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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安走时，气温摄氏38度。
我和妻利用假期外出旅游。
茫茫夜色中，只感觉火车不时地穿过一个隧道，又穿过一个隧道；视线一会儿玄青，一会儿幽暗，一会儿又转成铅灰。这条铁路，是中国铁路史上的奇迹。沿途几乎全是崇山峻岭，地势极为复杂，工程艰巨异常。共和国的铁道兵和鐵路工人，硬是逢山开道，遇壑架桥，在长达1085公里的铁路线上，打通隧道427个，架设桥梁653座，在隧道里或桥梁上建造了几十个“地下车站”或“空中车站”，整个工程历经12个春秋，1970年7月1日正式通车。于今我们身临其境，却因为是晚上，体会不到多大惊险，留下些许遗憾。
凌晨到达昭化火车站后，便马不停蹄地赶往汽车站，坐上了去往九寨沟的汽车。一路上的劳顿非言语所能道尽。那时交通落后，我们坐的是一辆解放牌卡车，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摇荡，一边是悬崖峭壁，另一边是水流湍急的白龙江，人似在画中游，心却提到了嗓子眼。一天下来，尝尽“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滋味。好在九寨沟的风景迷人，算是将一路上的艰辛做了补偿。
从九寨沟出来，有人指点，可以坐九寨沟至成都的旅游车，途经松潘草地，“走”长征路。这一消息，使我俩陡添惊喜。一咬牙，每人花80元买了一张车票——这在当时可是很昂贵的。
时值八月。出发时还是艳阳高照，酷暑当头。我们这一车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清一色夏装裹身。我穿短裤背心，妻着短衫长裙。进入草地后，人烟逐渐稀少，顿有荒凉之感。偶尔可见到一些石头堆，讨教同行客方知，那叫“玛尼堆”，藏语称“朵帮”，就是垒起来的石头之意，类似于蒙古族的“敖包”，说明我们已进入藏族居住地区。藏族同胞以碎石块叠垒成堆，布上经幡，每次路过时，就在石堆上添加一些石块，然后绕“玛尼堆”顺时针走三圈，祈求上苍保佑。这里人烟稀少，天高地阔，间或出现几顶帐篷，二三牧民，还有陪伴他们的牛马。牧民见到汽车，老远就招手，就喊叫，我们还之以礼，也挥手，也喊叫。虽然素不相识，心却在沟通交流。天空忽有苍鹰盘旋，妻首先喊：“高山之鹰！”车厢里的人都伸出头来，对着天空大叫：“高山之鹰！高山之鹰！”车厢里，一派浪漫、欢乐景象。
不料，再往前走，气氛逐渐冷却下来。虽然门窗紧闭，但我们却分明感觉到寒冷在逼近、压迫过来。一步一步，一点一点，令人渐渐招架不住。冷，彻骨的冷。又过了一段时间，天空中居然飘起了雪花。雪花纷纷扬扬，似乎很温柔，很耐心，轻轻地叩击着门窗，无声无息地陪伴着我们前行。同车中有几个广东青年，生平第一次见到真雪，不由激动得大呼小叫。当司机在一个地方停车让大家方便时，他们又是拍照，又是打雪仗，可乐坏了。路旁有青青的小草，小草中间有成群的牦牛，以黑色居多，毛长长的，在悠闲地吃草。
牦牛不怕冷，我们怕冷。在车厢里面坐着，又不能活动，大家一个个瑟缩着，战栗着，纷纷从随身的行囊中搜寻衣服御寒——实在也搜不到什么衣服，除了夏装，还是夏装。无奈之下，我将一件雨衣披在身上，妻子索性把一条裙子套在头上。这时最艰巨的任务，是抵御严寒。
在草地上共走了两天。第一天傍晚到达松潘县城。松潘西面，有个地方叫毛儿盖。1935年7月，毛泽东、周恩来等率领中央红军到达这里。部队一面筹粮准备过草地，一面耐心等待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到来。其时，张国焘自恃兵众枪多，已经不把中央放在眼里。他野心大发，企图篡夺领导权。8月6日，党中央在毛儿盖的沙窝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对张国焘进行批评教育，决定红军兵分左右，经草地北上。然而张国焘竟拒不执行党中央的决议，主张西出阿坝，向青甘边缘退却。8月20日，中央又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反对张国焘的错误，坚持北上，实现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目标。这两次会议后，右路军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的指挥下，战胜严寒和饥饿，胜利通过草地，到达四川巴西。而左路军由于张国焘的倒行逆施，使红军两过草地，遭受了巨大损失和痛苦。
