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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术自由在发展知识、追求真理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当下对于其内涵和限度的再探讨将有利于学术自由造福于人类之功能的充分发挥。目前，对于学术自由的内涵各家有不同之言，至于其限度的问题可谓是莫衷一是。多数学者认为学术自由应是有限度的。在科技发达的今天，应从共性的角度考虑其内在的、本质的、规律的要素，对学术自由内涵进行科学的界定。学术自由的限度关系到对学术和自由的界定，不能否认学术自由限度的存在，但是在一定范围内学术自由是可以充分得以实现的，只有这样学术自由造福于人类的功能才能最大意义上得以实现。
关键词：学术自由；学术；自由；限度
作者简介：张曼（1987-），女，安徽砀山人，淮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安徽 淮北 235000）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3）10-0013-02
一、学术自由的内涵
学术自由问题是一个经典性的问题，它是伴随着教学活动和学术研究的产生而出现，由此推断，学术自由可追溯到西方文明的古希腊时期、东方文明的西周时期。学术自由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曲折中成长、完善和更新，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从17世纪科学研究进入大学之时——学术自由观念开始萌芽，至19世纪现代意义上的学术自由在德国产生，其科学内涵就在不断发展与丰富。纵观历史，由于各国文化差异、制度和价值观念不同，学者思维方式、立论角度的不同，对学术自由的内涵界定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在通过对各种内涵内在的、本质的、规律的要素进行归纳提炼的基础之上，得出其科学的、普世的内涵：学术自由是自由的一种，它是特定个体或学术组织出于探究高深学问、获得真理的目的，在进行讲授、研究、出版等学术活动时不受到诸如宗教、国家、政府以及各种经济利益集团或者大学组织自身等等各种强权干预的自由。
学术自由是根源于思想自由的一种特殊形式的自由。在中世纪大学产生的时代，“教师是否有权讲授他认为是真理的东西，我们现在称之为学术自由问题。”[1]在这里学术自由的主体是大学的教师个体。在17、18世纪，随着科学研究开始得到社会的重视，一些非大学的学术组织取得了独立性的地位，学术组织也被视为学术自由的主体。当然，在大学里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学生，他们也可以并且有必要成为学术自由的主体。在界定了学术自由的主体之后就涉及到主体所享有的学术自由的内容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术自由的内容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从中世纪大学产生直至今天，学术自由的内容已经涵盖了学术的讲授、研究、发表、交流及其学术管理等诸多方面。学术自由之所以存在是为了发展知识、追求真理。“学术自由是学术赖以存在的基础，学术一旦失去了自由，则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随之也就枯萎。因此，学术自由是学术繁荣的根本保证。”[2]学术自由是知识创新的内在需求，是追求真理的先决条件。社会的进步与繁荣要依赖知识的创新发展，可以说，学术之所以自由不是为了其主体利益的实现，而是为了其主体所服务的社会的福祉，最终是为了人类的福祉。任何事物的存在与发展都不是孤立的，学术自由活动必然会受到周围种种因素的限制与影响，这种限制和影响可以来自于宗教、政府或是其他的利益集团。缘于学术自由所发挥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关乎人类福祉的学术活动必将不能受到与自由相悖的无关的人员、规定和机构的干扰。
二、学术自由的限度
在人类社会进入科技发达时代之后，人们逐渐对于科学技术所发挥的作用产生了怀疑。在科技不发达的时代，人类所遇到的种种危机都躲避过去了，并没有遭受祸患。然而，随着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人类遇到的挑战日益接踵而至，此时，人们还会像往常一样抱着乐观的态度，寄希望于科学。在过去的前进道路上，科学与技术的进步确实给人类生活的提高、社会的进步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时至今日，某些乐观的设想并不是那么合理了。原来那种只要经济无止境的增长就能给全世界的人民带来普遍利益的前景变成了海市蜃楼，而且富人和穷人之间的鸿沟加深了。甚至一些至今还信赖物质进步的人们也承认，进步中最主要的经济增长和技术革新并未促进人类状况的改善，而是导致了衰退。