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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时间：2020年12月
采访地点：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采访记录及文字整理：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白爽
问：刘老师，您好！听闻您与英国史研究的缘分很特别。可以先介绍一下您的研学经历吗？
答：我是2001年在南京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的，师从钱乘旦教授。在此之前，我曾在南京市公安系统工作了13年，当过刑事技术员、侦查员，不分昼夜出现场，办案查线索。这点与很多从校门到校门一直在校园里求学的年轻人不一样。从警十多年让我充分接触社会，锻炼了做事的能力，也培养了我的逻辑思维和判断力，这些为我后来从事学术研究提供了帮助。
改革开放后，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到南京生活，我被抽调到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成为了一名外事警官。为能更好地应对外事工作，我利用业余时间提升自己，在职攻读了南京大学的世界史硕士学位。在读研的几年里，我开始接触学术，并逐渐对它产生了兴趣。在此期间，导师钱乘旦教授发现了我从事史学研究的潜力，鼓励我继续深造。后来，我毅然丢下公务员的“铁饭碗”，辞职去读钱老师的博士。这在那个年代是需要很大勇气的，意味着我要放弃体制内稳定的仕途和待遇，算是我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读博时我已经35岁了，是江苏省公安机关第一个考上博士的人。一下子进入到全日制博士生的“读书状态”，我也曾有过一段迷茫期，不知道自己究竟适不适合搞学术。但在这么多年的努力和坚持下，我在学术上如鱼得水，证明了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而且我崇尚自由度较高的工作和生活，大学更适合我。
读博期间的学习经历使我收获最多且最难忘。记得钱老师开设了一门英国史专题的阅读研讨课，每周都会给我们布置一个讨论主题和3～4本参考书目。上课的时候，钱老师总是先让同学们挨个讲，然后他再提问。上课的博士生人数本来就少，谁也不敢“蒙混过关”。这样高强度的阅读训练压力非常大，但一个学期下来，这门课让我感觉最难也最有收获。这是我从事英国史研究的入门课。跟钱老师上的另一门课是博士论文汇报课。课堂上，我们会把读书思考和写作中的困难与感悟向钱老师汇报，以及时得到他的解惑指导。那时南京的冬天很冷，历史系楼的508教室也冷，但钱老师给我们上课，大家常常讨论得意犹未尽，忘记了下课和吃饭。每每回想起，真是一段温暖而特殊的时光。
钱老师在英国史方面堪称百科全书式的博学，他思考问题的敏锐深刻，学术研究的缜密透彻，史料运用的准确客观，治学态度的精益求精等等，都给我们后来的学术生涯树立了榜样。钱老师是一位真正的学者，也是我学术上的领路人。在钱老师的指导下，我完成了博士毕业论文《理想与现实：二战后英国工党公有制思想与政策的演变》。这篇博士论文曾于2004年获得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提名（也是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获奖的首篇世界史博士论文），还获得了江苏省和南京大学的优秀博士论文。毕业后，我留在南京大学世界史学科任教，从此与英国史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问：刘老师，能详细介绍一下您为什么选择了英国工党史研究，以及早期的主要成果吗？
答：《理想与现实——英国工党与公有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是我最早出版的一本专著，其实就是我“原汁原味”的博士论文。它是我进入英国史研究的起点，也奠定了我的学术领域和后来研究的发展方向。我之所以将研究选题定为英国工党史，主要基于以下四点考量：其一，现代政党史研究是世界史研究的重要领域，而英国是西方政党的主要发源地，英国政党史研究又一直是英国史研究的重点。英国工党成立于1900年，诞生于英国工会内部，是英国工人运动的产儿。工党作为英国政治舞台上的后起之秀，有英国政党的传统属性，又有不同的自身特质。自1924年作为少数党执政以来，工党一直是英国的两个主要政党之一，二战后与老牌的保守党平分秋色。工党从小党变为执政党，从“老”工党演化为“新”工党，长期执政并多次沉浮，以此作为研究对象必有学术价值并兼顾现实关怀。
其二，英国工党从最初的工人阶级的选举联盟迅速发展成为英国两大党之一，创造了英国政治史上的一个奇迹。那么，如何去集中探究和呈现工党的历史变迁和执政纲领上的变化呢？我选择工党的公有制作为切入口。它是工党执政的核心纲领之一，也是工党区别于英国其他政党的最显著的特征。1918年，工党颁布了历史上第一个党章，以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特征的党章第四条成为“工党的目标”。在那时英国人的认知中，公有制和“社会主义”思想是不可分割的。二战时，工党在大选中获胜。克莱门特·理查德·艾德礼（Clement Richard Attlee）为首的工党政府上台后便开始兑现对国家主要工业部门进行国有化的承诺，但国有化举措很快显现出弊端。1951年的大选失败后，工党内部围绕公有制问题和党章第四条进行了长期争论。公有制究竟应该控制在多大的范围内？公有制的条款是否已经过时？公有制条款是工党大选的障碍还是取胜“法宝”？这些争论一直持续到1995年工党取消了公有制条款的相关内容。英国史学界认为，工党对党章第四条的修改是工党历史的一个分水岭。从这个角度而言，战后工党的演变就是围绕公有制条款的争论而进行的，这也成为我博士论文的核心论点。