第二天，我们开始穿越草原腹地。或许由于气候逐渐干燥的缘故，草原没有我们想象得那样遍地是泥泞沼泽。但天气依然不好。天空仍不时飘着雪花。远处雪峰连绵，眼前野草茫茫，牛粪触目皆是。显然，这里已经成了良好的牧场。而50年前不是这样。当年红军过草地时，也是8月，气候比现在恶劣得多。记得曾读过周恩来的警卫员魏国禄写的回忆录：“草地是个气候变化无常的地区，有时天空无云，烈日晒得脸上火辣辣地疼；有时阴云密布，疾风暴雨猛烈袭来，一刹时就像到了严寒的冬天。在那越走越难走的草地上，长满了齐腰的水草，起伏不平，踏上去像是走在海绵上一样晃荡。”当时，红军后有川军，前有胡宗南，还要携带武器和极少的干粮，又缺少御寒的衣服，在茫茫的草地上跋涉了十几天。粮食吃完了，就挖野菜，吃草根，喝凉水，咽棉花，有许多同志没有走出草地就累死、饿死了。先烈们没有想到，在他们倒下14年之后，新中国就诞生了。半个世纪以后，又有一些人坐着旅游车，来重踏他们的足迹。虽然我们的目的是为了玩耍，但也是出于缅怀和感恩。每一个人的心中，都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红军，怀着深深的崇敬和谢意。
是的，历史不应该忘记。就在第二天，我们到达了红原县。“红原”二字是由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亲自命名，意为“红军走过的草原”。
出红原抵南，经刷经寺，直奔成都，离松潘草地渐渐远了。
又是艳阳高照。
责任编校：邬彦姝
我和妻利用假期外出旅游。
茫茫夜色中，只感觉火车不时地穿过一个隧道，又穿过一个隧道；视线一会儿玄青，一会儿幽暗，一会儿又转成铅灰。这条铁路，是中国铁路史上的奇迹。沿途几乎全是崇山峻岭，地势极为复杂，工程艰巨异常。共和国的铁道兵和鐵路工人，硬是逢山开道，遇壑架桥，在长达1085公里的铁路线上，打通隧道427个，架设桥梁653座，在隧道里或桥梁上建造了几十个“地下车站”或“空中车站”，整个工程历经12个春秋，1970年7月1日正式通车。于今我们身临其境，却因为是晚上，体会不到多大惊险，留下些许遗憾。
凌晨到达昭化火车站后，便马不停蹄地赶往汽车站，坐上了去往九寨沟的汽车。一路上的劳顿非言语所能道尽。那时交通落后，我们坐的是一辆解放牌卡车，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摇荡，一边是悬崖峭壁，另一边是水流湍急的白龙江，人似在画中游，心却提到了嗓子眼。一天下来，尝尽“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滋味。好在九寨沟的风景迷人，算是将一路上的艰辛做了补偿。
从九寨沟出来，有人指点，可以坐九寨沟至成都的旅游车，途经松潘草地，“走”长征路。这一消息，使我俩陡添惊喜。一咬牙，每人花80元买了一张车票——这在当时可是很昂贵的。
时值八月。出发时还是艳阳高照，酷暑当头。我们这一车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清一色夏装裹身。我穿短裤背心，妻着短衫长裙。进入草地后，人烟逐渐稀少，顿有荒凉之感。偶尔可见到一些石头堆，讨教同行客方知，那叫“玛尼堆”，藏语称“朵帮”，就是垒起来的石头之意，类似于蒙古族的“敖包”，说明我们已进入藏族居住地区。藏族同胞以碎石块叠垒成堆，布上经幡，每次路过时，就在石堆上添加一些石块，然后绕“玛尼堆”顺时针走三圈，祈求上苍保佑。这里人烟稀少，天高地阔，间或出现几顶帐篷，二三牧民，还有陪伴他们的牛马。牧民见到汽车，老远就招手，就喊叫，我们还之以礼，也挥手，也喊叫。虽然素不相识，心却在沟通交流。天空忽有苍鹰盘旋，妻首先喊：“高山之鹰！”车厢里的人都伸出头来，对着天空大叫：“高山之鹰！高山之鹰！”车厢里，一派浪漫、欢乐景象。