[3]科技对于人类社会的双刃剑作用越来越明显，残酷的现实给了人们当头一棒。这一棒不只是敲醒了人们的美梦，还促使人们开始审视、反思、重新认识科学和技术的相关问题。诚然，人们应辩证认识到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科学与技术既可用来造福人类，也能危害人类，这是一个常识。”[4]学术自由表面看起来与科学、技术无关，实际上则是产出科学与技术的重要条件。一个宽松有序的学术自由环境与氛围是新科技产生与应用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对科技进步起着重要作用的学术自由被人们频频讨论，有这样一些人认为过度的学术自由加剧甚至导致今天科技的不利一面。关于学术自限度问题的争论被人们关注，学术自由似乎成为众矢之的。学术自由是科学技术产生与更新发展的适宜土壤，在充分的学术自由的氛围下科学技术才能源源不断地为生产力进步提供动力。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在面对科技对人类社会产生的负面作用时学术自由似乎难逃其咎。
在讨论学术自由限度的问题时，对学术的界定是不容忽视的。“把学术与非学术的分开来是建立学术自由……的重要步骤。”[5]学术自由中的“学术”二字不应该有优劣之分，而只有学术与非学术之分。蔡元培先生也曾清楚地意识到学术与非学术的分际，“把学术的归学术，把政治的归政治，把道德的归道德”，只有这样的学术才能有资格拥有自由。在钱宾四先生对中国的学问三大系统的分类中的“第三系统‘学统’，此即以学问本身为系统者，近代中国人常讲‘为学问而学问’，即属此系统。”[6]为了学术而学术的学术才是真正的学术。不以学术为目的而谋求的学术自由，其自由就有被限制的必要。在这样的对学术界定的前提下，接下来就很有必要探求自由的内涵。自由是神圣的、美好的。人们给自由下的定义多种多样，在这里仍需要从多种多样的定义中探求出自由本质的、必然的、规律的要素，从而澄清自由的内涵。哲学是一切学科的科学，所以从哲学中探求自由的内涵毫无疑问是名正言顺的。哲学家黑格尔在《小逻辑》一书中写到：“内在的必然性就是自由”，“必然性的真理就是自由”。[7]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这是黑格尔对自由与必然性的关系的深刻认识。越是具有必然性的东西就越具有自由，这里的必然是事物内在的、本质的、规律的属性，是得到了公众一致认同的，因此，在此之上就不会产生分歧，因而它是自由的。在面对学术自由时，就是要遵循它内在的、本质的、规律的属性，研究、发现、合理使用它们，从而达到目的。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是对人们行为的限制不存在的状态。霍布斯说：“自由就是外界障碍不存在的状态。”边沁说：“所谓自由，便是指强制之不存在。”罗素说：“自由一般可以定义为实现人们期望的障碍不存在。”这表明主体自身的行为不被其他的个人或组织故意设置障碍进行限制，他就是自由的。当然，如果主体自身的所作所为是违背事物内在的、本质的、规律的属性时，他注定了是不会得到自由的。此时，对他的限制就是使他获得自由而且不至于威胁到他人的自由。由此推断，限制的存在不一定就是与自由相悖，在一定情形之下限制的存在还可以保障和促进自由。自由本身就隐含着一个原则，“即任何人不能以行使自己的自由为由，妨碍他人的自由。抛开这个原则，没有人能享有真正的自由，或者只有少数强者享有自由，而大多数人不能享有自由。”[8]这个原则通过法律体现出来。学术自由的实现需要法律的保障，这是毋庸置疑的。就如17世纪著名启蒙思想家洛克所说的一样：“法律的存在并不是为了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控制自由。”被赋予了神圣意义的法律不会干涉到学术自由的实现，反而是保障学术自由得以实现的利器。 对于学术自由的限度问题的争论而言，毫无疑问学术自由必然要有一个度的范围。学术自由限度的存在并不是对学术自由的合理性基础的否定。只是因为“无规矩不成方圆”同样适用于学术自由。一定意义上的度的存在是学术自由得以实现的生命线。从一定意义上说，学术自由并不是学术界有些人宣称的乃个人特权，它是一种工作的条件，是一种气氛乃至可以说是研究的最有效的环境。学术自由作为一种条件、环境必然就会有一个最佳的极值状态。在这样的极值状态下，学术自由的主体能够充分享受思想自由和表达自由，其就可以自由地进行讲授、学习、探求知识和研究以及把自己的学术成果成功发表、出版使其造福于全社会、全人类。学术自由最起码不应该受到宗教、国家、政府以及各种经济利益集团或者大学组织自身等等各种强权的干预。笔者认为，在学术的范围内，学术自由必须能够得到充分发挥，与其说这是一个限度，不如说这是一个边界，在某个三维空间内学术自由是没有限度的，人们可以“任情而行，各得其愿”。这种三维空间的向度依次是：学术自由主体的学术道德、民主法治社会的法律、人类社会的福祉。学术道德是来自于学术活动自身的要求，学术自由的主体的学术活动不能违背伦理道德，事实上任何人的一切行为都应无愧于自己的良心和应承担的责任，更不用说对于那些亦或学识渊博亦或德高望重的人们了，他们的日常行事应该是达到了一种理性的自律状态，他们没有理由比任何一个普通人做得更差，而是要成为公众的表率与楷模，把人们引向智慧。至于民主法治社会的法律，法律的存在是为了保障全社会成员的各项自由，法律对学术自由的保障是学术自由得以实现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法律对学术自由的保障并不与公众自由的实现有任何冲突。人类社会的福祉是学术自由要追求的终极目标，任何的学术活动都必然站在人类福祉的高度之上。在这样的一个三维空间内，学术自由是可以得到充分认可的，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学术自由的功能。
