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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社会底层百姓的严酷恶劣的生活境遇、命若悬丝的生存状态，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有着朴素的人道主义情怀的作家的深切关注。那些与底层百姓血肉相连、息息相关的作家们，以饱蘸血泪的文字，直面底层百姓生活的艰难与不幸，在或理性冷静或激情难抑的真切叙写中，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幅不无酸楚、凄切的生活画面，具有振聋发聩、撼人心魄的省世意义。
[关键词]底层写作；百姓苦难；呈现；人道情怀
[中圈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7)08－0117－03
关注现实、关注民生，是新时期以来小说的传统之一，但对社会底层百姓的生存状况、生存苦难比较集中地聚焦，则是近几年的事情。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矛盾的凸现，使城里的下岗工人与广大的农民一道沦为庞大的弱势群体。他们严酷恶劣的生活境遇，命若悬丝的生存状态，引起了有着朴素人道主义情怀的作家的深切关注。从2004年以来，“底层”问题成为当代文学最大的主题，“底层叙述”成为“热门叙述”和“主流性叙述”。这是在新世纪出现的一种新的文艺思潮，它与中国现实的变化，与思想界、文学界的变化紧密相关，是中国文艺在新形势下的发展，也是“人民文艺”或文艺的“人民性”在新形势下的发展。许多有着朴素的人道主义情怀的作家，把自己的心血倾注到对底层苦难的真切呈现上，使广大读者触摸到了社会底层普遍存在的伤痛，对社会民主、平等、公平等问题有了切肤之感。因此，这样的作品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便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在底层写作的阵营中，罗伟章无疑是个主力作家。虽然他的小说取材范围很广泛，像去年发表的《奸细》、《我们能够拯救谁》等小说，就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教育问题，但是给他带来文学声誉的，则还是他的底层写作。《我们的成长》、《变脸》、《故乡在远方》等且不说，单是《大嫂谣》、《我们的路》这两部中篇，就足以奠定他在文坛上的地位了。《大嫂谣》中的大嫂，为了家庭，为了供儿子上学，五十三岁了，还到广东打工：身体并不好、又有贫血症的她，在推砖时竟然昏倒了，虽然骨头没被轧断，但腿上被擦掉了一层皮。每月六百元钱的工资，只能自己开伙，吃不能再差了的饭菜。当包工头胡贵出事后，大嫂连这样卖命的机会也没有了，只能干起拾荒的营生。虽说作者在小说结尾以大嫂的二儿子清华考上大学来抚慰了一下大嫂那颗伤痕累累的心，也让读者胸中长出了一口气，但小说传递出来的信息仍是令人心惊。即使是社会地位已经一落千丈的工人，到了50多岁的年纪，也早已领得一份退休金，在家里过着虽不富裕但也安适的生活了，而大嫂却还要像一个青年人一样背井离乡，从事极繁重的劳动。再来看《我们的路》，郑大宝在外打工五年，没有回过家，但也只给家里寄了三千一百元钱，根本不够家里的日常开销。扣两个月的工钱也抵不住他对妻子、女儿的思念。回到家里的郑大宝还是心事重重：他曾多次给老板下跪讨要工钱；他亲眼看到农民工贺兵从脚手架上掉下来摔死，而老板只给了贺家一万元了事；与他同村的春妹刚刚十六岁便不明不白地当了母亲，受到村人的议论。这一切让曾考上大学、但因家里穷与大学失之交臂的郑大宝感慨万千。再看看凋敝荒凉的家乡，村里剩下的老人小孩的毫无生气的生活景况，这一切都让人感到心头沉重。小说并不是给社会开药方的，“我们的路”究竟该怎么走，作者给社会留下了一个值得深长思之的问题。
