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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产品从一国出口到另一国，该产品的出口价格在正常的贸易过程中，低于旨在用于本国消费的同类产品的可比价格，即以低于其正常价值进入另一国的商业，则该产品即被视为倾销。如果倾销确定存在，进口国在确定后可以征收“反倾销税”。
在国际贸易中，中国的出口产品一直成为欧美等国反倾销的重要对象。他们以中国并非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产品价格不反映真实的产品价值为理由，屡屡对中国出口产品提起反倾销，从1979年6月欧共体对中国的糖精钠和1980年美国对中国的薄荷醇投诉倾销开始至今，我国已有4000种产品受到30多个国家提起400多起反倾销调查，从彩电、玻璃，到打火机，甚至盒装铅笔、腌制蘑菇等等，牵涉到我国各个行业的产品，累计涉及出口金额上百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反倾销调查最大的受害国。
遗憾的是，面对国际对华反倾销，中国企业大多高挂“免战牌”，积极应诉的企业寥寥无几。造成许多国内企业不愿参加反倾销案应诉的原因很多。一些企业认为官司很难打赢(据统计，我国企业应诉反倾销的胜诉率只有35．7％，在全球排名倒数第二)，因而失去胜诉的信心。一些企业对“倾销”之定义不太清楚，他们看到自己的产品价格低于进口国国内同类产品的价格，就自认为存在倾销行为。殊不知，“倾销”是指出口产品的价格低于“正常价值”，而非进口国同类产品价格。再者，在我国现行的外贸体制下，涉诉产品的生产商和出口商往往是分离的，这就造成生产企业和外贸窗口单位面临反倾销时不能同舟共济、齐心协力。而且，若被指控倾销成立，外国对我国商品多数情况下采取征收“统一税率”的反倾销税，而如果反倾销应诉胜诉，存在“搭便车”现象。1993年碳化硅一案中方获胜后，中国各地企业蜂拥对美国出口碳化硅。辛辛苦苦参加应诉的企业眼睁睁地看着根本没有应诉也未分摊一分律师费的企业纷纷对美国出口碳化硅，这大大挫伤了企业的应诉积极性。另外，企业应诉经费不足，相关法律人才缺乏也是导致企业应诉不力的原因。
按照国外反倾销法的一般规定，涉诉企业不参加应应诉，或不能真实的提供根据其掌握的材料做出“缺席判决”，这无疑是不战而降。而且，由于我方企业轻易放弃应诉抗辩的权利，使得进口国其他生产商认为中国企业软弱可欺，也纷纷对我出口企业提出倾销投诉、引起连锁反应。
当然，反倾销是公认的富人官司，打赢一个反倾销案必然要经历一场旷日持久和代价昂贵的行政和司法程序。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做后盾，一个企业是经受不起这种消耗战的。但在目前情况下，这是我们参与国际贸易所必须迈出的一步。当前，每一次反倾销案的胜诉，都不只是某一个行业或某几个企业的胜利。这种胜诉所获得的利益是具有“溢出效应”的，它除了可以使应诉企业自身获利外，还有可能使整个行业的所有企业从中获益。同时，应诉反倾销的获胜，向国际社会证明我国的出口产品是按照市场经济原则与其真实价值相符的，可以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声誉。另外，应诉反倾销案的胜诉，还会使欧美等国再想对中国的出口产品提出反倾销时，要再三思量并认真负责地进行调查。
按照世界贸易组织反倾销条款的基本原则，各国反倾销法一般都规定，一旦对某一外国产品裁定反倾销税或其他反倾销措施，除非出现特别情况，其裁决效力将持续五年。五年后，如果本国生产商或反倾销主管部门认为有必要延长，经过复审程序后，反倾销措施还可再延长5年。1983年，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中国氯化钡征收反倾销税，从那日起至今，中国几乎没有再向美国出口过氯化钡。而1989年，在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进行的落日复审中，决定此反倾销税再延征五年。可见，对外国的反倾销指控如果不应诉，影响的不仅是涉诉产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出口，更为重要的是，市场份额一旦被别人占有后，再想夺回更是难上加难。这笔巨额代价是应诉反倾销成本的千百倍。
反倾销程序还赋予了利害关系方申请“年度复审”的权利。所谓年度复审，也就是在反倾销裁定一年后，有关方当事人可以提出复审要求，有反倾销主管当局根据裁决做出后一年间发生的情况，重新计算倾销幅度，并重新判断本国产品受到“损害”的情况，以决定适当的反倾销税率或反倾销措施。但行使这一权利的前提是提出复审申诉者参加了原审阶段的应诉。如果企业不愿参加反倾销的应诉，就很难有机会提出参加年度复审。
