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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澳大利亚女性文学史上，简·德万尼是一个不该被遗忘的作家，她的文学作品表现了共产主义思想促使受家庭桎梏的女性从个体层面到社会层面的思想解放过程。在她的作品中，简·德万尼将“革命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和女性解放相结合，赋予了“革命浪漫主义”新内涵。
关键词：简·德万尼 革命浪漫主义 女性解放
简·德万尼（1894-1962），澳大利亚女性作家、政治活动家，被誉为澳大利亚文坛“传奇人物”。由于长期支持女性解放运动（特别是性解放运动），而被公认为有激进左翼政治色彩的工人阶级女性作家，受到澳大利亚文学界有意识的忽视和压制。她一生创作10部小说和4部非小说类文学作品，这些作品集中展现了20世纪早期澳大利亚左翼女性作家“革命浪漫主义”创作方法。
一 “革命浪漫主义”的理论来源
“革命浪漫主义”这一概念主要来自前苏联文论家的有关论述。在1934年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高尔基、法捷耶夫、日丹诺夫等人提出，“革命浪漫主义”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写作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苏联文学的批评方法，艺术家应当从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的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教育和改造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作家除了要写“过去的现实”、“现在的现实”之外，还要同时写出来“未来的现实”，即文学创作应当包含有革命现实和革命理想相结合的创作精神。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简·德万尼逐渐受到苏联文学创作指导思想的影响，接受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当时澳大利亚文学以乐观的田园传统为主，民族主义文学处于全盛时期。独特的地理风貌塑造了澳大利亚人坚韧的民族形象，丛林硬汉开拓这块广袤而又贫瘠大陆是澳大利亚众多文学作品的主题，如果说“丛林、袋鼠”是这个时期澳大利亚文学创作的重要元素，简·德万尼的作品则逆时代潮流，将文学视角转移到了更为广阔的政治领域，将“革命浪漫主义”和女性解放相结合，从而赋予了“革命浪漫主义”新内涵。她的文学作品表现了共产主义思想促使受家庭桎梏的女性从个体层面到社会层面的思想解放过程，赋予了20世纪前期澳大利亚女性解放运动强大的推动力。
二 “革命浪漫主义”的女性特质
两次世界大战催化了简·德万尼的政治立场，这使她的大量作品政治化。有别于自然主义文学和殖民时期的传奇文学，“革命”与“浪漫”两个元素的结合具有颠覆性的要素，它以对自然主义文学的反叛为特征，并且最重要的一点是忠实于自我、主观和个性，将个人的浪漫情怀与时代革命意识紧密相结合，不仅包涵了女性特质，还包括了女性在巨大的社会动荡时期对国家前途走向的思考。它让文学作品不仅批判了男性权威，成为女性解放运动的推动力，还变成一个政治武器，积极参与了社会变革时期主流话语秩序的建构。
简·德万尼清楚国家和民族历史，自身的生活经历和男权社会中不平等的权利关系促使她女权主义思想的萌发。她认为，男权文学中对两性差异的强调实际是树立了男性和女性的二元对立，而这是一种极不合理的对立：一方高高在上，另一方则受屈辱、受迫害。她通过肯定女性气质、自然和非理性，贬斥男性气质、文化和理性，从而解构了建构于男权意识形态上的性别二元对立。她以自身的遭遇塑造小说女主人公，以北昆士兰州为故事场景，所涉及的很多事实和事例来自于澳大利亚人所熟悉的本土元素，通过她自然而流畅的文笔来审视澳大利亚所发生的一切。在简·德万尼的眼里，女人的历史就是一部陷入家庭的历史。女性由于经济的、生理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及人类的主观因素，被迫走向家庭，并被囿于家庭，成为男性的附属品。