同罗伟章只是客观地叙写底层苦难不同，同为四川作家的曾平，在他的小说《大伯》中则直接挖掘了造成这种苦难的社会原因。小说告诉我们，已经娶了儿媳妇的大伯生活本来还算可以，所以大伯决定要建楼房。但是这个梦想却因村里(由市里、县里、乡里一级级摊派下来)的招商计划而破产。因为有老板要来投资办砖厂，厂址就定在荔枝林上，得到好处的村支书李乘龙讨上欺下，强令大伯砍掉荔枝树。大伯索赔无果，荔枝树被砍个精光。他到乡派出所讲理，并多次到县里、市里反映，结果不但无济于事，连大青马也被卖掉抵罚款。大伯在万般无奈中，喝下了毒药。小说真切地展现了农民——这个庞大的弱势群体，在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当下，生存境遇的恶劣：究竟是谁让一个原本殷实的农民家庭莫名其妙地变得鸡犬不宁，以至于要了大伯的命?一些领导的好大喜功、追求政绩，无视大伯的正当权益，无疑是酿成悲剧的主要原因。小说以无情的事实告诉我们，被逼到绝境的，总是那些无权无势的底层民众。
云南作家杨继平的中篇小说《烟农》，写出了地方政府与百姓争利酿成的悲剧。为了不让烟叶外流，乡政府便在靠山屯通往县城的路上设置堵卡点。这本身已违背了《烟草法》。烟农们千辛万苦收获来的烟叶当然想卖个好价钱，可当地烟站把等级压得很低，烟农们便要把烟叶卖到外地(外乡镇)。就在这样的官夺民利的对抗中，青年农民赵三林竟然被乡政府的堵卡员活活地打死。他家里的人找乡政府要钱，乡里只给了一万元安葬费。无奈，赵家以暴尸乡政府的办法，要求解决问题，可是公安局竟出动防暴警察，大打出手，并逮捕了赵三林，而乡里相关的领导却安然无事。
河北作家胡学文的小说《命案高悬》则写出了底层百姓生命的卑微：尹小梅因为来林中放牧，竟连牛带人被副乡长毛文明带到了乡里，后来不明不白地死在了乡卫生院。乡政府怕尹小梅的丈夫告状，用八万元堵住了他的口。护林员吴响良心发现，想查清尹小梅死亡的真相，结果反被派出所长诬以嫖娼罪罚了一千五百块钱，护林员的工作也被辞掉。尹小梅的丈夫黄宝和公爹黄老大，都一口咬定尹小梅死于心脏病，知道内情的卫生院周院长也滴水不漏。但吴响还是没有罢手，结果再一次被派出所抓走，而良心受到折磨的黄宝也投河自尽。我们看到，这一切都与幕后一层既朦胧隐约、又丝毫不容侵犯的权力有关，它是如此森严、冷酷，又表现得合乎常规!这种权力的存在通过副乡长毛文明、派出所焦所长、还有卫生院周院长表现出来。是他们的合谋，使一桩人命案隐于无形。而底层百姓的生命的卑微，则真真切切地被表现出来了。
南京作家王大进的《花自飘零水自流》是一篇关于农村留守孩子的小说，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精神与社会思考意味。家境贫困的花季少女大秀、二秀因一袋饼干而被店主谩骂羞辱，进而被诬陷为偷窃了一百元钱。父母常年在外打工、与奶奶相依为命的姐妹俩，面对难以说清的冤情，只得留书跳塘以示清白。两位懂事、勤勉、好学、自尊、纯朴的少女，她们生命的花朵就这样凋萎了。人们不禁要问，一袋饼干，两条人命，究竟是谁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山西女作家葛水平的《喊山》中的主人公红霞，原是个天真的少女，不幸的是她被拐卖给一个大她二十岁的叫腊宏的男人做老婆。这个男人好吃懒做，生性残暴，当红霞无意中知道了他打死前妻的事时，腊宏竟残忍地用老虎钳揪下了她两颗牙。在腊宏的残暴淫威里，红霞变成了一个不敢言说、不必言说、最后也不会言说了的哑巴。一个偶然的事故，解除了 压迫红霞的外部环境——韩冲炸獾误炸死了腊宏。对面甲寨上的喊山声，猛烈地撞击着红霞的心扉，哑巴有了前所未有的言说欲望，于是哑巴拿起脸盆来到了山疙梁上开始了啊啊啊的喊山，这是挣脱了束缚后的生命的呐喊，是哑巴恢复为人的激情欢呼。红霞爱上了纯朴善良的韩冲，可韩冲却因误伤腊宏性命被警察带走了。小说就是这样以饱蘸血泪的描写，向读者展示了不只在电影中才会看到的“把人变成鬼”的白毛女式的悲剧，具有撼人心魄的力量。
以写官场生活享誉文坛的王跃文，也时不时地写出一些底层文学来：他的短篇小说《桂爷》嘲便讲述了一个令人扼腕叹息的悲剧故事。没儿没女的老支书桂爷一生持身端正，到了七十多岁已经不能种田的时候，村长大发便想去乡政府跑跑，给桂爷争取个五保户，这样多少有些钱粮，好让老支书安度晚年。可是乡政府李乡长却以没有指标为由，不同意桂爷吃五保，在大发一再要求下，才答应给桂爷一个候补指标，等村里唯一的五保户四喜死了后，才能顶上：没想到四喜听说后竟产生误会，到街上骂骂咧咧，说桂爷盼他死了好顶替吃五保，这让桂爷很生气。后来县长到村里来送温暖，给了四喜和桂爷各200元钱，并表示回去后要专门研究桂爷的问题。