不料，再往前走，气氛逐渐冷却下来。虽然门窗紧闭，但我们却分明感觉到寒冷在逼近、压迫过来。一步一步，一点一点，令人渐渐招架不住。冷，彻骨的冷。又过了一段时间，天空中居然飘起了雪花。雪花纷纷扬扬，似乎很温柔，很耐心，轻轻地叩击着门窗，无声无息地陪伴着我们前行。同车中有几个广东青年，生平第一次见到真雪，不由激动得大呼小叫。当司机在一个地方停车让大家方便时，他们又是拍照，又是打雪仗，可乐坏了。路旁有青青的小草，小草中间有成群的牦牛，以黑色居多，毛长长的，在悠闲地吃草。
牦牛不怕冷，我们怕冷。在车厢里面坐着，又不能活动，大家一个个瑟缩着，战栗着，纷纷从随身的行囊中搜寻衣服御寒——实在也搜不到什么衣服，除了夏装，还是夏装。无奈之下，我将一件雨衣披在身上，妻子索性把一条裙子套在头上。这时最艰巨的任务，是抵御严寒。
在草地上共走了两天。第一天傍晚到达松潘县城。松潘西面，有个地方叫毛儿盖。1935年7月，毛泽东、周恩来等率领中央红军到达这里。部队一面筹粮准备过草地，一面耐心等待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到来。其时，张国焘自恃兵众枪多，已经不把中央放在眼里。他野心大发，企图篡夺领导权。8月6日，党中央在毛儿盖的沙窝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对张国焘进行批评教育，决定红军兵分左右，经草地北上。然而张国焘竟拒不执行党中央的决议，主张西出阿坝，向青甘边缘退却。8月20日，中央又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反对张国焘的错误，坚持北上，实现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目标。这两次会议后，右路军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的指挥下，战胜严寒和饥饿，胜利通过草地，到达四川巴西。而左路军由于张国焘的倒行逆施，使红军两过草地，遭受了巨大损失和痛苦。
第二天，我们开始穿越草原腹地。或许由于气候逐渐干燥的缘故，草原没有我们想象得那样遍地是泥泞沼泽。但天气依然不好。天空仍不时飘着雪花。远处雪峰连绵，眼前野草茫茫，牛粪触目皆是。显然，这里已经成了良好的牧场。而50年前不是这样。当年红军过草地时，也是8月，气候比现在恶劣得多。记得曾读过周恩来的警卫员魏国禄写的回忆录：“草地是个气候变化无常的地区，有时天空无云，烈日晒得脸上火辣辣地疼；有时阴云密布，疾风暴雨猛烈袭来，一刹时就像到了严寒的冬天。在那越走越难走的草地上，长满了齐腰的水草，起伏不平，踏上去像是走在海绵上一样晃荡。”当时，红军后有川军，前有胡宗南，还要携带武器和极少的干粮，又缺少御寒的衣服，在茫茫的草地上跋涉了十几天。粮食吃完了，就挖野菜，吃草根，喝凉水，咽棉花，有许多同志没有走出草地就累死、饿死了。先烈们没有想到，在他们倒下14年之后，新中国就诞生了。半个世纪以后，又有一些人坐着旅游车，来重踏他们的足迹。虽然我们的目的是为了玩耍，但也是出于缅怀和感恩。每一个人的心中，都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红军，怀着深深的崇敬和谢意。
是的，历史不应该忘记。就在第二天，我们到达了红原县。“红原”二字是由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亲自命名，意为“红军走过的草原”。
出红原抵南，经刷经寺，直奔成都，离松潘草地渐渐远了。
又是艳阳高照。
责任编校：邬彦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