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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讲理，有这么一个段子：
和恋人讲理，是不想谈了；和老婆讲理，是不想过了；和同事讲理，是不想混了；和上级讲理，是不想干了；
和老板讲理，是不想升了；和邻居讲理，是不想见了：和朋友讲理，是不想交了；和老师讲理，是不想学了；
和社会讲理，是不想呆了；和权力讲理，是不想活了……
这个不乏夸张和戏谑的段子，令无数人心有戚戚焉。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不讲理的现象太多了，去政府机关办事时对你不理睬不答复更不说明理由的工作人员，横冲直撞撞到你了还大声斥责你，如果你辩解几句他可能就要动手的路人，胡搅蛮缠你再三声明不能喝酒但非要你一口干的客户，不听你讲道理只要意见不同就对你飙脏话的网友……世上的不讲理有千万款，总有一款令你“泪流满面”。
缺少讲理的地方，缺少愿意跟你讲理的人，很多人都缺乏讲理的胸怀与耐心，讲理的怕了不讲理的，是一件悲哀的事情，更是一个危险的征兆。讲理是文明社会的标志，不讲理的社会是一个混乱的社会，危险的社会，文明程度很低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人自危，谁都没有安全感。
不讲理是一件危险的事
当一个社会讲理者受到压制，让人感觉无处讲理的时候，社会是危险的。不讲理的社会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在丛林社会中，没有永远的强者，所以每一个人都可能是受害者，每一个人都不是安全的。
陕西横山县的百信医院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院长披麻戴孝带领全体医护人员下跪磕头，请求病人家属原谅，原因是该病人食物中毒后在医院不治身亡，尽管医院提出了经济赔偿方案，但多次协商未果，据传该家属在当地势力很大，百信医院被迫关门停业，院长和40多名医生被迫在灵堂集体下跪做检讨，一次次磕头。下跪是以一种形体上的屈辱博取同情，通常是在权力地位不对等或双方实力悬殊的情况下，弱势一方的无奈选择。而在一个文明社会中，无论从道德伦理的常识，或退守到法律底线，采用下跪这种“肢体语言”来表示服从，至少在事发当时，已经到了无理可讲的程度。而不讲理的社会是没有绝对强者的。或因所处的地位变化，或对比力量的暂时强弱，都可以扭曲公理。在醫患关系中，有背景的患者可能对民营医院形成强势，逼迫医院下跪，但配备了警务室或者“上面有人”的医院可能又会成为对患者的强势，而真正的亡命之徒可能又不畏这种强势，采取杀人放火之类更暴力的方式。同理，在官民关系中，“官”对“民”形成了强势，可以对“民”不讲理，而级别更高的“官”对级别低的“官”又形成强势，可以不讲理，被逼急了的“民”一旦酿成群体事件或者恶性事件，置身事件的“官”也可能转为弱势，君不见，炸政府大楼、炸法院、捅死城管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而舆论常常并不同情官方。不管身居社会的哪个阶层，大家都将成为不讲理的受害者，谁都无法幸免。
在所有的不讲理中，无疑“权力”的不讲理最可怕，最危险，最值得警惕，最应该被制约。我们甚至可以严厉一点地说，权力的不讲理给民间的不讲理做出了坏的榜样，起到了坏的暗示、引导甚至推动作用，很多时候，正是因为权力不讲理，才逼得民间不讲理。当“权力”不讲理的时候，就是在为社会埋下危机和炸弹。
政府部门应该是一个主持正义、让百姓可以讲理的地方，如果这个地方讲理，将极大地鼓励和倡导民众以讲理这种最文明、最低成本的方式解决问题，然而，如果政府部门不给人讲理的机会，甚至，以权压理，为讲理的人设置障碍，让有理者吃亏，使正常的诉求通道被堵死，那么“不讲理”势必成为更多人的选择，社会将变得动荡不安。
我们需要讲理的政治和讲理的公民
一个讲理的社会才是符合绝大多数人利益的社会。建设一个讲理的社会，至关重要的是政府要讲理。
首先，政府要学会讲理，学会谈判，学会协商，学会开会，学会制定规则，学会讲理之后，才有可能抛弃暴力，回归到理性解决问题。
政府要有讲理的能力，有理可讲，多数人能接受的理，能达成起码的共识的理，才是常理，不能把一种无法服人的道理，靠反复轰炸让人接受。
政府要允许民众讲理，鼓励民众讲理。让老百姓有合理表达的渠道，是真心接受群众监督，吸引群众参政议政的具体体现形式，然而，一些政府部门却害怕老百姓表达诉求，不是努力创造条件让群众“有理有处说”，而是千方百计堵老百姓的嘴，结果导致矛盾越来越多，形成积怨，最后爆发，这无疑是愚蠢而危险的行径。