但左等右等，油菜花黄了又谢了，稻田青了又黄了，桂爷的五保还是没能吃上。大发多次去找李乡长，还是没有结果。可四喜却不高兴了，不光到桂爷和大发家门口骂，还满村子骂，逢人就骂。村里人竟也有信四喜话的，反说桂爷的闲话。最后桂爷还是没等来五保，在贫病交加中悬梁自尽了。小说中呈现的这种真实，实在让人难以承受。辛苦了大半辈子的桂爷晚景如此凄凉，不能不让人心寒。吃五保竟需要指标，还得候补，真令人啼笑皆非。县长的虚伪、乡长的官僚主义，他们对底层百姓生存状态的漠视，被刻画得入木三分。小说的结局既是意料之外的，又是情理之中的。这正是一个有着高度责任感与人文情怀的作家，以自己的文学方式，向这个亟待改善的社会发出的“呐喊”。
与上述作家直接展示农民的苦难稍有不同，刘庆邦、迟子建等人则引领读者去关注另一个弱势群体——矿工的生存状态。当然，在当下的经济格局中，矿工群体事实上也是农民群体——只有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贫困农民才会去干这种“暗无天日”、“危在旦夕”的“煤黑子”的营生。近几年来，开煤窑暴富的老板不在少数。他们漠视矿工生命，不采取安全措施，导致矿难连连不断，可以说煤老板的财富是矿工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而地方政府为了当地的财政收入，一些官员更为了自己的直接利益，充当了许多不法矿主的后台和保护伞。刘庆邦发表在2005年第1期《十月》上的小说《卧底》，便真切地反映了这个令人触目惊心的现实。刘庆邦在小说中把小煤窑称作“牢窑”，非常贴切地概括了小煤窑矿工们的生存环境。像牢狱一般的小煤窑，囚禁了矿工们思想，扼杀了矿工们的良知，扭曲了矿工们的灵魂。物质的贫瘠，精神的匮乏，生存的艰辛，劳作的艰苦，老板与矿工之间的矛盾，是那样的惊心动魄，远比新闻报道真切、尖锐。作品的深刻之处，正在于如实地写出了恶劣的生存环境对人性的扭曲与摧残。
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无疑掺杂进了作者自己的人生际遇与情感经历，但令人极度震撼的还是她对矿难、矿工及其家属的生存境遇的叙写。乌塘这个地方有许多煤矿，因此这里便有了无数的寡妇。矿工们下井前要仔细看看妻子儿女，就怕这一走就是天地两隔。当地想发财的女人，便有了“嫁死”一说：嫁个矿工，再多买几份保险，三年五年，熬过去，发生矿难，钱就哗哗来了。这样的事情，叫人不由得感叹“今夕何夕?”失踪的蒋百，其实早已在矿难中死去，尸体就蜷缩在一只大冰柜里。因为把蒋百定为失踪，使死亡人数由十人变成九人，就构不成重大事故，当地政府官员就能够逃避责任，所以他们便以给蒋百嫂巨额补偿的办法，堵住蒋百嫂的嘴。蒋百嫂的放浪、疯癫、跟任何男人都愿意睡觉、特别惧怕黑夜的十分反常的行为，包含着怎样的一份无法承受的痛苦!因为她的心里，埋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这样，读者也就明白了为什么有那么多升了官的人那么害怕蒋百嫂。小说中这样的文学描写，不幸常常被媒体披露的消息证实。
为什么这些作家如此痴情于对百姓苦难的叙写?如果我们留意一下专注于底层写作的作家群体，便会发现这些作家们大都跟底层的百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他们风格各异的作品中，都有一种共同的平民意识与人文情怀。罗伟章出生在大巴山区，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已去世，他是在饥饿、孤独中长大的。当他后来有幸走出大山，成为有知识有地位的体面人之后，他没有忘记那些依旧生活艰辛的父老乡亲，而是满怀激情地用自己的笔，记录下他们的痛苦与无奈。而且就小说中叙述者的身份来看，则要么是虽然受过高等教育，有了一份较体面的工作，但骨子里还是跟自己的故乡掰扯不开的城乡边缘人(如《大嫂谣》中的“我”)，要么干脆是有点文化、有点思考但却改变不了自己命运的农民(如《我们的路》中的郑大宝)，这实际上可以说是作者自己的化身。从河南奋斗到北京的刘庆邦，当过农民又当过多年矿工，所以写农民写矿工的生活得心应手，因为他太熟悉他们的生活状况，也太了解他们的心灵世界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写矿工就是在写自己——写过去的自己，也写与过去有了差别但心里总是割舍不下那些“阶级兄弟”的当下的自己。