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80年代在京城求学时，周日唯一的爱好，就是骑着一辆破自行车穿梭一条条胡同，寻找那些我知道的曾在历史上留下印记的文化名人的故居。譬如鲁迅故居（我指的是八道湾）、郭沫若故居、欧阳予倩故居、胡适故居等等。其后，有机会到海内外走走时，首选的旅游点还是名人的故居。
　　学历史的我固执地认为，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不是带有唯物色彩的“读书与实践相结合”的释义，而是带着历史去行走——触摸承载历史的现场。所谓“发思古之幽情，吟伤今之离恨”，不读历史，何以“思古”；不行走，何来“幽情”、何来“吟伤”？历史读本的标杆——司马迁的《史记》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因为有这样的嗜好，读书就爱寻找同好。姜异新的新书《走读胡适》，就是这样的“契合”，她在胡适去世50周年出版的这本书，就是在读与行之后出来的。
　　曾亲炙胡适的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说，胡适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继往开来的启蒙大师。“继往”是指胡适在学术旨趣上，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学术方法、资料整合能力，“开来”则是指胡适引介西方学术方法论，在中国语境中，重新理解问题。而“启蒙大师”，则是指胡适学术方法与理论，获得了五四之后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极大认同。胡适，作为一种文化象征，多年来一直被不断的解读。
　　对胡适的研究，姜异新当然是后学。她因为研读现代文学史与胡适相遇，一直在读着胡适。尽管读了很多，她仍感觉“书到今生读已迟”。她选择了“走读”——实际上是“读走”的方式，边读边走，边走边读。她说，这种“走读”，“不是人文旅游的雅致说法，不是行万里路的走马观花，是将地理景观作为可解读的文本，将文本作为可透视的文化景观，而由我，一个个人的行走，贯穿起逝去的历史，使之带上些许生命的鲜活”。
　　胡适曾经说过：“个人与国家的最大罪恶是漂泊。”而胡适生逢清末，一路民国；1949年避开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生摇曳着，漂泊着——安徽、北京、上海、美国、台北。可以想见，胡适多么渴望结束这种“罪恶”，让文化和心灵都有驻地。“走读”中的姜异新，常常不自觉地与胡适的感觉契合，并以优美的文笔，让这种感觉流淌出来。
　　《哥大之追》，写胡适与哥伦比亚大学的关系。胡适在这里上学，但何时获得博士学位却成为一场公案。姜异新用一个“追”字入题，既寓意胡适对博士学位的追补，又可以理解为胡适对导师杜威的追随。《暮立南港：自由与容忍之间》，写的是胡适在台北南港最后三年的时光。胡适的寓所，是蒋介石的稿费专款、中央研究院院长职务的追加资金合二为一盖起来的。胡适一生追求自由，但“政府”的院长职位，以及“总统”蒋介石的青睐——或者说关注，他的自由度有多大？他的生存，必在“自由与容忍之间”徘徊。作者用一个“立”字入题，胡适也“立”起来了。作者说，这个“立”字很费了她一番心思，因为只有这个字“最能表达胡适最后岁月对某些东西的容忍和执著。他从来都不会像鲁迅那样‘横’站着，但也是傲然挺立的”。
　　“发思古之幽情”，是在历史的背后，续接的则是当下。作者在走读中真切地触摸到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温热的心跳，事实上也是给当下文化在把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