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历史来看，重述神话的冲动可以上溯至白话文小说创作第一人——鲁迅。我们都知道鲁迅第三本小说集的名称叫《故事新编》，里面收录了主要以中国古代神话为主题的8篇小说，其中5篇写于鲁迅生命的最后时期（1934-1935年），而最早的一篇《补天》创作于1922年11月。
　　鲁迅站在现代思想立场上，创造性地运用多种现代小说的表现形式，对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人物进行再叙述，再评价，并在这种再叙述、再评价之中巧妙地渗入了自己对当下现实生活和思想文化的思考与批判。其整体风格显示出前所未有的从容、充裕、幽默和洒脱，以诙谐的“游戏笔墨”，互相渗透着“庄严”与“荒诞”两种色彩和语调。
　　有人说，鲁迅的杂文是二十世纪讽刺文学的巅峰，我觉得《故事新编》更符合这个称号。如果用两个字来概括这本书的主题，那就是“荒诞”。鲁迅在《序言》中自嘲的“庸俗”指的就是把神话传说中蕴含的传统内涵进行解构，在借古讽今中生成戏剧性、冲突性，在对神性的消解中生成荒诞。
　　不过，我并不完全赞同这种借古讽今式的解构创作，我觉得重述神话的核心价值应该是从“大历史”的纵深角度引发我们思考“我们来自何处”这一终极命题。如果说撰写家族史是从距离我最亲近的“小历史”中确证“小我”存在的话，重述神话则可以帮助我们从集体记忆中确证“大我”的存在。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流行于西方的一个重要批评流派——原型批评，原型即典型的反复出现的意象，最基本的文学原型就是神话，神话是一种形式解构的模型，各种文学类型无一不是神话的延续和演变。原型批评的创始人诺斯罗普·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一书中认为：“文学起源于神话，正是这一原理才赋予文学以千百年来虽经意识形态一切变化，仍具有其传播的力量。这种结构原理当然受社会和历史因素制约，并且不会超越它们，但是结构原理始终保持一种足以说明文学总体本质的形式持续性，这一形式持续性有别于它为适应社会环境而产生的变化。”
　　在弗莱的西方文化背景中，神话主要指圣经神话故事，也包括古代希腊罗马神话故事。在弗莱看来，《圣经》是最为广博的神话故事全集。从文学的视角看《圣经》，它不再是基督教的至圣经典，而是以神话的方式讲述着人类生存的全部历程：从创世到末世到获救。“《圣经》为文学提供了一个神话体系……从时间上讲，这个宇宙从上帝创世一直延续到世界末日；从空间上讲，它从天堂一直延伸到地狱”。所以，弗莱认为，《圣经》的恢宏想象是后世文学想象的集合体和母胎。
　　我在备课整本书阅读卡夫卡的《变形记》的过程中，发现柳冬妩在《解密<变形记>》一书中，就将《变形记》看作是对《圣经》的戏仿。在柳冬妩看来，“在《变形记》里，卡夫卡塑造了这样一个被魔鬼附体的变形耶稣来反抗人性的工业化文明，完成了对耶稣形象的深度解构与反讽，是对圣经故事的借用与改写。《变形记》显示了卡夫卡对基督教拯救观念和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注，表达出人之终极关切与实际存在之间的复杂联系以及内在矛盾。”
　　弗莱认为，文学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它关注的全部主题正在于此：“在每一个时代，对于作为沉思者的诗人而言，他们深切关注人类从何而来、命运如何、最终愿望是什么；深切关注属于文學能够表达出来的任何其它更大的主题，他们很难找到与神话主题不一致的文学主题。”
　　早在1936年，浙江杭州宗文中学教师钟毓龙就利用课余之暇，历时十年之久，写成了一部长达60卷、120回的长篇演义小说《上古神话演义》，将古代各种神话和历史故事连贯编缀而成，将古代史籍中比较简单、朴素的片段材料进行了充分的想象和艺术加工，通过浪漫主义的手法写成，可以说是集我国上古神话之大成。其中事事都有所本，征引典籍达500多种，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历史、地理和社会风俗，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建国以后，1950年，袁珂的第一部神话专著《中国古代神话》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汉民族古代神话专著，由此奠定了袁珂的学术声望。该书改变了“疑古派”和言必称希腊者所谓的中国神话资料贫乏的误解和谬见。长期以来，西方人有一种偏见，认为中国缺乏神话，是一个没有神话的民族。正是这样一种偏见，刺痛了袁珂的神经，让他投入了全部精力去研究神话。
　　袁珂认为：“神话的产生也是基于现实生活，而并不是出于人类头脑里的空想”，“当我们研究神话的起源，古代每一时期的神话所包含的特定意义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的时候，都不能离开当时人类的现实生活、劳动和斗争而作凭空的推想。”