他不能忘怀这些曾为中国的建设做出过贡献而今又做出牺牲的底层百姓，他更不能在他们愈来愈恶化的现实处境面前闭上自己的眼睛，因此把关注的焦点对准当下的农民与矿工，便是自然而然的事了。别的作家与罗伟章、刘庆邦的经历或许不完全一样，但他们的作品都彰显出对底层生活的熟悉和关注，却是不争的事实。与那些或聚焦于上流社会成功人士的“审美化的日常生活”，或只倾听自己内心隐秘的情感躁动的作家不同，他们是有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良知的人，因此他们的作品，便难得地饱含了一份弥足珍贵的真情。他们既没有事不关己地在弱势群体的遭遇面前“缺席”、“出位”，也没有以救世主的身份高高在上地去“启蒙”那些未免还有些“愚昧”的底层百姓，而是真真切切地展示了他们生存状况，并把全部的同情给予了他们。虽然他们知道，靠文学家孱弱的笔，是不能解决底层百姓的种种问题的，但人文情怀与道德良知却驱使他们要把自己耳闻目睹的这一切写出来，以便让更多的人去关注这一庞大的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从而使解决他们的问题成为可能。因此，能把底层百姓的痛苦与无奈展示出来，作家们便功莫大焉，善莫大焉!
邵燕君在《“底层”如何文学》一文中，曾特别强调要“重建知识分子立场、重温人道主义价值关怀”的问题。这是因为虽然有越来越多的作家坚持底层写作，他们的作品也无一不贯注着作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但耐人寻味的现象是，这些作家或者是些一直都不大“著名”的老作家，或者是些还没有“著名”的新作家，而当今文坛上的那些“著名”的“乡土作家”却几乎“集体缺席”。他们对“底层文学”常常表现出不满、不屑或者不理解的情绪，这主要出于他们作为“知识精英”的自我意识和阶级意识，他们对底层人的生活、对表现底层的作品，有一种高高在上的傲慢与偏见，认为这些人的生活不是生活，表现这样生活的作品不是“文学”。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底层”正是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正是这些人构成了中国的主体；他们也同样没有意识到，“底层叙事”并不是旧意识形态的回归，而是面对现实的一种艺术上的新创造，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先锋”。因为“底层叙事”的出现，是与中国现实的密切变化相联系的。30年的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勿庸讳言，在给中国的发展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如贫富两极分化、官员贪污腐败等。有学者指出改革的动力机制已被部门利益乃至某些人的个人利益所扭曲。因而要重建改革的动力机制，就需要凝聚普通百姓的认同与支持。党和政府的一些现实政策的变化与调整，已经明白地昭示出对广大底层百姓的生活境遇的关怀和对建立和谐社会的期许，这便是“底层叙事”的出现和发展的重要契机。同时，“底层叙事”的兴起，也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学界出现的对“纯文学”的反思合乎逻辑的展开，即希望文学能够在注重艺术性的同时，重新建立与现实世界的联系，在中国社会发展中发挥大的作用。由此看来，底层文学所坚持的“五四”文学“写真实”的传统，所秉持的朴素的人道主义情怀，仍然应该是中国作家最普遍最深厚的精神资源，人道主义的基本立场在中国的当下乃至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仍然有着很大的发挥空间。因为说到底，与社会民主、平等、公正等原则相关的“底层写作”，首先需要的是朴素和诚恳。虽然朴素和诚恳未必能成就多么伟大的作品，却可以保障“底层写作”沿着一条健康的道路发展。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特别看重那些如实地写出中国这片土地上大面积发生的真实的喜怒哀乐、并袒露出作者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的作品。而且我们坚持认为，只有这样的作品，才是贴近时代脉搏的有生命力和感召力的作品，也才是我们这个正在发展中的社会所需要的作品。