其三，我在研读工党史文献资料后发现，虽然学术界已经普遍认可工党公有制条款的重要性，但仍有区别，大致归纳为三种观点：第一，以丹尼斯·卡瓦纳（Dennis Kavanagh）和彼德·莫里斯（Peter Morris）为代表的观点是，公有制只是二战中联合政府共识的延续，并不是工党的独创，而且从艾德礼政府时期开始，工党和保守党在所有制问题上都是遵循混合经济模式;第二，以都铎·琼斯（Tudor Jones）为代表，即承认工党公有制纲领在工党的发展演变中的影响，但持此类观点的学术成果或是没有突出工党公有制纲领的重要性，或是没有从史学角度剖析不同时期工党在公有制问题上态度转变的根本原因;第三，认为只是在几个特定的时期内，工党在公有制问题上产生过爭论，但并没有对工党的演变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持这类观点的学者较多，这类成果限于工党在某一特定时段的政治表现，没有挖掘出工党与公有制的互动关系。当时国内学术界还没有对工党的公有制问题进行系统探讨，也没有相关专著问世。 其四，工党作为20世纪英国政坛上的一个主要政党，它的政策对英国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可以说，没有战后工党围绕公有制条款的一系列改革实践，英国可能不会是现在的英国。所以，公有制条款与二战后工党的演变是紧密相关的。以工党党章第四条公有制条款为主线，叙述二战后工党内部的不同观点和争论，论述其改革实践的原因、问题和困惑，不仅可以加深对英国工党演变的理解认识，即一个政党的理想必须与现实相吻合才能立于不败之地的一般规律，对我们深入了解英国政党政治与社会发展中的经验教训也有参考价值。
该书出版后，获得了教育部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和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获奖时我还只是讲师，这对于在英国史研究领域初出茅庐的我确实是一个莫大的鼓舞。2008年，我又入选了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那时我才在高校工作6年，只是一个副教授，能够获得这个荣誉，体现出学术界对我研究水平和潜力的认可。我还在钱老师的指导下完成了《英国：从称霸世界到回归欧洲》（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世界现代化历程·总论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的写作任务，出版了我的英国史论文集《英国现代转型与工党重铸》（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最近的一部是钱老师主编的《英国通史》（六卷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我是第五卷《光辉岁月——19世纪英国》撰写的负责人。这套书是中国英国史研究的总结性成果，获得了2020年教育部第八届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截至目前，我在英国史领域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成果涉及英国工党的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等领域，确定了我在英国史研究上的学术版图。
问：迄今您已从事工党史研究20余年，在2020年11月，您又成功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英国工党史”（多卷本），成为该项目的首席专家。您能介绍一下这个项目的选题和研究计划吗？
答：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英国工党史”（多卷本）成功立项，的确是我由来已久的一项写作计划。在此之前，我已成功申报3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2项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学术有专攻，我的世界史科研项目全部是英国史，为后续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学术基础。英国工党自成立至今，已有120年历史，值得系统总结。但目前国外的英国工党通史主要是单卷本，比如，由英国史学界12位工党史学者合著的《工党的第一个百年》（Duncan Tanner， Pat Thane and Nick Tiratsoo， eds.， Labour’s First Century， Cambridge， 2000）。该书对工党百年历史发展中的12个方面做了梳理，涵盖政治与社会思想、经济、社会福利、国际关系、宪政、性别、工会、党员、选民、信念和新旧工党等主题。这是迄今最具学术价值的工党史总结性论著。工党史权威学者亨利·佩林（Henry Pelling）与其学生阿拉斯莱尔·J.里德（Alaslair J. Reid）合著的《工党简史》（Henry Pelling