三、结语
并不否认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之下学术自由总有潜在被滥用的可能，但是任何的学术活动离了它似乎就无法运行。在历史上，学术自由就与研究与教学活动相伴而生；在思想意识上，它受到思想自由这一真理的支持；在社会实践中，它意味着应该能无所牵绊；在职能上，它是发现真理和科技创新的需要。对于学术自由人们应该报以理性的宽容态度，就像布鲁贝克认为的一样：“迎接未知真理的挑战，需要鼓足勇气，摆脱理智障碍和理智保留，不这样做就不可能发现真理，即使发现也可能是局部的，因此，按照逻辑推理，忠实于高深学问看来需要尽可能广泛的学术自由。”[9]
参考文献：
[1]哈斯金斯.大学的兴起[M].张堂会，朱涛，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10：56.
[2]李芳.学术自由：一个古老的神话[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
2010：21.
[3]阿什比.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M].腾大春，腾大生，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2.
[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121.
[5]金耀基.大学之理念[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181.
[6]钱穆.中国学术通论[M].台北：学生书局，1967：225.
[7]黑格尔.小逻辑[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05，322.
[8]马凤岐.自由与教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8.
[9]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49.
（责任编辑：王祝萍）
关键词：学术自由；学术；自由；限度
作者简介：张曼（1987-），女，安徽砀山人，淮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安徽 淮北 235000）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3）10-0013-02
一、学术自由的内涵
学术自由问题是一个经典性的问题，它是伴随着教学活动和学术研究的产生而出现，由此推断，学术自由可追溯到西方文明的古希腊时期、东方文明的西周时期。学术自由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曲折中成长、完善和更新，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从17世纪科学研究进入大学之时——学术自由观念开始萌芽，至19世纪现代意义上的学术自由在德国产生，其科学内涵就在不断发展与丰富。纵观历史，由于各国文化差异、制度和价值观念不同，学者思维方式、立论角度的不同，对学术自由的内涵界定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在通过对各种内涵内在的、本质的、规律的要素进行归纳提炼的基础之上，得出其科学的、普世的内涵：学术自由是自由的一种，它是特定个体或学术组织出于探究高深学问、获得真理的目的，在进行讲授、研究、出版等学术活动时不受到诸如宗教、国家、政府以及各种经济利益集团或者大学组织自身等等各种强权干预的自由。