责任编辑：崔 颖
[关键词]底层写作；百姓苦难；呈现；人道情怀
[中圈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7)08－0117－03
关注现实、关注民生，是新时期以来小说的传统之一，但对社会底层百姓的生存状况、生存苦难比较集中地聚焦，则是近几年的事情。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矛盾的凸现，使城里的下岗工人与广大的农民一道沦为庞大的弱势群体。他们严酷恶劣的生活境遇，命若悬丝的生存状态，引起了有着朴素人道主义情怀的作家的深切关注。从2004年以来，“底层”问题成为当代文学最大的主题，“底层叙述”成为“热门叙述”和“主流性叙述”。这是在新世纪出现的一种新的文艺思潮，它与中国现实的变化，与思想界、文学界的变化紧密相关，是中国文艺在新形势下的发展，也是“人民文艺”或文艺的“人民性”在新形势下的发展。许多有着朴素的人道主义情怀的作家，把自己的心血倾注到对底层苦难的真切呈现上，使广大读者触摸到了社会底层普遍存在的伤痛，对社会民主、平等、公平等问题有了切肤之感。因此，这样的作品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便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在底层写作的阵营中，罗伟章无疑是个主力作家。虽然他的小说取材范围很广泛，像去年发表的《奸细》、《我们能够拯救谁》等小说，就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教育问题，但是给他带来文学声誉的，则还是他的底层写作。《我们的成长》、《变脸》、《故乡在远方》等且不说，单是《大嫂谣》、《我们的路》这两部中篇，就足以奠定他在文坛上的地位了。《大嫂谣》中的大嫂，为了家庭，为了供儿子上学，五十三岁了，还到广东打工：身体并不好、又有贫血症的她，在推砖时竟然昏倒了，虽然骨头没被轧断，但腿上被擦掉了一层皮。每月六百元钱的工资，只能自己开伙，吃不能再差了的饭菜。当包工头胡贵出事后，大嫂连这样卖命的机会也没有了，只能干起拾荒的营生。虽说作者在小说结尾以大嫂的二儿子清华考上大学来抚慰了一下大嫂那颗伤痕累累的心，也让读者胸中长出了一口气，但小说传递出来的信息仍是令人心惊。即使是社会地位已经一落千丈的工人，到了50多岁的年纪，也早已领得一份退休金，在家里过着虽不富裕但也安适的生活了，而大嫂却还要像一个青年人一样背井离乡，从事极繁重的劳动。再来看《我们的路》，郑大宝在外打工五年，没有回过家，但也只给家里寄了三千一百元钱，根本不够家里的日常开销。扣两个月的工钱也抵不住他对妻子、女儿的思念。回到家里的郑大宝还是心事重重：他曾多次给老板下跪讨要工钱；他亲眼看到农民工贺兵从脚手架上掉下来摔死，而老板只给了贺家一万元了事；与他同村的春妹刚刚十六岁便不明不白地当了母亲，受到村人的议论。这一切让曾考上大学、但因家里穷与大学失之交臂的郑大宝感慨万千。再看看凋敝荒凉的家乡，村里剩下的老人小孩的毫无生气的生活景况，这一切都让人感到心头沉重。小说并不是给社会开药方的，“我们的路”究竟该怎么走，作者给社会留下了一个值得深长思之的问题。
同罗伟章只是客观地叙写底层苦难不同，同为四川作家的曾平，在他的小说《大伯》中则直接挖掘了造成这种苦难的社会原因。小说告诉我们，已经娶了儿媳妇的大伯生活本来还算可以，所以大伯决定要建楼房。但是这个梦想却因村里(由市里、县里、乡里一级级摊派下来)的招商计划而破产。因为有老板要来投资办砖厂，厂址就定在荔枝林上，得到好处的村支书李乘龙讨上欺下，强令大伯砍掉荔枝树。大伯索赔无果，荔枝树被砍个精光。他到乡派出所讲理，并多次到县里、市里反映，结果不但无济于事，连大青马也被卖掉抵罚款。大伯在万般无奈中，喝下了毒药。小说真切地展现了农民——这个庞大的弱势群体，在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当下，生存境遇的恶劣：究竟是谁让一个原本殷实的农民家庭莫名其妙地变得鸡犬不宁，以至于要了大伯的命?一些领导的好大喜功、追求政绩，无视大伯的正当权益，无疑是酿成悲剧的主要原因。小说以无情的事实告诉我们，被逼到绝境的，总是那些无权无势的底层民众。