政府要靠讲理来治理社会。董必武曾说：政府的权威，不是建筑在群众的畏惧上，而是建筑在群众的信任上。政府要得到信任，就要讲道理，就要公正而无所偏私。这样累积起来的信用，才应该是政府最大的本钱，没这个最大的本钱，不可能做到长治久安。
最关键的，政府要有胸怀、有自觉、有制度来保障民众讲理。对政府施政问个是非对错是民众的权利，政府对此必须报以最大敬畏。现代政治条件下，蔑视民意、违背民意即为最大的不道德和最大的不合法，这应该成为所有官员最基本的政治常识。政府对民众批评权的敬畏，政府对民众诉求的尊重，政府跟民众讲道理的自觉，更要靠切实的施政程序尤其是法律程序来保障。
有了这种讲理的政治，才能培养讲理的公民，才能孕育可贵的公民理性。百年以来，中国从不缺政治激情，但一直匮乏公民理性。没有公民理性驾驭的政治激情是一种可怕的激情，往往带来灾难。而当下那些所谓“刁民”，则恰恰是最具公民潜质的一批人，因为他们的公民权利意识最强，跟政府讲道理的意识最强。用严格的程序来确保他们跟政府讲道理的权利，满足他们跟政府讲道理的需求，让他们通过切身体验确信，跟政府讲道理是没风险的，可行的，有用的和有尊严的，他们就会对政府刮目相看，就会尊重政府，信任政府，跟政府形成良性互动，从而由有义愤的“刁民”成长为真正的公民。
作为现代社会的公民，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学会讲理。因为，讲理其实是每个人的诉求，讲理才能真正保障每个人的最终权益。每个人在遭遇冲突、遭遇矛盾的时候，都希望对方能够讲理。不讲理最终对每个人，包括欺负人的人，都没有好处。我们都想生活在一个文明、稳定、安全、有序的社会，但不要忘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一部分，我们自身的文明程度，影响着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如果我们都不用讲理的方式解决问题，就是在为社会的不讲理氛围为虎作伥。每个人都应该反省一下，在遇到问题时，我是坚持以讲理的方式解决的吗？会不会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寻求权力的帮助？会不会一怒之下失去讲理的耐性激化了矛盾？会不会感情用事或者私心作祟帮亲不帮理？会不会在“讲理”伤及自己利益时恼羞成怒逃避讲理？
和恋人讲理，是不想谈了；和老婆讲理，是不想过了；和同事讲理，是不想混了；和上级讲理，是不想干了；
和老板讲理，是不想升了；和邻居讲理，是不想见了：和朋友讲理，是不想交了；和老师讲理，是不想学了；
和社会讲理，是不想呆了；和权力讲理，是不想活了……
这个不乏夸张和戏谑的段子，令无数人心有戚戚焉。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不讲理的现象太多了，去政府机关办事时对你不理睬不答复更不说明理由的工作人员，横冲直撞撞到你了还大声斥责你，如果你辩解几句他可能就要动手的路人，胡搅蛮缠你再三声明不能喝酒但非要你一口干的客户，不听你讲道理只要意见不同就对你飙脏话的网友……世上的不讲理有千万款，总有一款令你“泪流满面”。
缺少讲理的地方，缺少愿意跟你讲理的人，很多人都缺乏讲理的胸怀与耐心，讲理的怕了不讲理的，是一件悲哀的事情，更是一个危险的征兆。讲理是文明社会的标志，不讲理的社会是一个混乱的社会，危险的社会，文明程度很低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人自危，谁都没有安全感。
不讲理是一件危险的事
当一个社会讲理者受到压制，让人感觉无处讲理的时候，社会是危险的。不讲理的社会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在丛林社会中，没有永远的强者，所以每一个人都可能是受害者，每一个人都不是安全的。
陕西横山县的百信医院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院长披麻戴孝带领全体医护人员下跪磕头，请求病人家属原谅，原因是该病人食物中毒后在医院不治身亡，尽管医院提出了经济赔偿方案，但多次协商未果，据传该家属在当地势力很大，百信医院被迫关门停业，院长和40多名医生被迫在灵堂集体下跪做检讨，一次次磕头。下跪是以一种形体上的屈辱博取同情，通常是在权力地位不对等或双方实力悬殊的情况下，弱势一方的无奈选择。而在一个文明社会中，无论从道德伦理的常识，或退守到法律底线，采用下跪这种“肢体语言”来表示服从，至少在事发当时，已经到了无理可讲的程度。而不讲理的社会是没有绝对强者的。或因所处的地位变化，或对比力量的暂时强弱，都可以扭曲公理。