学术自由是根源于思想自由的一种特殊形式的自由。在中世纪大学产生的时代，“教师是否有权讲授他认为是真理的东西，我们现在称之为学术自由问题。”[1]在这里学术自由的主体是大学的教师个体。在17、18世纪，随着科学研究开始得到社会的重视，一些非大学的学术组织取得了独立性的地位，学术组织也被视为学术自由的主体。当然，在大学里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学生，他们也可以并且有必要成为学术自由的主体。在界定了学术自由的主体之后就涉及到主体所享有的学术自由的内容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术自由的内容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从中世纪大学产生直至今天，学术自由的内容已经涵盖了学术的讲授、研究、发表、交流及其学术管理等诸多方面。学术自由之所以存在是为了发展知识、追求真理。“学术自由是学术赖以存在的基础，学术一旦失去了自由，则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随之也就枯萎。因此，学术自由是学术繁荣的根本保证。”[2]学术自由是知识创新的内在需求，是追求真理的先决条件。社会的进步与繁荣要依赖知识的创新发展，可以说，学术之所以自由不是为了其主体利益的实现，而是为了其主体所服务的社会的福祉，最终是为了人类的福祉。任何事物的存在与发展都不是孤立的，学术自由活动必然会受到周围种种因素的限制与影响，这种限制和影响可以来自于宗教、政府或是其他的利益集团。缘于学术自由所发挥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关乎人类福祉的学术活动必将不能受到与自由相悖的无关的人员、规定和机构的干扰。
二、学术自由的限度
在人类社会进入科技发达时代之后，人们逐渐对于科学技术所发挥的作用产生了怀疑。在科技不发达的时代，人类所遇到的种种危机都躲避过去了，并没有遭受祸患。然而，随着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人类遇到的挑战日益接踵而至，此时，人们还会像往常一样抱着乐观的态度，寄希望于科学。在过去的前进道路上，科学与技术的进步确实给人类生活的提高、社会的进步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时至今日，某些乐观的设想并不是那么合理了。原来那种只要经济无止境的增长就能给全世界的人民带来普遍利益的前景变成了海市蜃楼，而且富人和穷人之间的鸿沟加深了。甚至一些至今还信赖物质进步的人们也承认，进步中最主要的经济增长和技术革新并未促进人类状况的改善，而是导致了衰退。[3]科技对于人类社会的双刃剑作用越来越明显，残酷的现实给了人们当头一棒。这一棒不只是敲醒了人们的美梦，还促使人们开始审视、反思、重新认识科学和技术的相关问题。诚然，人们应辩证认识到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科学与技术既可用来造福人类，也能危害人类，这是一个常识。”[4]学术自由表面看起来与科学、技术无关，实际上则是产出科学与技术的重要条件。一个宽松有序的学术自由环境与氛围是新科技产生与应用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对科技进步起着重要作用的学术自由被人们频频讨论，有这样一些人认为过度的学术自由加剧甚至导致今天科技的不利一面。关于学术自限度问题的争论被人们关注，学术自由似乎成为众矢之的。学术自由是科学技术产生与更新发展的适宜土壤，在充分的学术自由的氛围下科学技术才能源源不断地为生产力进步提供动力。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在面对科技对人类社会产生的负面作用时学术自由似乎难逃其咎。
在讨论学术自由限度的问题时，对学术的界定是不容忽视的。“把学术与非学术的分开来是建立学术自由……的重要步骤。”[5]学术自由中的“学术”二字不应该有优劣之分，而只有学术与非学术之分。蔡元培先生也曾清楚地意识到学术与非学术的分际，“把学术的归学术，把政治的归政治，把道德的归道德”，只有这样的学术才能有资格拥有自由。在钱宾四先生对中国的学问三大系统的分类中的“第三系统‘学统’，此即以学问本身为系统者，近代中国人常讲‘为学问而学问’，即属此系统。”[6]为了学术而学术的学术才是真正的学术。不以学术为目的而谋求的学术自由，其自由就有被限制的必要。在这样的对学术界定的前提下，接下来就很有必要探求自由的内涵。自由是神圣的、美好的。人们给自由下的定义多种多样，在这里仍需要从多种多样的定义中探求出自由本质的、必然的、规律的要素，从而澄清自由的内涵。哲学是一切学科的科学，所以从哲学中探求自由的内涵毫无疑问是名正言顺的。哲学家黑格尔在《小逻辑》一书中写到：“内在的必然性就是自由”，“必然性的真理就是自由”。[7]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这是黑格尔对自由与必然性的关系的深刻认识。越是具有必然性的东西就越具有自由，这里的必然是事物内在的、本质的、规律的属性，是得到了公众一致认同的，因此，在此之上就不会产生分歧，因而它是自由的。在面对学术自由时，就是要遵循它内在的、本质的、规律的属性，研究、发现、合理使用它们，从而达到目的。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是对人们行为的限制不存在的状态。霍布斯说：“自由就是外界障碍不存在的状态。”边沁说：“所谓自由，便是指强制之不存在。”罗素说：“自由一般可以定义为实现人们期望的障碍不存在。”这表明主体自身的行为不被其他的个人或组织故意设置障碍进行限制，他就是自由的。