　　清华大学外文系副教授卓慧臻所著《重写神话》一书，将研究重心放在五位女性作家身上，因为神话和童话往往是男权社会价值观的载体，质疑并重写神话和童话，是20世纪欧陆和英国几位重要女性小说家的共同特点。这五位作家作品分别是德国作家克里斯塔·沃芙，英国作家安吉拉·卡特，丹麦作家艾莎克·狄尼森，法国作家柯莱特和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她们都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对神话进行改写和再创作，激励女性声音的浮现。小说中的女主人翁不再是墨守成规、等待爱情的温柔女孩，而是生动立体的女性人物。她们通过质疑神话，期望找到改善女性生活与社会地位的道路，她们重写的神话作品往往带有强烈的女权主义色彩和解构主义风格。
　　英国坎农格特出版社著名出版人杰米·拜恩自2005年发起，就发起过一个“重述神话”的写作计划，委托世界各国作家各自选择一个神话进行改写，然后由参加该项目的各国以本国语言在该国同步出版发行。重述神话项目，既不是对神话传统进行学术研究，也不是简单的改写和再现，而是要作家根据自己的想象和风格进行再创作，并赋予神话新的意义。
　　该项目涉及25个国家和地区，被称为“小诺贝尔丛书”，已加盟的丛书作者包括西方著名作家大卫·格罗斯曼、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迈克尔·法布何塞·萨拉马戈、卡洛斯·富恩特斯、斯蒂芬·金以及中国作家苏童、李锐、叶兆言、阿来等。这是一场远古神话在当代语境下的复苏，对现代人们在物质膨胀的时代里产生的精神匮乏给予疗伤，通过神话的重述，让人们产生文化认同感和民族国家意识，更有利于世界的稳定和区域的健康发展。 　　其中，代表中国参加该项目的作家作品有苏童的《碧奴》、叶兆言的《后羿》、李锐的《人间》、阿来的《格萨尔王》等。苏童的《碧奴》改编自古代“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叶兆言的《后羿》改写的是后羿射日和嫦娥奔月的传说，李锐的《人间》重述的是白蛇传的故事，阿来的《格萨尔王》重述的是西藏史诗中格萨尔王的故事。
　　其中，难度最高的当属李锐的《人间》，毕竟前有台湾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和李碧华的小说《青蛇》，都堪称经典，要想写出点新意来颇有难度，不过李锐的《人间》口碑不错，引发了读者关于“众生皆有佛性，何谓人？何谓妖？又何为佛？”的深度思考。
　　《格萨尔王传》是藏区广为流传的一部藏族神话史诗。关于格萨尔王的故事，千百年来就一直在广袤的藏区口口相传，这种只靠记忆转述与讲述的传播方式，导致了其在基本故事框架确定的情况下，不断衍生出了细节不同和场景各异的众多故事流传版本。阿来怀着敬畏之心先进行必要的“田野调查”，尽可能深入到传说中格萨尔的诞生之地与“岭国”区域，为小说文本的地理性描述作必要的感性认识，同时尽可能寻访藏区被称为“仲肯”的那些“神授说唱艺人”，了解“格萨尔王”的最新传唱文本。然后在众多版本故事中进行选择、修正、组织与剪裁，有意打破故事原来的秩序，再运用恰当的艺术表达方式进行“故事还原”，用双线索的结构来增强小说文本的艺术魅力和阅读趣味，才使得长篇小说《格萨尔王》立足于“神话”与“现实”，生动于“虚写”与“实写”。
　　我布置给学生三个神话母题，分别是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和大禹治水。这三则神话都颇具悲壮色彩，学生需要自行查阅相关资料，再在合理的想象的艺术加工之下，完成一篇不少于3000字的短篇小说。在创作手法上，既可以模仿鲁迅式的反讽，借古讽今；也可以像李锐、李碧华一样，赋予神话全新的现代意义，例如女权主义色彩；还可以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一样，写成一部大团圆式的喜剧；当然，也可以像乔治·马丁一样，写成一部像《冰与火之歌》这样严肃的奇幻悲剧。重述神话，至少有这四种可能性。因为在弗莱看来，相应于自然界的循环周期，文学叙事的结构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喜剧，即春天的叙事结构；浪漫传奇，即夏天的叙事结构；悲剧，即秋天的叙事结构；反讽和讽刺，即冬天的叙事结构。
　　神话包括了這四种叙事结构的全部雏形，西方文学的发展，就是从神话开端，相继转化为喜剧、浪漫传奇、悲剧，最后演变为反讽和讽刺。到了最后阶段，则又出现返回神话的趋势，例如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学生可以在以上四种叙事类型中任选一种为主，加以艺术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