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帕尔，历史悠久的千年城市，作为工业灾难的代名词已30年。
　　1984年12月3日，设在博帕尔的联合碳化物（印度）有限公司杀虫剂厂氰化物泄漏。伤亡数字出入甚大，有的说“2.5万人直接致死，55万人间接致死，20多万人永久残疾”，有的说“4000人丧生，20多万人受伤”。
　　重大事件的伤亡情况难有准数，大概也是不发达状况的一种表现。死亡数字不精确，有时成为怀疑大屠杀是否发生的原因之一。按这种逻辑，博帕尔是否有过一次工业灾难，似乎也可以存疑。
　　博帕尔事件中，人们没有收到任何警告，30吨剧毒液体化作气雾扩散开来。这座城市拥有一个储藏数十吨异氰酸甲酯的工厂，医生们从未获得过与这种化学品中毒有关的救护知识，事发后公司没有提供有毒气体含有何种化学成分的信息，这些都是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的“商业秘密”。商业秘密，比人命要值钱得多。
　　国际话语的分配也有着精密的方向。切尔诺贝利事件是苏联制造，当然是苏联的丑闻。博帕尔事件由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的工厂制造，却不是美国的丑闻。福岛核泄漏事件，泄漏达到切尔诺贝利水平，没谁有兴趣谴责该电站此前已数次事故、篡改数据、隐瞒真相，日本的安全神话也毫发无伤。
　　灾难被怎样述说，是不是耻辱，由谁负责，取决于它发生的地方。事件是在印度发生的，印度工人以及管理人员的“素质”可用于责任的追究。但灾难发生后，肇事公司宣称泄漏的“仅仅是一种强催泪瓦斯”，难道也是印度人低下的素质？
　　旷日持久的事后处理包括：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支付了4.7亿美元赔偿，后来该公司被陶氏化学收购，陶氏化学表示“已做了所有能做的事情”；一些失去工作能力的受害者获得了仅仅1000到2000美元的赔偿；8名印度高管因玩忽职守获罪；事件主要负责人、美国老板安德森没有出庭受审，目前生活在纽约，印度法庭曾对他发出逮捕令，但没有下文。
　　美国生态社会主义学者乔尔·克沃尔在其著作《自然的敌人》中分析：博帕尔事件不能简单归结为工人操作失误，也不在于这家公司特别贪婪，而是制度驱使其削减成本、增加利润。设在印度的工厂，和设在美国的工厂有着同样的生产设计，但在安全防护上采用双重标准，印度工厂没有电脑报警、没有远离居民区。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股票市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美国财政部等，都是生态危机的制造者。
　　落后国家，实在是发达世界的“污染天堂”。1992年，英国《经济学人》发表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的观点：第三世界国家的个体生命的价值数百倍地低于发达国家，即使生态环境恶化导致了其民众的疾病和死亡，从经济学的角度上是合算的；非洲人烟稀少国家的空气污染水平很低，空气质量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把污染物排放过去，从经济成本的角度考虑是合适的；对清洁环境的需求以一定的收入为基础，是富裕国家追求的奢侈品，这些国家才适合于讲究审美和追求健康，如果污染企业将污染物转移到第三世界，那么世界范围内的生产成本就会下降。
　　90年代萨默斯的“污染转移的经济理性”，作为潜规则早已行之，80年代的博帕尔事件，不过其实践的一个结果而已。萨默斯的贡献，是明白说出哪怕落后国家的人死去，也是很划算的事情。经济理性和资本自由，原本不在乎生命的伦理和平等。
　　落后国家多不十分在意污染，这算是“不作不死”吧，但就算落后国家严格控制污染又怎样呢，因为那里生命的价值微不足道，赔偿价钱低，因而也值得跨国企業作为“污染天堂”。第三世界的悲剧在于，即便如此，为了争取国际分工中的利润，还往往要跪求做“污染天堂”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