云南作家杨继平的中篇小说《烟农》，写出了地方政府与百姓争利酿成的悲剧。为了不让烟叶外流，乡政府便在靠山屯通往县城的路上设置堵卡点。这本身已违背了《烟草法》。烟农们千辛万苦收获来的烟叶当然想卖个好价钱，可当地烟站把等级压得很低，烟农们便要把烟叶卖到外地(外乡镇)。就在这样的官夺民利的对抗中，青年农民赵三林竟然被乡政府的堵卡员活活地打死。他家里的人找乡政府要钱，乡里只给了一万元安葬费。无奈，赵家以暴尸乡政府的办法，要求解决问题，可是公安局竟出动防暴警察，大打出手，并逮捕了赵三林，而乡里相关的领导却安然无事。
河北作家胡学文的小说《命案高悬》则写出了底层百姓生命的卑微：尹小梅因为来林中放牧，竟连牛带人被副乡长毛文明带到了乡里，后来不明不白地死在了乡卫生院。乡政府怕尹小梅的丈夫告状，用八万元堵住了他的口。护林员吴响良心发现，想查清尹小梅死亡的真相，结果反被派出所长诬以嫖娼罪罚了一千五百块钱，护林员的工作也被辞掉。尹小梅的丈夫黄宝和公爹黄老大，都一口咬定尹小梅死于心脏病，知道内情的卫生院周院长也滴水不漏。但吴响还是没有罢手，结果再一次被派出所抓走，而良心受到折磨的黄宝也投河自尽。我们看到，这一切都与幕后一层既朦胧隐约、又丝毫不容侵犯的权力有关，它是如此森严、冷酷，又表现得合乎常规!这种权力的存在通过副乡长毛文明、派出所焦所长、还有卫生院周院长表现出来。是他们的合谋，使一桩人命案隐于无形。而底层百姓的生命的卑微，则真真切切地被表现出来了。
南京作家王大进的《花自飘零水自流》是一篇关于农村留守孩子的小说，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精神与社会思考意味。家境贫困的花季少女大秀、二秀因一袋饼干而被店主谩骂羞辱，进而被诬陷为偷窃了一百元钱。父母常年在外打工、与奶奶相依为命的姐妹俩，面对难以说清的冤情，只得留书跳塘以示清白。两位懂事、勤勉、好学、自尊、纯朴的少女，她们生命的花朵就这样凋萎了。人们不禁要问，一袋饼干，两条人命，究竟是谁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山西女作家葛水平的《喊山》中的主人公红霞，原是个天真的少女，不幸的是她被拐卖给一个大她二十岁的叫腊宏的男人做老婆。这个男人好吃懒做，生性残暴，当红霞无意中知道了他打死前妻的事时，腊宏竟残忍地用老虎钳揪下了她两颗牙。在腊宏的残暴淫威里，红霞变成了一个不敢言说、不必言说、最后也不会言说了的哑巴。一个偶然的事故，解除了 压迫红霞的外部环境——韩冲炸獾误炸死了腊宏。对面甲寨上的喊山声，猛烈地撞击着红霞的心扉，哑巴有了前所未有的言说欲望，于是哑巴拿起脸盆来到了山疙梁上开始了啊啊啊的喊山，这是挣脱了束缚后的生命的呐喊，是哑巴恢复为人的激情欢呼。红霞爱上了纯朴善良的韩冲，可韩冲却因误伤腊宏性命被警察带走了。小说就是这样以饱蘸血泪的描写，向读者展示了不只在电影中才会看到的“把人变成鬼”的白毛女式的悲剧，具有撼人心魄的力量。
以写官场生活享誉文坛的王跃文，也时不时地写出一些底层文学来：他的短篇小说《桂爷》嘲便讲述了一个令人扼腕叹息的悲剧故事。没儿没女的老支书桂爷一生持身端正，到了七十多岁已经不能种田的时候，村长大发便想去乡政府跑跑，给桂爷争取个五保户，这样多少有些钱粮，好让老支书安度晚年。可是乡政府李乡长却以没有指标为由，不同意桂爷吃五保，在大发一再要求下，才答应给桂爷一个候补指标，等村里唯一的五保户四喜死了后，才能顶上：没想到四喜听说后竟产生误会，到街上骂骂咧咧，说桂爷盼他死了好顶替吃五保，这让桂爷很生气。后来县长到村里来送温暖，给了四喜和桂爷各200元钱，并表示回去后要专门研究桂爷的问题。但左等右等，油菜花黄了又谢了，稻田青了又黄了，桂爷的五保还是没能吃上。大发多次去找李乡长，还是没有结果。可四喜却不高兴了，不光到桂爷和大发家门口骂，还满村子骂，逢人就骂。村里人竟也有信四喜话的，反说桂爷的闲话。最后桂爷还是没等来五保，在贫病交加中悬梁自尽了。小说中呈现的这种真实，实在让人难以承受。辛苦了大半辈子的桂爷晚景如此凄凉，不能不让人心寒。吃五保竟需要指标，还得候补，真令人啼笑皆非。县长的虚伪、乡长的官僚主义，他们对底层百姓生存状态的漠视，被刻画得入木三分。小说的结局既是意料之外的，又是情理之中的。这正是一个有着高度责任感与人文情怀的作家，以自己的文学方式，向这个亟待改善的社会发出的“呐喊”。
