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我真的很恼火，也想不通为什么这样的早点铺还能赚钱。我赌气不再去这个早点铺，但我发现我错了，因为不去那里，还真没地方去。
　　村子里没什么特色饭馆，但早点铺却做得气势恢弘。从南方的米线到北方的卤煮，从日常的包子到精致的麻团，品种之丰富如同博览会。
　　这还不算，这个早点铺最大的特点是：服务员永远比食客多。我算了一下吃到早点的程序，交钱开票是一手，把票拿给前台是一手，前台将票递进厨房是一手，厨房做好吃的，把吃的从窗口递给前台是一手，最后一手是，一个服务员端着一碗热腾腾的东西，站在屋子中央喊：“谁的炒肝儿？”一共五手。
　　在如此繁杂的五手之下，想获得细致的照顾是不可能的。你特意叮嘱一声：“豆腐脑里放点辣椒”或者“卤煮里别放香菜”，一般没人记得住。
　　吃早点是一件很耗费精力的事情，因为从头到尾，每个人都必须紧盯着自己的吃的。有一天我正坐在那里看着前台，想我的豆浆怎么还不送出来，突然一个大美女来打饭。那个女孩一进来，整个早点铺就熠熠生辉。她只穿了短裤，上面松松垮垮罩个大T恤，一副没睡醒的慵懒样子，站在我前面一晃，人眼睛都花了。四周等着吃的人，或者正吃到一半的人，几乎都有那么一刻的停顿，就差嘴里没出声。也就这么一眨眼的工夫，我的豆浆就被端到别的桌子上去了。我把服务员叫过来交涉，问她为什么不先给我上而给后来的别人上，她说：“你别着急，都有都有。”结果说完这话，大美女不见了。
　　这还不是最气人的。最气人的是，他们服务员自己要吃早饭。每到早晨八点半，这帮人准时铺开桌子，围坐一起，当着大家伙的面在那里吃，而其他客人，都眼巴巴地看着。服务员无论男女，都是年轻人，饭量大。他们把桌子上堆积如山的油饼、包子、肉夹馍什么的吃得一点不剩。有的人喝完粥之后还要来一碗煮豆腐泡，吃完煮豆腐泡还要来一碗羊杂碎。这个时候，服务员的人多势众和顾客的势单力孤就对比出来了。如果正好厨房里做好了什么，一般会喊：“一个油饼。”然后那些正在吃饭的服务员头也不抬地回应：“一个油饼是谁的？”周围的食客立刻像小学生一样高高举起手来，特雀跃地说：“我的我的。”这时候才有人很不情愿地站起来，把油饼端到其中谁的面前。
　　你要以为这个餐厅是国营的可就大错特错了，这个餐厅是私人的。老板就混迹在那些服务员中间。我开始还不知道，直到有一天，我好不容易等他们吃完了，刚喝上自己的豆浆，一个人就坐到我的身边。他态度和蔼地问了我许多问题，比如“这里的品种还可以吗？”、“还需要增加点什么？”、“都有什么宝贵意见尽管说。”人家态度这么好，我当然不能只顾着自己吃，于是便问他，门口那个大招牌上为什么不写“经济实惠”之类的，而非要写上“扎根郊区，回报社会”。老板说：“哎呀，人总是要有点社会责任感的呀，我们不能因为我们做的是小事，就把大事给忘了。再远的郊区，它也是北京啊。”他接下来又问了我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不吃我们这里的卤煮？是不是因为定价太高了？其实我们的卤煮是最正宗的。”
　　卤煮8块钱一碗，的确是他们这里早点中的贵族。但我不吃卤煮不是因为价钱，而是因为他们的厨子总是固执地往碗里放香菜，让人一看就是外行。城里“小肠陈”的传人特意通过媒介教导我们说：“卤煮里千万不可搁香菜，那样味道就全被遮没了。”于是我就说：“我不喜欢吃里边的香菜。”
　　“你大错特错了！”老板坚决地说，“怎么能不放香菜啊？香菜多好吃啊？”
　　有一段时间我真的很恼火，也想不通为什么这样的早点铺还能赚钱。我赌气不再去这个早点铺，但我发现我错了，因为不去那里，剩下的惟一一个铺子就在我们小区门口——那里原来是这个小区惟一的公共厕所，去那里吃饭，要克服更大的心理障碍。
　　没办法，村子里经济还不发达，独此一家啊，就如同我们小区的有线电视，怎么也收不到凤凰卫视，每年还腆着脸固执地收钱。不交钱的话，连土鸡卫视都看不到。
　　所以，我只好受着，渐渐地也无所谓了。让吃什么就吃什么呗，我已经比大多数人幸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