在男性中心意识的统治下，家庭成了禁锢女性的囚笼（陈晓兰，1999），所以她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大都是一种意识形态消极的家庭妇女形象：有知识但缺乏政治抱负，安于现状却内心充满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简·德万尼着重于小说人物身上人性的刻画，同时也认为，人不能脱离于其阶级性，人性也应该受到阶级性的影响。这一点在她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无论是《肉店》中的伊恩，还是《甜蜜天堂》里的亨德里，这些社会主义者身上都有着深深的阶级烙印，他们带着自身的使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接近这些单纯的女性，无一例外地用共产主义思想启发并引导她们从家庭传统的束缚中解救出来，真实地表现了不同女性角色在革命变革时期内心的冲击与震荡、分化与变异、煎熬与涅槃等形态。
值得注意的是，简·德万尼的文学作品不是从一个局外人的高高在上的角度来叙写，而是从女性这一社会群体的视角来入手。简·德万尼认为那些被长久以来压抑、被忽视、甚至被诋毁的女性真实必须被重新书写。因此，她作品中“革命浪漫主义”并非传统意义上只重视内心欲望和冲突的西方浪漫主义，而是有着双重含义。其表层意义为女性在个体层面上为追求自己的浪漫爱情，打破家庭的桎梏，毅然与过去割裂，获得新生的精神。如果她的作品仅仅局限于此表层意义，则并没有突破于澳大利亚现实主义小说范畴。简·德万尼将所有艺术手段赋予作品，让社会意识介入女性的自我、主观和个性，让女性从个体层面上的解放活动，发展成为参与社会革命，争取政治权利，以实现女性共同政治价值的社会层面探索过程。作品所包涵的表层意义和深层意义将女性实现自身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探索融为一体，打破了澳大利亚女权主义小说只重视个体解放的旧传统，使作品表现手法向多元化发展。因此她的文学命题，不是单纯的诠释和解读女性不平等的种种现象，而是提出了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女性才能得到理想和爱情完全解放的这一政治方案，这是同时期很多女性作家没能做到的。
三 “革命浪漫主义”的艺术特点
“革命浪漫主义”的传奇是女性，因此寻求妇女文学话语是简·德万尼“革命浪漫主义”的最终目标，这意味着要挑战男性话语的霸权，改变女性文学长期以来受到男性主流文化否定的传统。值得肯定的是，她认为如果女性要书写自己，就不能生搬硬套地遵循男性的写作规律、运用男性的写作语言和结构，而应该创造地消解文学语言中的男性烙印，探求一种完全基于女性个体体验，属于女性自己的文学语言。换句话说，男性文学中那种沉重、严肃和故作高深的男性理性主义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并不适用于女性文学。简·德万尼以女性的立场和视角来对待女性的问题，她的文本中充满细腻的感受和烈的情欲。 澳大利亚“革命浪漫主义”最好作品之一就是简·德万尼创作于1936年的小说《甜蜜天堂》。其艺术上最大的特点是其强调生活、环境、自我和个性。简·德万尼有别于传统小说家因过分强调人与自然的冲突和孤寂造成的人性异化，而很少触及人的精神世界的做法。在描写《甜蜜天堂》里的罢工工人为前途的不明朗而忧心忡忡时，她并不囿于故事情节的编撰，也从不主动介入人物心理，而是注重现实主义客观环境的描写和细节的积累。她以女性特有的细腻，往往用几个生动逼真的典型细节，就能勾勒出人物的个性和澳大利亚独特的地理风貌，让精确而真实的细节来说话：
“……墓地中高大的郁金香吸引着她们，她们推开旋转栅门走了进去。放眼看去，意大利人的坟墓层层叠叠，罩着玻璃的人工假花随处可见。“真令人恶心！”，多尔西想着，卖弄着对意大利文的一知半解，翻译起破旧的黑石头上的铭文。光秃的鸡蛋花怪异的轻摆着柔软的枝头，就像深海的枯树干。“他们说不定是鬼魂，”艾琳嫌恶地说道，“肯定已经一百年了，才这样又白又秃。”