采访地点：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采访记录及文字整理：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白爽
问：刘老师，您好！听闻您与英国史研究的缘分很特别。可以先介绍一下您的研学经历吗？
答：我是2001年在南京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的，师从钱乘旦教授。在此之前，我曾在南京市公安系统工作了13年，当过刑事技术员、侦查员，不分昼夜出现场，办案查线索。这点与很多从校门到校门一直在校园里求学的年轻人不一样。从警十多年让我充分接触社会，锻炼了做事的能力，也培养了我的逻辑思维和判断力，这些为我后来从事学术研究提供了帮助。
改革开放后，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到南京生活，我被抽调到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成为了一名外事警官。为能更好地应对外事工作，我利用业余时间提升自己，在职攻读了南京大学的世界史硕士学位。在读研的几年里，我开始接触学术，并逐渐对它产生了兴趣。在此期间，导师钱乘旦教授发现了我从事史学研究的潜力，鼓励我继续深造。后来，我毅然丢下公务员的“铁饭碗”，辞职去读钱老师的博士。这在那个年代是需要很大勇气的，意味着我要放弃体制内稳定的仕途和待遇，算是我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读博时我已经35岁了，是江苏省公安机关第一个考上博士的人。一下子进入到全日制博士生的“读书状态”，我也曾有过一段迷茫期，不知道自己究竟适不适合搞学术。但在这么多年的努力和坚持下，我在学术上如鱼得水，证明了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而且我崇尚自由度较高的工作和生活，大学更适合我。
读博期间的学习经历使我收获最多且最难忘。记得钱老师开设了一门英国史专题的阅读研讨课，每周都会给我们布置一个讨论主题和3～4本参考书目。上课的时候，钱老师总是先让同学们挨个讲，然后他再提问。上课的博士生人数本来就少，谁也不敢“蒙混过关”。这样高强度的阅读训练压力非常大，但一个学期下来，这门课让我感觉最难也最有收获。这是我从事英国史研究的入门课。跟钱老师上的另一门课是博士论文汇报课。课堂上，我们会把读书思考和写作中的困难与感悟向钱老师汇报，以及时得到他的解惑指导。那时南京的冬天很冷，历史系楼的508教室也冷，但钱老师给我们上课，大家常常讨论得意犹未尽，忘记了下课和吃饭。每每回想起，真是一段温暖而特殊的时光。
钱老师在英国史方面堪称百科全书式的博学，他思考问题的敏锐深刻，学术研究的缜密透彻，史料运用的准确客观，治学态度的精益求精等等，都给我们后来的学术生涯树立了榜样。钱老师是一位真正的学者，也是我学术上的领路人。在钱老师的指导下，我完成了博士毕业论文《理想与现实：二战后英国工党公有制思想与政策的演变》。这篇博士论文曾于2004年获得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提名（也是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获奖的首篇世界史博士论文），还获得了江苏省和南京大学的优秀博士论文。毕业后，我留在南京大学世界史学科任教，从此与英国史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问：刘老师，能详细介绍一下您为什么选择了英国工党史研究，以及早期的主要成果吗？
答：《理想与现实——英国工党与公有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是我最早出版的一本专著，其实就是我“原汁原味”的博士论文。它是我进入英国史研究的起点，也奠定了我的学术领域和后来研究的发展方向。我之所以将研究选题定为英国工党史，主要基于以下四点考量：其一，现代政党史研究是世界史研究的重要领域，而英国是西方政党的主要发源地，英国政党史研究又一直是英国史研究的重点。英国工党成立于1900年，诞生于英国工会内部，是英国工人运动的产儿。工党作为英国政治舞台上的后起之秀，有英国政党的传统属性，又有不同的自身特质。自1924年作为少数党执政以来，工党一直是英国的两个主要政党之一，二战后与老牌的保守党平分秋色。工党从小党变为执政党，从“老”工党演化为“新”工党，长期执政并多次沉浮，以此作为研究对象必有学术价值并兼顾现实关怀。
其二，英国工党从最初的工人阶级的选举联盟迅速发展成为英国两大党之一，创造了英国政治史上的一个奇迹。那么，如何去集中探究和呈现工党的历史变迁和执政纲领上的变化呢？我选择工党的公有制作为切入口。它是工党执政的核心纲领之一，也是工党区别于英国其他政党的最显著的特征。1918年，工党颁布了历史上第一个党章，以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特征的党章第四条成为“工党的目标”。在那时英国人的认知中，公有制和“社会主义”思想是不可分割的。二战时，工党在大选中获胜。克莱门特·理查德·艾德礼（Clement Richard Attlee）为首的工党政府上台后便开始兑现对国家主要工业部门进行国有化的承诺，但国有化举措很快显现出弊端。1951年的大选失败后，工党内部围绕公有制问题和党章第四条进行了长期争论。公有制究竟应该控制在多大的范围内？公有制的条款是否已经过时？公有制条款是工党大选的障碍还是取胜“法宝”？这些争论一直持续到1995年工党取消了公有制条款的相关内容。英国史学界认为，工党对党章第四条的修改是工党历史的一个分水岭。从这个角度而言，战后工党的演变就是围绕公有制条款的争论而进行的，这也成为我博士论文的核心论点。