当然，如果主体自身的所作所为是违背事物内在的、本质的、规律的属性时，他注定了是不会得到自由的。此时，对他的限制就是使他获得自由而且不至于威胁到他人的自由。由此推断，限制的存在不一定就是与自由相悖，在一定情形之下限制的存在还可以保障和促进自由。自由本身就隐含着一个原则，“即任何人不能以行使自己的自由为由，妨碍他人的自由。抛开这个原则，没有人能享有真正的自由，或者只有少数强者享有自由，而大多数人不能享有自由。”[8]这个原则通过法律体现出来。学术自由的实现需要法律的保障，这是毋庸置疑的。就如17世纪著名启蒙思想家洛克所说的一样：“法律的存在并不是为了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控制自由。”被赋予了神圣意义的法律不会干涉到学术自由的实现，反而是保障学术自由得以实现的利器。 对于学术自由的限度问题的争论而言，毫无疑问学术自由必然要有一个度的范围。学术自由限度的存在并不是对学术自由的合理性基础的否定。只是因为“无规矩不成方圆”同样适用于学术自由。一定意义上的度的存在是学术自由得以实现的生命线。从一定意义上说，学术自由并不是学术界有些人宣称的乃个人特权，它是一种工作的条件，是一种气氛乃至可以说是研究的最有效的环境。学术自由作为一种条件、环境必然就会有一个最佳的极值状态。在这样的极值状态下，学术自由的主体能够充分享受思想自由和表达自由，其就可以自由地进行讲授、学习、探求知识和研究以及把自己的学术成果成功发表、出版使其造福于全社会、全人类。学术自由最起码不应该受到宗教、国家、政府以及各种经济利益集团或者大学组织自身等等各种强权的干预。笔者认为，在学术的范围内，学术自由必须能够得到充分发挥，与其说这是一个限度，不如说这是一个边界，在某个三维空间内学术自由是没有限度的，人们可以“任情而行，各得其愿”。这种三维空间的向度依次是：学术自由主体的学术道德、民主法治社会的法律、人类社会的福祉。学术道德是来自于学术活动自身的要求，学术自由的主体的学术活动不能违背伦理道德，事实上任何人的一切行为都应无愧于自己的良心和应承担的责任，更不用说对于那些亦或学识渊博亦或德高望重的人们了，他们的日常行事应该是达到了一种理性的自律状态，他们没有理由比任何一个普通人做得更差，而是要成为公众的表率与楷模，把人们引向智慧。至于民主法治社会的法律，法律的存在是为了保障全社会成员的各项自由，法律对学术自由的保障是学术自由得以实现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法律对学术自由的保障并不与公众自由的实现有任何冲突。人类社会的福祉是学术自由要追求的终极目标，任何的学术活动都必然站在人类福祉的高度之上。在这样的一个三维空间内，学术自由是可以得到充分认可的，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学术自由的功能。
三、结语
并不否认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之下学术自由总有潜在被滥用的可能，但是任何的学术活动离了它似乎就无法运行。在历史上，学术自由就与研究与教学活动相伴而生；在思想意识上，它受到思想自由这一真理的支持；在社会实践中，它意味着应该能无所牵绊；在职能上，它是发现真理和科技创新的需要。对于学术自由人们应该报以理性的宽容态度，就像布鲁贝克认为的一样：“迎接未知真理的挑战，需要鼓足勇气，摆脱理智障碍和理智保留，不这样做就不可能发现真理，即使发现也可能是局部的，因此，按照逻辑推理，忠实于高深学问看来需要尽可能广泛的学术自由。”[9]
参考文献：
[1]哈斯金斯.大学的兴起[M].张堂会，朱涛，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10：56.
[2]李芳.学术自由：一个古老的神话[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
2010：21.
[3]阿什比.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M].腾大春，腾大生，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2.
[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121.
[5]金耀基.大学之理念[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181.
[6]钱穆.中国学术通论[M].台北：学生书局，1967：225.
[7]黑格尔.小逻辑[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05，322.
[8]马凤岐.自由与教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8.
[9]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49.
（责任编辑：王祝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