简·德万尼采用了第三人称叙述者的全知叙述视角和第三人称人物视角之间的转换，深入到每个人物的内心和外在行为，同时通过运用隐喻、暗示、象征、心理分析等技巧，提供某种意象，来延伸作品内涵和深度。其中“怪异的鸡蛋花”就是一个明显的隐喻，它暗示了女主人公所处的生存空间，象征一种压抑女性人性、阻碍人格发展的男权力量，而这种力量在澳大利亚社会“肯定已经一百年了”。小说借此展示了人物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剖析了工人女性精神上的苦闷和求索中的痛苦，启发读者的思索并以此为线索通过联想来探知人物的真实思想与情感。无论是对人物所处环境和人物形象，简·德万尼描写得丰富自然，再现了历史场景，塑造了动人形象。她这种用客观现实表现人物内心世界，并通过人物心理活动来反衬客观现实的手法，扬弃了“情节要素”在传统小说中的地位，从而给予《甜蜜天堂》这部小说全新的角度。她的作品虽然致力于人物的浮沉和哀乐，但文字所透出的强烈的时代氛围和社会气息，主人公的不幸遭遇，不仅客观刻画了不公社会带给人们肉体和精神的创伤，还通过主人公的言行，有力表达了对澳大利亚传统价值观的挑战。
简·德万尼的作品贴近底层人民生活，有浓郁的北昆士兰地方特色。在写作技巧方面，她严格依据历史文献和自身的经历，所反映的历史事件都言之有据，真实地再现了历史细节。作品在叙述笔调上时而“轻松自如”，仿佛在和人轻声交谈一般；时而“激烈的和具有鼓动性”，仿佛站在演讲台上激动地向民众呐喊，作品自始至终洋溢着一种感染力，给读者以鼓舞。
在表现技巧上，简·德万尼没有试图构建构思缜密的情节，不靠情节的跌宕和频繁的悬念来吸引读者，而靠语言透露出的真诚和善良的感情打动人。在语言风格上力求朴实生动，不多加修饰，人物言谈虽有些粗俗和亵渎的成分，却富含张力和暗示性。这一方面正好和当地工人受教育程度低、语言粗俗的形象吻合，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对已确立的理性的、强调逻辑性的权威话语的挑战。这种与传统的语言规则和方式相反的话语形式，实际大大增强了作品的澳洲本地特色和工人阶级亲切感。
四 结语
简·德万尼认为文学应该成为革命的工具和武器，有评论家认为这是一种过分强调了文学功利性，而多少忽略了文学本身的价值做法。也有人批评简·德万尼作品语言风格不平衡，个别章节暴露出遣词造句的弱点，结构上也有平铺直叙之嫌。以简·德万尼为代表的“革命浪漫主义”文学在澳大利亚并未持续很久，虽然她的作品具有时代局限性，但通过解读其文学作品，对重塑20世纪早期澳大利亚女性文学研究的本质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她对男权主义、民族主义传统和既定经典的批评有助于重新发现澳大利亚女性作家和研究受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影响下的澳大利亚左翼文学。简·德万尼的文学作品有着不该被湮没的文学魅力。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澳大利亚妇女小说研究”（课题编号：W07211062）；澳大利亚澳中理事会资助课题的成果之一；西华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重点学科经费资助。
参考文献：
[1] Brian Beasley.Death Charged Missives：Australian Literary Responses to The Spanish Civil War [D].University Of Southern Queensland，2006.
[2] Carole Ferrier.Gender，Politics and Fiction：Twentieth Century Australian Women's Novels[C].St Lucia，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1985.
[3] Carole Ferrier.Jean Devanny：Romantic Revolution [M].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1999.
[4] Jean Devanny.Paradise Flow [M].Hecate Press，1985.
[5] Susan Lever.Real Relations：The Feminist Politics of Form in Australian Literature [M].Rushcutters Bay：Halstead Press，2000.