与上述作家直接展示农民的苦难稍有不同，刘庆邦、迟子建等人则引领读者去关注另一个弱势群体——矿工的生存状态。当然，在当下的经济格局中，矿工群体事实上也是农民群体——只有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贫困农民才会去干这种“暗无天日”、“危在旦夕”的“煤黑子”的营生。近几年来，开煤窑暴富的老板不在少数。他们漠视矿工生命，不采取安全措施，导致矿难连连不断，可以说煤老板的财富是矿工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而地方政府为了当地的财政收入，一些官员更为了自己的直接利益，充当了许多不法矿主的后台和保护伞。刘庆邦发表在2005年第1期《十月》上的小说《卧底》，便真切地反映了这个令人触目惊心的现实。刘庆邦在小说中把小煤窑称作“牢窑”，非常贴切地概括了小煤窑矿工们的生存环境。像牢狱一般的小煤窑，囚禁了矿工们思想，扼杀了矿工们的良知，扭曲了矿工们的灵魂。物质的贫瘠，精神的匮乏，生存的艰辛，劳作的艰苦，老板与矿工之间的矛盾，是那样的惊心动魄，远比新闻报道真切、尖锐。作品的深刻之处，正在于如实地写出了恶劣的生存环境对人性的扭曲与摧残。
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无疑掺杂进了作者自己的人生际遇与情感经历，但令人极度震撼的还是她对矿难、矿工及其家属的生存境遇的叙写。乌塘这个地方有许多煤矿，因此这里便有了无数的寡妇。矿工们下井前要仔细看看妻子儿女，就怕这一走就是天地两隔。当地想发财的女人，便有了“嫁死”一说：嫁个矿工，再多买几份保险，三年五年，熬过去，发生矿难，钱就哗哗来了。这样的事情，叫人不由得感叹“今夕何夕?”失踪的蒋百，其实早已在矿难中死去，尸体就蜷缩在一只大冰柜里。因为把蒋百定为失踪，使死亡人数由十人变成九人，就构不成重大事故，当地政府官员就能够逃避责任，所以他们便以给蒋百嫂巨额补偿的办法，堵住蒋百嫂的嘴。蒋百嫂的放浪、疯癫、跟任何男人都愿意睡觉、特别惧怕黑夜的十分反常的行为，包含着怎样的一份无法承受的痛苦!因为她的心里，埋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这样，读者也就明白了为什么有那么多升了官的人那么害怕蒋百嫂。小说中这样的文学描写，不幸常常被媒体披露的消息证实。
为什么这些作家如此痴情于对百姓苦难的叙写?如果我们留意一下专注于底层写作的作家群体，便会发现这些作家们大都跟底层的百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他们风格各异的作品中，都有一种共同的平民意识与人文情怀。罗伟章出生在大巴山区，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已去世，他是在饥饿、孤独中长大的。当他后来有幸走出大山，成为有知识有地位的体面人之后，他没有忘记那些依旧生活艰辛的父老乡亲，而是满怀激情地用自己的笔，记录下他们的痛苦与无奈。而且就小说中叙述者的身份来看，则要么是虽然受过高等教育，有了一份较体面的工作，但骨子里还是跟自己的故乡掰扯不开的城乡边缘人(如《大嫂谣》中的“我”)，要么干脆是有点文化、有点思考但却改变不了自己命运的农民(如《我们的路》中的郑大宝)，这实际上可以说是作者自己的化身。从河南奋斗到北京的刘庆邦，当过农民又当过多年矿工，所以写农民写矿工的生活得心应手，因为他太熟悉他们的生活状况，也太了解他们的心灵世界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写矿工就是在写自己——写过去的自己，也写与过去有了差别但心里总是割舍不下那些“阶级兄弟”的当下的自己。他不能忘怀这些曾为中国的建设做出过贡献而今又做出牺牲的底层百姓，他更不能在他们愈来愈恶化的现实处境面前闭上自己的眼睛，因此把关注的焦点对准当下的农民与矿工，便是自然而然的事了。别的作家与罗伟章、刘庆邦的经历或许不完全一样，但他们的作品都彰显出对底层生活的熟悉和关注，却是不争的事实。