由此可见，中国企业只剩下两种选择：要么放弃起诉国的市场；要么选择站出来，分析并运用相关法律规定，跨越反倾销这道“坎”，从而在激烈的国际市场角逐中占有一席之地。如果胜诉，反倾销被撤消;如果败诉，也可达成“中止协议”、数量限制协议(在美国商务部作出初裁前后，甚至在其终裁之前，出口商可以停止出口、消除倾销幅度或消除产业损害为代价与美国商务部或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达成中止协议；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可以接受价格最低限定或限制出口数量为代价与美国商务部达成“自限协议”或“有秩序的销售协议”来中止反倾销案件)暂时保住市场。另外，进口商利益从很大程度上是与我方出口商利益一致的，因为一旦倾销成立，损失的不仅是我国出口公司，还有对方进口公司，而他国公司对当地国法律、信息比较熟悉，也往往愿意承担部分诉讼费用，与对方进口商合作应战不失为上策。
为鼓励中国企业参加反倾销应诉，我国外经贸部明确规定了对外反倾销应诉中“谁应诉，谁受益”原则：在国外对我国产品裁定“单一税率”时，或应诉取得全胜的情况下，参加应诉的企业有权继续出口或分得较多的出口数量配额，而不应诉的企业不能继续出口或出口数量受限制。该政策正在逐步落到实处。
事实证明，在反倾销问题上是否积极应诉，效果大不一样。我国应诉的企业，即使最后被裁定倾销成立，其倾销幅度也仅为原来被指控的几分之一乃至十几分之一。如果能聘请到当地的优秀律师，则反倾销胜诉的就更大。令人高兴的是，随着中国加入WTO，世贸组织的各项条款日益为人们所熟知，中国的企业开始防守反击，积极应用世贸条款应诉反倾销，维护自身利益，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2001年9月，美国公司向加拿大海关提起诉讼，指控中国的挡风玻璃在加拿大进行倾销，以中国最大的汽车玻璃出口企业福耀集团为主的四家企业在历经9个月的申诉和抗辩之后，被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于2002年8月30日最终裁定为没有对国内工业造成实质性损害或实质性损害威胁，也就是说不构成倾销，从而驳回了有关方面对中国汽车玻璃企业的相应指控。持续了9个月之久的这场反倾销官司以中国企业获胜而告终。
在彩电业，面对欧盟委员会44.6％的高额反倾销税，厦华彩电于1999年初宣布单独应诉欧盟的倾销认定，随后，其余6家彩电企业陆续跟进，开始庞大而繁缛的应诉工作。经过2年4个月的艰苦磋商，最终达成谅解，近日，这一倍受国内外关注的中国彩电应对欧盟反倾销案也已落下帷幕，中国厦华等7家彩电厂商在15年后获准重新进入欧盟市场。虽然这次中国的7家彩电企业总共才得到了40万台的出口份额，欧洲市场这个大门只是为我们开启了一条小小的缝隙，但毕竟是一个好的开始。中国企业只有在“反倾销”问题上勇敢地迈出尝试性的第一步，才有可能赢得应有的公正。
另外，在政府、行业协会、企业之间如能加强协调，建立一套三位一体的反倾销预警机制，在外国欲提起反倾销调查之前事先获得信息并做好准备，把尚未提起的反倾销调查消灭在萌芽状态，做到防患止于未然，则可以减轻国外反倾销对我国出口造成的压力，降低企业应诉反倾销所要付出的代价。
1998年10月，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得到信息，美国将对中国出口的苹果汁发起反倾销调查。商会立即召集各出口企业商讨对策，决定实行出口自律。由于我方反应及时，出口美国的苹果汁价格回升，使美方推迟起诉日期，为我国企业做好应诉准备赢得了宝贵时间，为获得较理想的仲裁结果打下了基础。同样是前几年，阿根廷曾拟对我国出口的铁链、印尼曾拟对我国出口的摩托车提起反倾销调查。我国驻阿根廷和印尼大使馆得到消息后，分别抢在立案前与两国政府有关部门及时交涉，并成功地阻止了两国对我国出口产品立案进行反倾销调查。
上述案例表明，提前做好充分准备，是成功应诉反倾销的重要前提。要做到这一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反倾销预警机制提供保障。三位一体的反倾销预警机制包括三个方面内容：市场预警机制、政策预警机制和政府企业间的协调机制。市场预警是预警机制的核心，即从市场的销售、价格、数量等信息判断市场的状况。当某种出口商品价格出现异常波动，与前期价格相差悬殊时，预警机制可以迅速把信息反馈给出口企业，便于企业不失时机地制订相应对策；政策预警机制可以探测外国的贸易政策，搞清政策取向是否由宽松转向保护，产品标准是否发生变化等。协调机制则主要负责企业和政府之间信息的沟通。政府的有关职能部门有着丰富的反倾销应诉经验，并掌握大量信息，能有效地为企业提供帮助和指导。