[6] 陈晓兰：《女性主义批评与文学诠释》，敦煌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刘浩波，西华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关键词：简·德万尼 革命浪漫主义 女性解放
简·德万尼（1894-1962），澳大利亚女性作家、政治活动家，被誉为澳大利亚文坛“传奇人物”。由于长期支持女性解放运动（特别是性解放运动），而被公认为有激进左翼政治色彩的工人阶级女性作家，受到澳大利亚文学界有意识的忽视和压制。她一生创作10部小说和4部非小说类文学作品，这些作品集中展现了20世纪早期澳大利亚左翼女性作家“革命浪漫主义”创作方法。
一 “革命浪漫主义”的理论来源
“革命浪漫主义”这一概念主要来自前苏联文论家的有关论述。在1934年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高尔基、法捷耶夫、日丹诺夫等人提出，“革命浪漫主义”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写作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苏联文学的批评方法，艺术家应当从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的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教育和改造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作家除了要写“过去的现实”、“现在的现实”之外，还要同时写出来“未来的现实”，即文学创作应当包含有革命现实和革命理想相结合的创作精神。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简·德万尼逐渐受到苏联文学创作指导思想的影响，接受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当时澳大利亚文学以乐观的田园传统为主，民族主义文学处于全盛时期。独特的地理风貌塑造了澳大利亚人坚韧的民族形象，丛林硬汉开拓这块广袤而又贫瘠大陆是澳大利亚众多文学作品的主题，如果说“丛林、袋鼠”是这个时期澳大利亚文学创作的重要元素，简·德万尼的作品则逆时代潮流，将文学视角转移到了更为广阔的政治领域，将“革命浪漫主义”和女性解放相结合，从而赋予了“革命浪漫主义”新内涵。她的文学作品表现了共产主义思想促使受家庭桎梏的女性从个体层面到社会层面的思想解放过程，赋予了20世纪前期澳大利亚女性解放运动强大的推动力。
二 “革命浪漫主义”的女性特质
两次世界大战催化了简·德万尼的政治立场，这使她的大量作品政治化。有别于自然主义文学和殖民时期的传奇文学，“革命”与“浪漫”两个元素的结合具有颠覆性的要素，它以对自然主义文学的反叛为特征，并且最重要的一点是忠实于自我、主观和个性，将个人的浪漫情怀与时代革命意识紧密相结合，不仅包涵了女性特质，还包括了女性在巨大的社会动荡时期对国家前途走向的思考。它让文学作品不仅批判了男性权威，成为女性解放运动的推动力，还变成一个政治武器，积极参与了社会变革时期主流话语秩序的建构。
简·德万尼清楚国家和民族历史，自身的生活经历和男权社会中不平等的权利关系促使她女权主义思想的萌发。她认为，男权文学中对两性差异的强调实际是树立了男性和女性的二元对立，而这是一种极不合理的对立：一方高高在上，另一方则受屈辱、受迫害。她通过肯定女性气质、自然和非理性，贬斥男性气质、文化和理性，从而解构了建构于男权意识形态上的性别二元对立。她以自身的遭遇塑造小说女主人公，以北昆士兰州为故事场景，所涉及的很多事实和事例来自于澳大利亚人所熟悉的本土元素，通过她自然而流畅的文笔来审视澳大利亚所发生的一切。在简·德万尼的眼里，女人的历史就是一部陷入家庭的历史。女性由于经济的、生理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及人类的主观因素，被迫走向家庭，并被囿于家庭，成为男性的附属品。在男性中心意识的统治下，家庭成了禁锢女性的囚笼（陈晓兰，1999），所以她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大都是一种意识形态消极的家庭妇女形象：有知识但缺乏政治抱负，安于现状却内心充满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简·德万尼着重于小说人物身上人性的刻画，同时也认为，人不能脱离于其阶级性，人性也应该受到阶级性的影响。