与那些或聚焦于上流社会成功人士的“审美化的日常生活”，或只倾听自己内心隐秘的情感躁动的作家不同，他们是有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良知的人，因此他们的作品，便难得地饱含了一份弥足珍贵的真情。他们既没有事不关己地在弱势群体的遭遇面前“缺席”、“出位”，也没有以救世主的身份高高在上地去“启蒙”那些未免还有些“愚昧”的底层百姓，而是真真切切地展示了他们生存状况，并把全部的同情给予了他们。虽然他们知道，靠文学家孱弱的笔，是不能解决底层百姓的种种问题的，但人文情怀与道德良知却驱使他们要把自己耳闻目睹的这一切写出来，以便让更多的人去关注这一庞大的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从而使解决他们的问题成为可能。因此，能把底层百姓的痛苦与无奈展示出来，作家们便功莫大焉，善莫大焉!
邵燕君在《“底层”如何文学》一文中，曾特别强调要“重建知识分子立场、重温人道主义价值关怀”的问题。这是因为虽然有越来越多的作家坚持底层写作，他们的作品也无一不贯注着作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但耐人寻味的现象是，这些作家或者是些一直都不大“著名”的老作家，或者是些还没有“著名”的新作家，而当今文坛上的那些“著名”的“乡土作家”却几乎“集体缺席”。他们对“底层文学”常常表现出不满、不屑或者不理解的情绪，这主要出于他们作为“知识精英”的自我意识和阶级意识，他们对底层人的生活、对表现底层的作品，有一种高高在上的傲慢与偏见，认为这些人的生活不是生活，表现这样生活的作品不是“文学”。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底层”正是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正是这些人构成了中国的主体；他们也同样没有意识到，“底层叙事”并不是旧意识形态的回归，而是面对现实的一种艺术上的新创造，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先锋”。因为“底层叙事”的出现，是与中国现实的密切变化相联系的。30年的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勿庸讳言，在给中国的发展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如贫富两极分化、官员贪污腐败等。有学者指出改革的动力机制已被部门利益乃至某些人的个人利益所扭曲。因而要重建改革的动力机制，就需要凝聚普通百姓的认同与支持。党和政府的一些现实政策的变化与调整，已经明白地昭示出对广大底层百姓的生活境遇的关怀和对建立和谐社会的期许，这便是“底层叙事”的出现和发展的重要契机。同时，“底层叙事”的兴起，也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学界出现的对“纯文学”的反思合乎逻辑的展开，即希望文学能够在注重艺术性的同时，重新建立与现实世界的联系，在中国社会发展中发挥大的作用。由此看来，底层文学所坚持的“五四”文学“写真实”的传统，所秉持的朴素的人道主义情怀，仍然应该是中国作家最普遍最深厚的精神资源，人道主义的基本立场在中国的当下乃至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仍然有着很大的发挥空间。因为说到底，与社会民主、平等、公正等原则相关的“底层写作”，首先需要的是朴素和诚恳。虽然朴素和诚恳未必能成就多么伟大的作品，却可以保障“底层写作”沿着一条健康的道路发展。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特别看重那些如实地写出中国这片土地上大面积发生的真实的喜怒哀乐、并袒露出作者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的作品。而且我们坚持认为，只有这样的作品，才是贴近时代脉搏的有生命力和感召力的作品，也才是我们这个正在发展中的社会所需要的作品。
责任编辑：崔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