编辑/杨天资
在国际贸易中，中国的出口产品一直成为欧美等国反倾销的重要对象。他们以中国并非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产品价格不反映真实的产品价值为理由，屡屡对中国出口产品提起反倾销，从1979年6月欧共体对中国的糖精钠和1980年美国对中国的薄荷醇投诉倾销开始至今，我国已有4000种产品受到30多个国家提起400多起反倾销调查，从彩电、玻璃，到打火机，甚至盒装铅笔、腌制蘑菇等等，牵涉到我国各个行业的产品，累计涉及出口金额上百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反倾销调查最大的受害国。
遗憾的是，面对国际对华反倾销，中国企业大多高挂“免战牌”，积极应诉的企业寥寥无几。造成许多国内企业不愿参加反倾销案应诉的原因很多。一些企业认为官司很难打赢(据统计，我国企业应诉反倾销的胜诉率只有35．7％，在全球排名倒数第二)，因而失去胜诉的信心。一些企业对“倾销”之定义不太清楚，他们看到自己的产品价格低于进口国国内同类产品的价格，就自认为存在倾销行为。殊不知，“倾销”是指出口产品的价格低于“正常价值”，而非进口国同类产品价格。再者，在我国现行的外贸体制下，涉诉产品的生产商和出口商往往是分离的，这就造成生产企业和外贸窗口单位面临反倾销时不能同舟共济、齐心协力。而且，若被指控倾销成立，外国对我国商品多数情况下采取征收“统一税率”的反倾销税，而如果反倾销应诉胜诉，存在“搭便车”现象。1993年碳化硅一案中方获胜后，中国各地企业蜂拥对美国出口碳化硅。辛辛苦苦参加应诉的企业眼睁睁地看着根本没有应诉也未分摊一分律师费的企业纷纷对美国出口碳化硅，这大大挫伤了企业的应诉积极性。另外，企业应诉经费不足，相关法律人才缺乏也是导致企业应诉不力的原因。
按照国外反倾销法的一般规定，涉诉企业不参加应应诉，或不能真实的提供根据其掌握的材料做出“缺席判决”，这无疑是不战而降。而且，由于我方企业轻易放弃应诉抗辩的权利，使得进口国其他生产商认为中国企业软弱可欺，也纷纷对我出口企业提出倾销投诉、引起连锁反应。
当然，反倾销是公认的富人官司，打赢一个反倾销案必然要经历一场旷日持久和代价昂贵的行政和司法程序。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做后盾，一个企业是经受不起这种消耗战的。但在目前情况下，这是我们参与国际贸易所必须迈出的一步。当前，每一次反倾销案的胜诉，都不只是某一个行业或某几个企业的胜利。这种胜诉所获得的利益是具有“溢出效应”的，它除了可以使应诉企业自身获利外，还有可能使整个行业的所有企业从中获益。同时，应诉反倾销的获胜，向国际社会证明我国的出口产品是按照市场经济原则与其真实价值相符的，可以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声誉。另外，应诉反倾销案的胜诉，还会使欧美等国再想对中国的出口产品提出反倾销时，要再三思量并认真负责地进行调查。
按照世界贸易组织反倾销条款的基本原则，各国反倾销法一般都规定，一旦对某一外国产品裁定反倾销税或其他反倾销措施，除非出现特别情况，其裁决效力将持续五年。五年后，如果本国生产商或反倾销主管部门认为有必要延长，经过复审程序后，反倾销措施还可再延长5年。1983年，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中国氯化钡征收反倾销税，从那日起至今，中国几乎没有再向美国出口过氯化钡。而1989年，在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进行的落日复审中，决定此反倾销税再延征五年。可见，对外国的反倾销指控如果不应诉，影响的不仅是涉诉产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出口，更为重要的是，市场份额一旦被别人占有后，再想夺回更是难上加难。这笔巨额代价是应诉反倾销成本的千百倍。
反倾销程序还赋予了利害关系方申请“年度复审”的权利。所谓年度复审，也就是在反倾销裁定一年后，有关方当事人可以提出复审要求，有反倾销主管当局根据裁决做出后一年间发生的情况，重新计算倾销幅度，并重新判断本国产品受到“损害”的情况，以决定适当的反倾销税率或反倾销措施。但行使这一权利的前提是提出复审申诉者参加了原审阶段的应诉。如果企业不愿参加反倾销的应诉，就很难有机会提出参加年度复审。