这一点在她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无论是《肉店》中的伊恩，还是《甜蜜天堂》里的亨德里，这些社会主义者身上都有着深深的阶级烙印，他们带着自身的使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接近这些单纯的女性，无一例外地用共产主义思想启发并引导她们从家庭传统的束缚中解救出来，真实地表现了不同女性角色在革命变革时期内心的冲击与震荡、分化与变异、煎熬与涅槃等形态。
值得注意的是，简·德万尼的文学作品不是从一个局外人的高高在上的角度来叙写，而是从女性这一社会群体的视角来入手。简·德万尼认为那些被长久以来压抑、被忽视、甚至被诋毁的女性真实必须被重新书写。因此，她作品中“革命浪漫主义”并非传统意义上只重视内心欲望和冲突的西方浪漫主义，而是有着双重含义。其表层意义为女性在个体层面上为追求自己的浪漫爱情，打破家庭的桎梏，毅然与过去割裂，获得新生的精神。如果她的作品仅仅局限于此表层意义，则并没有突破于澳大利亚现实主义小说范畴。简·德万尼将所有艺术手段赋予作品，让社会意识介入女性的自我、主观和个性，让女性从个体层面上的解放活动，发展成为参与社会革命，争取政治权利，以实现女性共同政治价值的社会层面探索过程。作品所包涵的表层意义和深层意义将女性实现自身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探索融为一体，打破了澳大利亚女权主义小说只重视个体解放的旧传统，使作品表现手法向多元化发展。因此她的文学命题，不是单纯的诠释和解读女性不平等的种种现象，而是提出了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女性才能得到理想和爱情完全解放的这一政治方案，这是同时期很多女性作家没能做到的。
三 “革命浪漫主义”的艺术特点
“革命浪漫主义”的传奇是女性，因此寻求妇女文学话语是简·德万尼“革命浪漫主义”的最终目标，这意味着要挑战男性话语的霸权，改变女性文学长期以来受到男性主流文化否定的传统。值得肯定的是，她认为如果女性要书写自己，就不能生搬硬套地遵循男性的写作规律、运用男性的写作语言和结构，而应该创造地消解文学语言中的男性烙印，探求一种完全基于女性个体体验，属于女性自己的文学语言。换句话说，男性文学中那种沉重、严肃和故作高深的男性理性主义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并不适用于女性文学。简·德万尼以女性的立场和视角来对待女性的问题，她的文本中充满细腻的感受和烈的情欲。 澳大利亚“革命浪漫主义”最好作品之一就是简·德万尼创作于1936年的小说《甜蜜天堂》。其艺术上最大的特点是其强调生活、环境、自我和个性。简·德万尼有别于传统小说家因过分强调人与自然的冲突和孤寂造成的人性异化，而很少触及人的精神世界的做法。在描写《甜蜜天堂》里的罢工工人为前途的不明朗而忧心忡忡时，她并不囿于故事情节的编撰，也从不主动介入人物心理，而是注重现实主义客观环境的描写和细节的积累。她以女性特有的细腻，往往用几个生动逼真的典型细节，就能勾勒出人物的个性和澳大利亚独特的地理风貌，让精确而真实的细节来说话：
“……墓地中高大的郁金香吸引着她们，她们推开旋转栅门走了进去。放眼看去，意大利人的坟墓层层叠叠，罩着玻璃的人工假花随处可见。“真令人恶心！”，多尔西想着，卖弄着对意大利文的一知半解，翻译起破旧的黑石头上的铭文。光秃的鸡蛋花怪异的轻摆着柔软的枝头，就像深海的枯树干。“他们说不定是鬼魂，”艾琳嫌恶地说道，“肯定已经一百年了，才这样又白又秃。”
简·德万尼采用了第三人称叙述者的全知叙述视角和第三人称人物视角之间的转换，深入到每个人物的内心和外在行为，同时通过运用隐喻、暗示、象征、心理分析等技巧，提供某种意象，来延伸作品内涵和深度。其中“怪异的鸡蛋花”就是一个明显的隐喻，它暗示了女主人公所处的生存空间，象征一种压抑女性人性、阻碍人格发展的男权力量，而这种力量在澳大利亚社会“肯定已经一百年了”。小说借此展示了人物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剖析了工人女性精神上的苦闷和求索中的痛苦，启发读者的思索并以此为线索通过联想来探知人物的真实思想与情感。无论是对人物所处环境和人物形象，简·德万尼描写得丰富自然，再现了历史场景，塑造了动人形象。她这种用客观现实表现人物内心世界，并通过人物心理活动来反衬客观现实的手法，扬弃了“情节要素”在传统小说中的地位，从而给予《甜蜜天堂》这部小说全新的角度。她的作品虽然致力于人物的浮沉和哀乐，但文字所透出的强烈的时代氛围和社会气息，主人公的不幸遭遇，不仅客观刻画了不公社会带给人们肉体和精神的创伤，还通过主人公的言行，有力表达了对澳大利亚传统价值观的挑战。
