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国，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接受国，然而美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令人惊讶的少。本文探讨了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从美国与作为中国最大的直接投资来源国的香港在对外直接投资上的差别，就不难理解美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为什么这么少。实验结果表明，美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主要受市场进入的刺激，而香港主要受出口的影响。本文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美国直接投资的特征、状况等，对我国制定利用外资政策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一、导言
　　美国长期以来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接受国，是1993年来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接受国。然而，中国接受的大部分外国直接投资并非来自美国，而是来自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香港。如表1所示，当中国在其引进外资最繁荣的1992—1996年，美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不到8%，而同期美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达41%。事实上，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远小于对许多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尽管这些国家在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收入增长上并不比中国有优势。美国在中国较少的直接投资引出了一个问题：怎样用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来解释美国投资者同中国定位特征间的相互作用。
　　本文通过估价中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吸引美国直接投资中的利弊来阐明这一问题：对中国来说，保持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包括美国直接投资，不仅可以增进其经济增长，而且对通过引进美国直接投资中的先进技术来使工业结构升级也是必要的。对美国来说，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出现的市场和力量，同中国打交道是不可避免的。对外直接投资可能成为美国的一个政策工具，不论其目的是遏制中国或是同中国达成协定。
　　本文研究了美国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尤其通过比较美国投资者同作为中国最主要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的香港投资者，来分析美国投资者的行为。自1977年以来，香港的直接投资占中国每年引进外资的半数以上。本文所提供的证据表明，中国定位的利弊得到了美国和香港投资者的不同反应。虽然美国直接投资受到中国大市场和贸易壁垒的极大刺激，但由于中国对市场导向型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政策及麻烦的中美关系，使美国直接投资的增长受到限制。香港直接投资主要是出口导向型，它受到了中国廉价劳动力及对这种外国直接投资刺激政策的鼓励。
　　第二部分简单地解释了对外直接投资为什么存在并来源于一个概念框架，在这个概念框架中，可以分析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第三部分讨论了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模式及同香港对外直接投资相比使其具有风格化的因素。第四部分展开了经验模型并提供了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估计结果。结论和一些政策含义在第五部分讨论。
　　
　　二、概念框架
　　
　　对外直接投资的产生主要是由于跨国公司的国际运作行为。由于内在的不利因素及国外生产的高成本，一个跨国公司必须拥有一些特殊的优势，如先进的技术或由于规模经济产生的低成本。一个拥有所有权优势（专利或商标名）的公司将在国外开一个拥有定位优势（廉价的劳动力或成长的市场）的附属公司来最大化其利润。所有权优势和定位优势可以通过在国外直接投资使生产内在化（不通过出口或许可证）来获得。
　　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同领先技术优势、商标名、有效的市场网络等这样模糊的优点联系在一起，它们使跨国公司拥有有价值的市场力量和成本优势，使其在对外业务中胜过了其不利因素。香港的跨国公司在技术和组织的精致化上可能并不处于世界前沿，香港对外直接投资的所有权优势可能来自于其专门化的市场技巧，它能使投资者及时传递相同质量的产品到西方市场，或是来自于对更多的劳动力密集型环境和产品循环理论对地方原材料成熟技术的适应上。另一个独一无二的所有权优势是香港同中国大陆的民族联系：拥有共同的语言和文化，这使香港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协调和运作上更加容易。
　　根据跨国公司的动机、技术和产品结构，可以很容易地区分垂直型（出口导向）和水平型（市场导向）对外直接投资。垂直型对外直接投资受利用国外廉价劳动力动机驱使，生产过程在劳动密集型国家分为不同阶段；水平型对外直接投资受市场进入的诱导，将工厂建立在多个国家来服务当地市场。大体上来说，垂直型跨国公司包括标准化的技术，并将至少有一个使用不熟练劳动力的生产阶段定位在海外。因此垂直型对外直接投资更能吸引相对资源而言具有低工资的东道国。贸易成本（税收和交通费用）可使投资减少到这样一个程度：位于东道国的跨国公司的附属公司将从其母国进口设备或中间产品。由于其自由自在的特点，这类的对外直接投资也会被那些提供税收等优惠刺激的国家吸引。
　　水平型跨国公司为了规模经济在国外建立相似的生产设施并进入国外市场。为同当地生产者竞争，水平型跨国公司必须拥有东道国没有的特定技术优势。由于大的市场规模能提供更多的机会来有效地实现规模经济，因此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在吸引这类对外直接投资中起重要作用。当一国市场增长到一个重要的界限水平，外国公司将开始投资且明显地增加投资。由于这类对外直接投资伴随着先进的技术，它通常对人力资本和东道国的基础设施有较高的要求。水平型对外直接投资同跨国公司利用出口来为国外市场服务间的替代关系意味着市场的进口限制将减少更多的水平型对外直接投资（“税收跳跃”假说）。
　　


