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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学们大学的第一天,有很多东西想跟大家聊,但绕不开的那个话题还是:究竟应该如何度过大学。尽管没有标准答案,但正如北宋大儒程颐所说“大学之法,以豫为先”,你或许应该首先了解,有哪些因素可能会阻碍自己的继续成长,从而能“禁之于未发”。为此,我们或许也应参考儒家先哲们所强调的一系列基本功课,这里我想谈谈其中就当下而言颇为紧要的两项——“洒扫”与“事长”。  先说“洒扫”。  所谓“洒扫”,字面上无非是
2013年8月中旬,我终于找到了机会再访费城、再回宾大,在那里停留了3天。我在世纪之交时第一次赴美留学,就读的就是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英文系,2001年9月回国。等我再回宾大时,已经是6年后的2007年夏天了。但那次在费城停留时间很短,到宾大也只是走马观花逛了一趟。时光飞逝,又一个6年过去了,转眼到了2013年的夏天。此次重回宾大,仅在校园里,我就
文化乡愁与政治乡愁  每到春节,超过13亿人次的国民返乡过节,举国大流动的景象蔚为壮观,举世瞩目。经济学家从中看到的是节期旅游消费之于GDP的经济拉动效应;社会学家关注的是社会人口周期性流动所产生或隐含的种种社会动态效应;人类学和文化学者留意的是人们在此传统节期不惧山高路远,辗转返乡的人流中,回荡升腾的缕缕亲情、乡愁,或者家国情怀。此可谓“还乡不惧家乡远”。  可是,究竟是什么使得如此家国情怀和文
郭沫若与徐志摩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位最著名的诗人,尤其是新诗初建前期,可以说是他们把中国的新诗带入了全新的时代。朱自清先生说,现代大诗人当首推徐志摩和郭沫若。卞之琳先生是这样评价郭沫若与徐志摩第一本诗集的地位与影响的:《女神》是在中国诗史上真正打开一个新局面的,稍后出版的《志摩的诗》接着巩固了新阵地。  1921年6月成立的创造社一问世,就以“狂飙突进”的风格闹出不小的动静,郭沫若自然是领军人物,
契丹族发源于中国东北,耶律阿保机始建立契丹国,促进了北方各少数民族的融合;耶律大石率残部建立的西辽,在世界历史舞台上亦扮演了重要角色。元朝后,契丹族及契丹字突然消失,留下众多谜团。要破解这些谜团,需要对契丹文字进行研究。刘凤翥先生《契丹寻踪——我的拓碑之路》(商务印书馆2016年8月版,以下简称《契丹寻踪》)便详细叙述了契丹文字创制、失传、出土、解读的过程。  1970年起,刘凤翥先生进入河南息县
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网络文明与文化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李艳艳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研究成果《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及其当代价值》,可以说是一部全面系统地分析和阐述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的科学内涵、发展历程、逻辑体系、实践路径和指导作用等重大问题的专著,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自从人类告别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以来,追求文明进步就成为世界人民不懈奋斗的总体目标和
丹·布朗(Dan Brown)是21世纪美国最著名畅销书作家之一,他的小说《达·芬奇密码》2003年出版以来,长期列入《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榜首,并被改编为电影。其长篇小说《数字城堡》《天使与魔鬼》《骗局》《失落的秘符》等屡屡成为畅销书。《出版人周刊》曾评价其小说:“故事架构庞大却不失可信度,剧情开展速度令人眼花缭乱,场景令人信服,讨人欢心与惹人讨厌的角色也调配得恰到好处。”2013年5月,丹·
一  有一天,梁东方从石家庄来电话很高兴地说,他的连环画解读系列文章被人民出版社的编辑看中了,要他把这些散篇的文章整理出来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又过一段时间,东方把他初步整理好的书稿发给了我,希望我能给他即将出版的书稿(书名当时还没有最后敲定)提提意见并写个序言。  当时,我很高兴地接受了东方安排给我的任务。因为,书稿中的很多甚至是大多数篇章我都很熟悉。从几年前开始,我作为特约编辑在业余时间为《博览群
1917年2月,《新青年》杂志发表后来被称为“新诗”的《白话诗八首》,胡适等以“革命”的姿态登上诗歌舞台,鼓吹“白话诗运动”,试图与旧体诗彻底划清界线,新诗呈现出与传统诗歌极端不一样的形态。新诗这棵“寄生树”,它虽然通过翻译学习西方诗歌形式,但毕竟寄生在汉语这个母体之上,先天性地带有传统诗歌的基因。正因新诗同时具备西方诗歌和传统诗歌基因,也不自觉地影响了与之共时性存在并有所发展的各种旧体诗歌体式。
作为长篇小说的作者来说,丁朗无疑是个陌生的名字。然而,赫赫大名的王蒙先生,对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突围》却作了如此点评:“丁朗先生此作,细针密缝,清灵点染,体制端庄,格调高雅,前所未有地呈现了革命的温情和浪漫,战争的暴力和惨烈,侧重于‘诗’而不昧于‘史’,信念磊落,立意分明。无论品质趣味还是写作功力,都令人称道,实为当今同类题材中所少见。”  读过小说之后,我十分信服王蒙的评点:精炼,准确,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