简·德万尼的作品贴近底层人民生活，有浓郁的北昆士兰地方特色。在写作技巧方面，她严格依据历史文献和自身的经历，所反映的历史事件都言之有据，真实地再现了历史细节。作品在叙述笔调上时而“轻松自如”，仿佛在和人轻声交谈一般；时而“激烈的和具有鼓动性”，仿佛站在演讲台上激动地向民众呐喊，作品自始至终洋溢着一种感染力，给读者以鼓舞。
在表现技巧上，简·德万尼没有试图构建构思缜密的情节，不靠情节的跌宕和频繁的悬念来吸引读者，而靠语言透露出的真诚和善良的感情打动人。在语言风格上力求朴实生动，不多加修饰，人物言谈虽有些粗俗和亵渎的成分，却富含张力和暗示性。这一方面正好和当地工人受教育程度低、语言粗俗的形象吻合，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对已确立的理性的、强调逻辑性的权威话语的挑战。这种与传统的语言规则和方式相反的话语形式，实际大大增强了作品的澳洲本地特色和工人阶级亲切感。
四 结语
简·德万尼认为文学应该成为革命的工具和武器，有评论家认为这是一种过分强调了文学功利性，而多少忽略了文学本身的价值做法。也有人批评简·德万尼作品语言风格不平衡，个别章节暴露出遣词造句的弱点，结构上也有平铺直叙之嫌。以简·德万尼为代表的“革命浪漫主义”文学在澳大利亚并未持续很久，虽然她的作品具有时代局限性，但通过解读其文学作品，对重塑20世纪早期澳大利亚女性文学研究的本质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她对男权主义、民族主义传统和既定经典的批评有助于重新发现澳大利亚女性作家和研究受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影响下的澳大利亚左翼文学。简·德万尼的文学作品有着不该被湮没的文学魅力。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澳大利亚妇女小说研究”（课题编号：W07211062）；澳大利亚澳中理事会资助课题的成果之一；西华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重点学科经费资助。
参考文献：
[1] Brian Beasley.Death Charged Missives：Australian Literary Responses to The Spanish Civil War [D].University Of Southern Queensland，2006.
[2] Carole Ferrier.Gender，Politics and Fiction：Twentieth Century Australian Women's Novels[C].St Lucia，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1985.
[3] Carole Ferrier.Jean Devanny：Romantic Revolution [M].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1999.
[4] Jean Devanny.Paradise Flow [M].Hecate Press，1985.
[5] Susan Lever.Real Relations：The Feminist Politics of Form in Australian Literature [M].Rushcutters Bay：Halstead Press，2000.
[6] 陈晓兰：《女性主义批评与文学诠释》，敦煌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刘浩波，西华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