在醫患关系中，有背景的患者可能对民营医院形成强势，逼迫医院下跪，但配备了警务室或者“上面有人”的医院可能又会成为对患者的强势，而真正的亡命之徒可能又不畏这种强势，采取杀人放火之类更暴力的方式。同理，在官民关系中，“官”对“民”形成了强势，可以对“民”不讲理，而级别更高的“官”对级别低的“官”又形成强势，可以不讲理，被逼急了的“民”一旦酿成群体事件或者恶性事件，置身事件的“官”也可能转为弱势，君不见，炸政府大楼、炸法院、捅死城管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而舆论常常并不同情官方。不管身居社会的哪个阶层，大家都将成为不讲理的受害者，谁都无法幸免。
在所有的不讲理中，无疑“权力”的不讲理最可怕，最危险，最值得警惕，最应该被制约。我们甚至可以严厉一点地说，权力的不讲理给民间的不讲理做出了坏的榜样，起到了坏的暗示、引导甚至推动作用，很多时候，正是因为权力不讲理，才逼得民间不讲理。当“权力”不讲理的时候，就是在为社会埋下危机和炸弹。
政府部门应该是一个主持正义、让百姓可以讲理的地方，如果这个地方讲理，将极大地鼓励和倡导民众以讲理这种最文明、最低成本的方式解决问题，然而，如果政府部门不给人讲理的机会，甚至，以权压理，为讲理的人设置障碍，让有理者吃亏，使正常的诉求通道被堵死，那么“不讲理”势必成为更多人的选择，社会将变得动荡不安。
我们需要讲理的政治和讲理的公民
一个讲理的社会才是符合绝大多数人利益的社会。建设一个讲理的社会，至关重要的是政府要讲理。
首先，政府要学会讲理，学会谈判，学会协商，学会开会，学会制定规则，学会讲理之后，才有可能抛弃暴力，回归到理性解决问题。
政府要有讲理的能力，有理可讲，多数人能接受的理，能达成起码的共识的理，才是常理，不能把一种无法服人的道理，靠反复轰炸让人接受。
政府要允许民众讲理，鼓励民众讲理。让老百姓有合理表达的渠道，是真心接受群众监督，吸引群众参政议政的具体体现形式，然而，一些政府部门却害怕老百姓表达诉求，不是努力创造条件让群众“有理有处说”，而是千方百计堵老百姓的嘴，结果导致矛盾越来越多，形成积怨，最后爆发，这无疑是愚蠢而危险的行径。
政府要靠讲理来治理社会。董必武曾说：政府的权威，不是建筑在群众的畏惧上，而是建筑在群众的信任上。政府要得到信任，就要讲道理，就要公正而无所偏私。这样累积起来的信用，才应该是政府最大的本钱，没这个最大的本钱，不可能做到长治久安。
最关键的，政府要有胸怀、有自觉、有制度来保障民众讲理。对政府施政问个是非对错是民众的权利，政府对此必须报以最大敬畏。现代政治条件下，蔑视民意、违背民意即为最大的不道德和最大的不合法，这应该成为所有官员最基本的政治常识。政府对民众批评权的敬畏，政府对民众诉求的尊重，政府跟民众讲道理的自觉，更要靠切实的施政程序尤其是法律程序来保障。
有了这种讲理的政治，才能培养讲理的公民，才能孕育可贵的公民理性。百年以来，中国从不缺政治激情，但一直匮乏公民理性。没有公民理性驾驭的政治激情是一种可怕的激情，往往带来灾难。而当下那些所谓“刁民”，则恰恰是最具公民潜质的一批人，因为他们的公民权利意识最强，跟政府讲道理的意识最强。用严格的程序来确保他们跟政府讲道理的权利，满足他们跟政府讲道理的需求，让他们通过切身体验确信，跟政府讲道理是没风险的，可行的，有用的和有尊严的，他们就会对政府刮目相看，就会尊重政府，信任政府，跟政府形成良性互动，从而由有义愤的“刁民”成长为真正的公民。
作为现代社会的公民，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学会讲理。因为，讲理其实是每个人的诉求，讲理才能真正保障每个人的最终权益。每个人在遭遇冲突、遭遇矛盾的时候，都希望对方能够讲理。不讲理最终对每个人，包括欺负人的人，都没有好处。我们都想生活在一个文明、稳定、安全、有序的社会，但不要忘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一部分，我们自身的文明程度，影响着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如果我们都不用讲理的方式解决问题，就是在为社会的不讲理氛围为虎作伥。每个人都应该反省一下，在遇到问题时，我是坚持以讲理的方式解决的吗？会不会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寻求权力的帮助？会不会一怒之下失去讲理的耐性激化了矛盾？会不会感情用事或者私心作祟帮亲不帮理？会不会在“讲理”伤及自己利益时恼羞成怒逃避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