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路，经常有岔路口，历史也是。在以往的历史学家眼里，凡一件大事发生了，必定是必然的。但中国的辛亥革命，整个的发生发展过程充满了变数，面临多个岔路口，无论哪个岔路哪怕一丁点因素加了进来，历史的路径就会因此而拐弯。
　　
　　辛亥革命的第一个拐点，出现在1908年11月14日下午。这天的下午，38岁的光绪皇帝暴死。20个小时之后，73岁的西太后在匆忙指定了帝国的接班人，出自她妹妹家族的三岁的溥仪后，也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辛亥革命，革命党的机会，起点就是1908年。如果新政不是中途换马，不是溥仪的父亲，25岁的摄政王载沣当家，而是中年的光绪皇帝秉政，事情会大不一样。
　　如果说，在辛亥革命第一个拐点中，我们期待的偶然没有出现，那么在第二个拐点中，我们不期待的偶然，却偏偏出现了。1910年4月，革命党人进京谋刺摄政王，汪精卫、黄复生、喻培伦等人，把炸药运进北京，测试、安装，并侦查清楚了摄政王每日上朝的路线，找到了合适的安放炸药的地点。但行动因被暴露而破产。摄政王载沣，是当政少年亲贵的头儿，如果他被杀了，革命的威胁直接震慑清政府，政府的改革自然会加快。这么一来，革命的机会也就渺茫了。
　　辛亥革命的第三个拐点，是在1911年10月9日和10日两天。9日那天，革命党人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的据点试制炸弹，不慎爆炸，据点暴露，将印章、旗帜、手枪和花名册都丢给了湖广总督瑞潋。当天，如果瑞潋狠一点，马上按图索骥，在新军中全人，也没事。如果宽一点，马上当众烧掉花名册，宣布不予追究，也能安定军心。偏偏他选择了最下策，在外围抓了几十人，杀了三个示威者，结果当晚新军里人心惶惶，酿成事变。不过，此时的清政府，大错已经铸成，立宪党人都很愤怒。即使武昌起义不成，人心已散的大局已定。历史，已经不给清政府机会了。
　　革命的第四个拐点，出现在1911年11月7日凌晨。北洋第六镇统制(师长)吴禄贞的卫队长马惠田带人刺杀了自己的长官，还残忍地割下了头颅去请赏。吴禄贞一死，革命的势力气焰大涨。如果吴禄贞稍微有点警惕性，小心一点，刺客得不了手，整个的大局，就会变个样子。
　　革命的最后一个拐点，出现在1912年1月16日。尽管南北方的议和已经接近完成，就差袁世凯最后推一下清朝的孤儿寡母，就可以大功告成了。就在1月16日的清晨，刚刚上完早朝，跟隆裕皇太后和小皇帝溥仪摊牌的袁世凯，遭遇革命党人的暗杀。但炸弹三颗却有一颗未响，袁世凯乘坐的马车躲了过去。没有了袁世凯这个强人，北洋系即使再强悍，也是群龙无首，无论如何推不出一个令人信服的首领，政局，又是一大变。
　　一连串的偶然因素，不仅让革命得以发生，而且走上了一条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