992)。范柳原做了这样的改变后，“与子相悦”成为“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平行部分。就像他解释说，“生命、死亡和离开是重要的事情，人类是极其渺小的”。这样就失去了宣誓的意味。这几句诗反映了范的感觉和价值观。在他看来，在生活和人身的剧变面前，人无法控制自己，也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所以他的态度比较消极，对生活的态度也相当悲观。 陈思和也对此做了评论，在他看来，张爱玲把“成说”变成“相悦”，主要是个人价值观的影响，她认为世上的一切都是虚无的、悲观的。“我最终读懂张爱玲这篇小说，就是发现这两个字有差异。张爱玲本人的创作意图跟这个作品所展示的艺术形象之间是有距离的，通过无形中的修改，表达了她内心深处对爱情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对人生的根深蒂固的虚无感。张爱玲喜欢调侃，喜欢把庄严的事说得很不堪。但它不能掩盖一个事实，就是张爱玲的骨子里是相信‘死生契阔，与子成说’的，问题是她从她的家庭教育中感觉不到真正的爱情。这样的一种理性因素和她的内在本能是有矛盾的。”(陈思和，2003,14-15)。张爱玲对生活、文明和甚至对整个世界都持悲观态度。对她来说，一切都会走向虚无和死亡，只有虚无和死亡才是真实的。为了表明范对白的爱不是很认真，她换了两个字。这首诗的意思也发生了变化，变成了：我喜欢见到你，和你在一起。 但生与死是无法预测的，所以喜欢就足够了，而爱在生命中只是奢望。
然后，范在他们去婚礼通知的路上又用了“面对生命、死亡、距离……”。看来他对他们的爱情和未来仍然非常悲观。这首诗的引文反映了作家对生活和爱情的态度，这也是张爱玲想传达给读者的意图。
作为研究张爱玲的外国主要学者，金凯筠也在一次采访中阐明了她对《倾城之恋》中爱情翻译的看法。她试着把自己在原著中感受到的每一点点细微之处都塞进去。译者金凯筠认为，译者就像钢琴家，翻译的目的不仅是让它听起来不错，而且听起来和原作很接近(金凯筠，2006年)。
金凯筠把“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译为“面对生命，死亡，距离，这是我对你的承诺——我握住你的手：我们将一起变老。”这是西方人婚礼上誓词的一部分。笔者认为这样的译文并没有完全译出作者的意图。因为婚礼上的誓词表达了对爱信任和认可的态度，而这有悖于张爱玲在作品中想要表达的原意。
根据以上的分析，笔者将这段试译为：“No matter life or death, I would stay with you, take your hand in mine, and we grow old together.”
这一翻译再现了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所作的改变。“stay with”的意思是“陪伴”，它想传达这样一种信息，即他们的婚姻是因为需要陪伴而不是因为爱。在沦陷的城市里，人们感到孤独，世界是荒凉的。人被自己无尽的欲望所控制，都是自私的。这部小说也暗示了白流苏的困惑和痛苦，她不能确定他们是否能够“一起变老”，因为她对他和范柳原之间的感情感到很悲观。作者对文明和人性都持悲观的态度，在这个前提下，译者的译文应该能够反映原作者的交际意图。
三、结语
关联性原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翻译的目的和表达方式。 因此，相关性的考虑限制了预期的目标翻译的解释及其表达方式。因此，“翻譯应同时考虑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并应表达这些意图 尽可能清楚地向目标语言读者传达原始信息。”(黎芳，2004)。因此，选择合适的翻译对于传达作者的意图非常重要。
参考文献：
[1]Gutt E A, 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ntext[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134.
[2]陈思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4-15.
[3]高巍,吴叶娜.从交际线索看小说翻译的意图再现——以《倾城之恋》英译本为例[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132-134.
[4]黄敏.论英译《倾城之恋》的风格翻译[D].内蒙古大学,2011,6.
[5]黎芳.关联理论对意图翻译论的解释[J].湖南医科大学学报, 2004(1):111.
[6]李宪瑜.失《诗经》:再读《倾城之恋》[J].文艺争鸣,2009(6): 145-148.
[7]刘红,余烜,张凯存.浅谈《倾城之恋》英译本中的翻译四步骤[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3,11:132-133.
[8]刘绍铭.到底是张爱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2007.
[9]邵金玲.从关联理论视角分析小说《倾城之恋》中人物对话,山东科技大学[OL].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11,S1,哲学与人文科学辑.
[10]王建国.关联理论与翻译研究[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9,62.
[11]张爱玲.倾城之恋[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2009.
[12]张爱玲.《自己的文章》收入《张爱玲文集》第四卷[M].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13]张爱玲.《论写作(1944)》收入《张爱玲文集》第四卷[M].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