　　三、美国在中国直接投资的模式
　　
　　1.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趋势
　　图1描绘了1979—1997年之间 美国在中国直接投资及其在中国引进外资总额中的份额。两条曲线根据美国直接投资的绝对量，给出了一定时期美国投资者对中国定位特征变化的反应及与其他国家投资者相比所处的相对位置。图2描绘了中国在美国对所有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中的比重，另一方面，也显示了美国投资者对中国作为一个潜在投资场所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做出的估价。两图不仅表明了相对其他投资者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美国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地位，而且显示了母国（美国）和东道国（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影响。
　　结合图1、2，1979—1997年，美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阶段（1979—1985年）以绝对量、美国在中国引进外资中的比重、中国在美国对所有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中的份额迅速增长为特征。强大的美国直接投资反映了美国公司在技术和管理上的竞争优势，及在这个巨大的、未开发的市场上对利用新的经营机会的热心。第二阶段（1986—1991年）表现为美国直接投资在两个份额中实质性地减少，虽然其绝对量在小幅增长中波动。早期项目的低回报和对基础设施的深深失望以及讨厌的官僚机构，使美国公司在这一阶段采用了更小心的手段。第三阶段（1992—1997年），美国 直接投资在绝对量和在对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份额上明显增加。1993年美国直接投资史无前例的兴旺，比1992年增长了150%。这种兴旺持续到1996年的34亿美元，占美国对所有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12%。但美国直接投资的兴旺并没有使其在中国引进外资中的比重增长。事实上这一比重甚至有所下降！


　　表2摘录 了中国引进外资在3个阶段的主要来源，强调了美国直接投资份额的减少和香港直接投资在中国的主导地位。虽然第一阶段美国直接投资份额以14.6%列第二位，在第二阶段其份额被日本超过减少至10.4%。第三阶段这一份额持续减少到7.5%，同香港（54%）相比，美国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很小的投资者，位于台湾（9%）和日本（7.9%）之后。总体来说，1979—1997年，香港直接投资在中国引进外资总额中占55%，美国直接投资仅占7.9%，中国在美国对所有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中的比重仅为6.6%。
　　美国在中国直接投资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在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总体模式的变化相关。前20年间，美国在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集中在有成长市场的国家中（即拉美、东亚、东南亚的新兴工业化国家），而不是低工资国家。很明显，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投资者更受到进入正在出现的市场这一动机的驱使，而不是寻找供给来源的低成本。因此，美国投资者到中国不是为寻找廉价劳动力，而是为了它的潜在大市场。
　　中国对外国直接投资政策影响了美国直接投资的模式。1979年“合资企业法”的通过使外国投资者开始在中国出现。虽然这一法律允许外国公司的进入，但它并没有允许货币自由兑换和减少官僚作风。1986年，中国制定了包含税收优惠政策的新规定(“二十二规定”)来鼓励外国投资。然而，外国直接投资仅被用在除了海上石油勘探外的出口和不动产（尤其是宾馆和其他同旅游相关的项目）上。在这样一个促进出口的外资制度下，众多美国公司出现利润兑换外汇问题。以出口导向投资的香港公司可以直接获得外汇，并更能成功地规避严重的外汇赤字，但市场导向的美国直接投资不能获得足够的外汇来对投资者执行义务，包括给他们分配利润。因此，如图1、2所示，香港和其他出口导向的直接投资稳定增长，但20世纪80年代，美国投资者逐渐认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比中国更有吸引力。
　　直到1992年，中国逐渐开始在一定领域向跨国公司开放其国内市场，包括如电讯、交通、银行和保险等的服务业，“促进出口”的外国直接投资政策才有所改变。1992年，中国在大规模引进外资上达到了一个关键点。那一年，根据实际GDP衡量的中国市场大小超过了1979年的5倍，1992—1997年的年GDP增长率为11%（SSB，1998）。市场增长和制度变化使外国直接投资总额和美国直接投资的流入戏剧化地增长。
　　但是，美国在中国直接投资的份额并未增长，反而在兴旺阶段稍有下降。虽然中国对美国投资者变得更有吸引力，美国直接投资也确实明显增长，但美国直接投资在中国远未达到其潜在能力。除了别的因素，麻烦的中美关系是大量美国直接投资流入中国的主要障碍。
　　2.美国直接投资和香港直接投资：一个比较分析
　　如果不将美国直接投资同香港直接投资比较，就很难完全理解美国在中国直接投资的状况及动因。事实上，美国直接投资的模式很大程度上与美国和香港投资者在偏好和技术上的不同相关。


