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去年出了本《倒转红轮》，今年一开年，秦晖又出了《共同的底线》，都是难得的好书。
　　近年来，大家都在思考和讨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出现各种各样的意见，是正常的。
　　秦晖说，民粹主义最可怕的逻辑是“谁不和我们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而敌人就应该用一切手段加以消灭。”我看，有些自称“自由主义”的人也有这样的倾向。
　　要破除“唯我掌握真理”论，就必须有自我质疑的精神，正确对待对立者的意见。我经常提醒自己：许多我不认同的思想派别，其观念中未必没有合理因素。比如毛派，特别是民间毛派，虽然不同意他们的总体思想，但我认为，他们的某些看法并非没有合理性，我们之间是可以找到共通点的。至于具体的个人，就更复杂。处于某个思想派别中的人，总有一些派别倾向不能概括的个人的东西，需要仔细辨认，不能因为反对某个派别，而把其中的个人完全否定。在论战中，除了坚持自己的立场，还要从不同意见者对自己的质疑、辩驳中，学会反省自己。谁也没有把握说，自己已经完全找准了中国的病根，我们开出的药方，就能治好中国的病。
　　秦晖谈到民粹主义时强调其特点是“为整体利益而牺牲一切”。我要补充的是，这样的整体主义的思维，在当下中国，最容易导致国家主义。这样的国家主义常常打着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旗帜。事实上，民族主义已成为世界性思潮。各个国家在面临政治、经济危机，信仰危机时，都会用民族主义来凝聚人心。
　　秦晖一再提醒我们注意，中国知识界的许多争论，听起来更像是洋人之间的争论，包括天天谈“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人，其理论依据也是洋人的，而且是为了满足某些洋人的“中国想象”的。问题是洋人的真问题，搬到中国来，往往成了假问题。秦晖因此提出“中国要有自己的理论解决自己的问题”。我想起鲁迅的《革命咖啡店》，谈到当时许多名人，“或则高谈，或则沉思，面前是一大杯热气腾腾的无产阶级咖啡，远处是许许多多‘龌龊的农工大众’，他们喝着，想着，指导着，获得着，那是，倒也实在是‘理想的乐园’”。这样的文人在今天恐怕是越来越多了。这背后实际上有一个中国的学者与中国的土地，与土地上的文化和父老乡亲的关系问题。秦晖在书中谈到“文革”期间，“九年的务农生活使我与乡村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有了许多农民的朋友。种田人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而不是他们的问题。”我非常欣赏秦晖的这一立场。
　　书中有一篇文章谈“东欧诸国的经济生活转轨与思想变迁”，我读了以后最大的感慨是，我们关于东欧改革、俄国改革的种种说法都似是而非，是想当然的误读，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没有下工夫作实实在在的考察，随意做大而无当的概括。这暴露了当下中国学界的浮躁，今天恐怕是相当多的学者整天忙着开会，忙着报课题，忙着跑项目，忙着填表，忙着发言，忙着作报告，忙着写应景文章，许多人由不习惯到习以为常，逐渐乐此不疲，最后离开这样的生存状态，反而不知怎么活了，彻底异化了。所谓异化，就是放弃、背离了知识分子的本职与本性。
　　知识分子的本职是什么？要关心、思考、研究中国现实中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学术发展的问题，提出、讨论解决中国问题的“主义”，这都非常重要，但我觉得，还有一个职责不可忽略，甚至更重要，那就是思考、研究超越性的、形而上的精神命题，为社会提供新的价值、观念，新的理想，新的文明理念，回应精神危机所提出的问题。
　　这个思考根本性的超越性的精神建设、文明建设问题，在今天有特殊的重要性与迫切性。我在《我看2011年》一文里，根据我对2011年世界问题的观察，作出了一个判断：不仅是“英国病了”，“美国病了”，“北欧病了”，“北非病了”，“日本病了”，“中国病了”，而且是“全球都病了”，这就意味着，现行的所有社会制度，所有发展模式，都出现了危机。这就给我们的道路选择带来新的问题：过去对自己的体制不满，可以选择其他发展模式，比如美国模式，北欧模式，这是许多知识分子曾经鼓吹、还在坚持的主张，但现在美国模式、北欧模式都出了问题，我们就很难全盘搬来了。我们必须正视包括中国病在内的全球病。应该看到，全球性的危机，也是全球性变革的转机：我们正可以抓住现行各种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内在矛盾充分暴露的时机，对人类文明的各种形态进行更高层面的全面反思，这样的反思，不是全盘否定或肯定，不是立足于某种文明的衰落论或崛起论，而是客观地历史地考察各种文明的合理性和内在的弊端，矛盾与危机，这就需要从今天的新的高度，进行深入的思考与研究，这就需要全球范围有批判力与创造力的学者通力合作，进行“人类文明的新的大反思、大讨论”。在这样的基础上，是有可能创造出超越性、综合性的人类文明的新理想、新价值观、新文明理念的，同时又保留各民族文明的自身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