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中研院院长胡适的办公桌前很不太平。院内几位学术大佬指责同事郭廷以及其领导的近史所“尸位素餐”，且妄图独吞来自福特基金会的40万美元。
　　同事们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近史所成立时中研院已有蜚声世界的史语所，这样分庭抗礼，算怎么回事;二是因为当时很多资料没解封，研究近代史的人只能靠二手资料说话，以研究古代史为主的史语所认为他们得不出什么可靠的结论，没资格与自己平起平坐。
　　此外，当时学术圈存在“北大”“南高”（南京高等师范学院，即后来的中央大学）两大派系，胡适所在的北大派几乎垄断了民国学术圈的话语权，而郭廷以来自南高派。
　　然而，郭廷以比大家想象的能干很多。为解决学术资料的问题，他除了大量购进相关图书，还想把国民党政府不要的一批晚清档案搞到手，让近代史研究也能“用事实说话”。恰好这时台湾有一批晚清至民国的档案放在仓库里，郭廷以几乎动用了所有人脉，与相关部门几经交涉，终于搞到这批档案，由此整理并出版的资料让近史所在中研院中有了些影响力。
　　当时恰逢美国学术界兴起研究民国史的热潮，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几个教授看中了近史所的一些档案。郭廷以表示，档案可以提供，但对方必须资助近史所，这才有了开头那40万美元。郭廷以用这笔钱买了大量绝版图书的微缩胶片和一批外交档案，还送一些研究员留学深造，着实让史语所酸了一把。
　　史语所的人认为，近史所能獲得资助是因为背靠中研院，所以没资格独吞经费，而要由中研院统一分配;郭廷以则认为这笔钱是自己辛苦争取来的，史语所是在抢劫。
　　这场口水战不断升级，史语所的人质疑郭廷以的学历，郭廷以一气之下给胡适写了封辞职信。其实当时知识分子写辞职信就是发泄情绪而已，只要领导安抚一下并退还辞职信就完事了，谁知胡适就是不肯退。后来有人劝胡适，说如果郭廷以辞职了，这笔钱也就没了，胡适这才把辞职信退还给郭廷以。
　　史语所虽有大量文物资料，但近史所有个让他们极其羡慕的优势——采访在世的历史人物。1949年后，一批经过近代风雨的人去了台湾，如果采访他们，那么记录下的文字必将成为研究近代史的重要资料。但那些经历大多是被抨击和质疑的事件，所以有些人对“口述历史”讳莫如深，怎么让他们开口呢？郭廷以靠的还是人脉，采访了七十多个当时台湾的各界名流，获得了鲜活的口述资料，为近代史研究打响了招牌。
　　就在郭廷以疲于奔命时，他的一个学生竞对他捅了刀子——说那些资助郭廷以的教授是海外暗中培植的敌对势力，而郭廷以涉嫌贩卖政府机密。
　　一顶又黑又沉的政治帽子扣在郭廷以的头上，显然是要置他于死地。而且，他为扩充研究资料，曾从香港买了很多大陆的图书，从而触犯台湾当局敏感的神经，被“安全部门”关押。
　　郭廷以腹背受敌，心力交瘁，辞去近史所所长的职务，先后在几所名校申请经费，从事更为困难的独立研究，于1975年客死他乡。
　　这本是中国学术史上不起眼的风波，却能窥见大时代中的学者不为人知的艰辛。当世道乱、人心散，一张“平静的书桌”看似近在眼前，却又远在天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