其三，我在研读工党史文献资料后发现，虽然学术界已经普遍认可工党公有制条款的重要性，但仍有区别，大致归纳为三种观点：第一，以丹尼斯·卡瓦纳（Dennis Kavanagh）和彼德·莫里斯（Peter Morris）为代表的观点是，公有制只是二战中联合政府共识的延续，并不是工党的独创，而且从艾德礼政府时期开始，工党和保守党在所有制问题上都是遵循混合经济模式;第二，以都铎·琼斯（Tudor Jones）为代表，即承认工党公有制纲领在工党的发展演变中的影响，但持此类观点的学术成果或是没有突出工党公有制纲领的重要性，或是没有从史学角度剖析不同时期工党在公有制问题上态度转变的根本原因;第三，认为只是在几个特定的时期内，工党在公有制问题上产生过爭论，但并没有对工党的演变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持这类观点的学者较多，这类成果限于工党在某一特定时段的政治表现，没有挖掘出工党与公有制的互动关系。当时国内学术界还没有对工党的公有制问题进行系统探讨，也没有相关专著问世。 其四，工党作为20世纪英国政坛上的一个主要政党，它的政策对英国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可以说，没有战后工党围绕公有制条款的一系列改革实践，英国可能不会是现在的英国。所以，公有制条款与二战后工党的演变是紧密相关的。以工党党章第四条公有制条款为主线，叙述二战后工党内部的不同观点和争论，论述其改革实践的原因、问题和困惑，不仅可以加深对英国工党演变的理解认识，即一个政党的理想必须与现实相吻合才能立于不败之地的一般规律，对我们深入了解英国政党政治与社会发展中的经验教训也有参考价值。
该书出版后，获得了教育部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和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获奖时我还只是讲师，这对于在英国史研究领域初出茅庐的我确实是一个莫大的鼓舞。2008年，我又入选了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那时我才在高校工作6年，只是一个副教授，能够获得这个荣誉，体现出学术界对我研究水平和潜力的认可。我还在钱老师的指导下完成了《英国：从称霸世界到回归欧洲》（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世界现代化历程·总论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的写作任务，出版了我的英国史论文集《英国现代转型与工党重铸》（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最近的一部是钱老师主编的《英国通史》（六卷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我是第五卷《光辉岁月——19世纪英国》撰写的负责人。这套书是中国英国史研究的总结性成果，获得了2020年教育部第八届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截至目前，我在英国史领域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成果涉及英国工党的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等领域，确定了我在英国史研究上的学术版图。
问：迄今您已从事工党史研究20余年，在2020年11月，您又成功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英国工党史”（多卷本），成为该项目的首席专家。您能介绍一下这个项目的选题和研究计划吗？
答：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英国工党史”（多卷本）成功立项，的确是我由来已久的一项写作计划。在此之前，我已成功申报3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2项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学术有专攻，我的世界史科研项目全部是英国史，为后续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学术基础。英国工党自成立至今，已有120年历史，值得系统总结。但目前国外的英国工党通史主要是单卷本，比如，由英国史学界12位工党史学者合著的《工党的第一个百年》（Duncan Tanner， Pat Thane and Nick Tiratsoo， eds.， Labour’s First Century， Cambridge， 2000）。该书对工党百年历史发展中的12个方面做了梳理，涵盖政治与社会思想、经济、社会福利、国际关系、宪政、性别、工会、党员、选民、信念和新旧工党等主题。这是迄今最具学术价值的工党史总结性论著。工党史权威学者亨利·佩林（Henry Pelling）与其学生阿拉斯莱尔·J.里德（Alaslair J. Reid）合著的《工党简史》（Henry Pell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