　　外国直接投资合同的类型。在中国直接投资的3种常见形式为股权式合营（EJV）、契约式合营（CJV）和外商独资企业（WFOE）。同香港直接投资相比，美国直接投资更多为EJV，而非CJV，主要是由于美国投资者瞄准中国市场，对发展长期工业联合企业有浓厚兴趣。这样的企业运作通常需要一个相对长的周期和在单一联合企业集中控制下的综合运作。CJV则吸引香港直接投资，关注出口加工产品，倾向于相对小和短的周期。
　　部门分布。美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与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同香港在中国的直接投资相比有不同的部门分布。如表3所示，相对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美国直接投资在中国的部门模式最显著的特征是制造业占主导地位，服务业如通讯、银行和保险可忽略不计。美国直接投资中服务业的份额在拉美为54%，亚洲和中东为28%，中国仅为约3%，甚至少于非洲（15%）。这显然是中国允许外资进入制造业而非服务业这一倾斜制度的结果。


　　表4列出了美国直接投资和香港直接投资在部门分布上的不同模式。香港直接投资相对美国直接投资主要投在轻工业和纺织业上（44%对22%），美国 直接投资更关注能源、医药、农业、电子和重工业（54%对29%）。这与一个广被接受的观点相一致：香港直接投资同劳动密集型部门相关，且瞄准国际市场；而美国公司更喜欢服务于中国的国内市场。
　　技术和规模。以上讨论的部门分布也表明了美国直接投资的项目可能在技术和规模上与香港有所不同。总的来说，美国直接投资伴随着先进复杂的技术和资本强度，包括电子、机械、飞机、汽车。美国直接投资项目的平均规模为420万美元，比香港直接投资项目（290万美元）大40%。美国投资者为合资企业平均出资是香港的两倍（USCBC，1990）。大部分香港跨国公司为中小规模，较少或不实施研究与发展，专攻劳动密集型生产。它们的竞争限于制造、出售轻工业产品，以价格而非独特设计来赢得管理和市场优势。


　　地区分布。美国直接投资80%分布在大都市（北京、上海、天津）或沿海地区（表5）。美国在大都市的投资（总项目的32%）为香港直接投资（12%）的2.7倍，在沿海省份则明显小于香港（47%比67%）。这些不同显然与他们的投资动机和技术特征相关。大部分美国直接投资的最终目的是在中国销售，因而偏好在商业和金融中心的大都市、大地区市场投资。此外，资本密集型技术体现了美国直接投资需要一定水平的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这只能在大都市和沿海地区获得。香港直接投资则更注重那些拥有便于出口的交通和水运的沿海城市。
　　为什么美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在中国引进外资中的份额和在发展中国家中的份额这么少，这是美国跨国公司的偏好和技术与中国的定位特征相互作用的结果。有证据表明，美国跨国公司以其技术优势为基础，对获得东道国的市场进入有强烈偏好，因此美国直接投资主要是市场导向。然而，中国引进外资的制度主要以促进出口为特征，期望外资项目瞄准国际而非国内市场。此外，20世纪80年代，按GDP和人均收入，中国并未达到其市场潜力。20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逐渐放松对市场导向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更重要的是，90年代，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引起市场规模的明显增大和基础设施的改善，使中国吸引外资尤其是市场导向外国直接投资达到新的界限。不幸的是，对美国直接投资来说，这样一个好的环境被麻烦的中美关系、特别是美国遏制中国的意图所抵消。因此，虽然美国投资者明显地增加了进入，与其他跨国公司相比，却没有达到自己的潜力。
　　
　　四、概要和结论
　　
　　事实表明，不理解美国直接投资的偏好、中国的定位特征、美国和香港投资者的差异三者间的相互作用，就不能完全理解在中国令人困惑的少量的美国直接投资。美国直接投资是其投资者对市场导向投资的偏好和中国促进出口引进外资制度的结果。
　　在接受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直接投资上，中国远未达到自己的潜力，因此通过引进外资中的技术转让来使工业结构升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研究表明，没有更好的、市场化的国内市场，尤其是包括通讯、银行和保险的服务部门的市场化，美国直接投资不可能大量流入。无疑，中国政府已意识到这一问题并对美国直接投资制订了“技术贸易市场”战略。此外，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外资的流入，更多的外资流入反过来也依赖经济的快速增长。由于出口导向外国直接投资的扩张受世界市场对产品需求的限制，因此，支持未来大量的外资流入必须有更自由的引进外资制度。
　　美国直接投资对贸易壁垒的积极反应也许能为中国获得先进技术提供一个政策选择。实际上，中国利用其成长的市场，仔细设计贸易政策，通过进口或外国直接投资来获得所需技术并不困难。对中国领导人来说，更困难的任务可能是为持续增长的外国直接投资建立政治稳定，这也许能通过更深入的政治、经济改革来获得。
　　 （郭旗 郭峰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