由此可见，中国企业只剩下两种选择：要么放弃起诉国的市场；要么选择站出来，分析并运用相关法律规定，跨越反倾销这道“坎”，从而在激烈的国际市场角逐中占有一席之地。如果胜诉，反倾销被撤消;如果败诉，也可达成“中止协议”、数量限制协议(在美国商务部作出初裁前后，甚至在其终裁之前，出口商可以停止出口、消除倾销幅度或消除产业损害为代价与美国商务部或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达成中止协议；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可以接受价格最低限定或限制出口数量为代价与美国商务部达成“自限协议”或“有秩序的销售协议”来中止反倾销案件)暂时保住市场。另外，进口商利益从很大程度上是与我方出口商利益一致的，因为一旦倾销成立，损失的不仅是我国出口公司，还有对方进口公司，而他国公司对当地国法律、信息比较熟悉，也往往愿意承担部分诉讼费用，与对方进口商合作应战不失为上策。
为鼓励中国企业参加反倾销应诉，我国外经贸部明确规定了对外反倾销应诉中“谁应诉，谁受益”原则：在国外对我国产品裁定“单一税率”时，或应诉取得全胜的情况下，参加应诉的企业有权继续出口或分得较多的出口数量配额，而不应诉的企业不能继续出口或出口数量受限制。该政策正在逐步落到实处。
事实证明，在反倾销问题上是否积极应诉，效果大不一样。我国应诉的企业，即使最后被裁定倾销成立，其倾销幅度也仅为原来被指控的几分之一乃至十几分之一。如果能聘请到当地的优秀律师，则反倾销胜诉的就更大。令人高兴的是，随着中国加入WTO，世贸组织的各项条款日益为人们所熟知，中国的企业开始防守反击，积极应用世贸条款应诉反倾销，维护自身利益，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2001年9月，美国公司向加拿大海关提起诉讼，指控中国的挡风玻璃在加拿大进行倾销，以中国最大的汽车玻璃出口企业福耀集团为主的四家企业在历经9个月的申诉和抗辩之后，被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于2002年8月30日最终裁定为没有对国内工业造成实质性损害或实质性损害威胁，也就是说不构成倾销，从而驳回了有关方面对中国汽车玻璃企业的相应指控。持续了9个月之久的这场反倾销官司以中国企业获胜而告终。
在彩电业，面对欧盟委员会44.6％的高额反倾销税，厦华彩电于1999年初宣布单独应诉欧盟的倾销认定，随后，其余6家彩电企业陆续跟进，开始庞大而繁缛的应诉工作。经过2年4个月的艰苦磋商，最终达成谅解，近日，这一倍受国内外关注的中国彩电应对欧盟反倾销案也已落下帷幕，中国厦华等7家彩电厂商在15年后获准重新进入欧盟市场。虽然这次中国的7家彩电企业总共才得到了40万台的出口份额，欧洲市场这个大门只是为我们开启了一条小小的缝隙，但毕竟是一个好的开始。中国企业只有在“反倾销”问题上勇敢地迈出尝试性的第一步，才有可能赢得应有的公正。
另外，在政府、行业协会、企业之间如能加强协调，建立一套三位一体的反倾销预警机制，在外国欲提起反倾销调查之前事先获得信息并做好准备，把尚未提起的反倾销调查消灭在萌芽状态，做到防患止于未然，则可以减轻国外反倾销对我国出口造成的压力，降低企业应诉反倾销所要付出的代价。
1998年10月，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得到信息，美国将对中国出口的苹果汁发起反倾销调查。商会立即召集各出口企业商讨对策，决定实行出口自律。由于我方反应及时，出口美国的苹果汁价格回升，使美方推迟起诉日期，为我国企业做好应诉准备赢得了宝贵时间，为获得较理想的仲裁结果打下了基础。同样是前几年，阿根廷曾拟对我国出口的铁链、印尼曾拟对我国出口的摩托车提起反倾销调查。我国驻阿根廷和印尼大使馆得到消息后，分别抢在立案前与两国政府有关部门及时交涉，并成功地阻止了两国对我国出口产品立案进行反倾销调查。
上述案例表明，提前做好充分准备，是成功应诉反倾销的重要前提。要做到这一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反倾销预警机制提供保障。三位一体的反倾销预警机制包括三个方面内容：市场预警机制、政策预警机制和政府企业间的协调机制。市场预警是预警机制的核心，即从市场的销售、价格、数量等信息判断市场的状况。当某种出口商品价格出现异常波动，与前期价格相差悬殊时，预警机制可以迅速把信息反馈给出口企业，便于企业不失时机地制订相应对策；政策预警机制可以探测外国的贸易政策，搞清政策取向是否由宽松转向保护，产品标准是否发生变化等。协调机制则主要负责企业和政府之间信息的沟通。政府的有关职能部门有着丰富的反倾销应诉经验，并掌握大量信息，能有效地为企业提供帮助和指导。
编辑/杨天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