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泽华先生（1935—2018），河北石家庄人，中国当代著名史学家，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著名学者。1957年入读南开大学历史系，翌年即留校任教。

学术建树

　　泽华师的研究领域包括先秦史、政治史、知识分子史、历史认识论和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几十年来，成果丰硕。其学术建树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其一，著述等身。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自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以后基本停滞。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得以复苏。1984年泽华师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出版，这是继1924年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之后唯一的一部同名学术专著，其翔实和厚重的程度，体现了中国学术界60年来的知识积累和理性认知的进步。其后，1987年泽华师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出版。这两部著作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嗣后几十年，泽华师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用功尤勤，出版了一卷本《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1992）、三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1996）和九卷本《中国政治思想通史》（2014）。这三部著作跨度二十余年，描绘出泽华师在中国政治思想史领域的超越性进路。此外，泽华师还有《中国政治思想史集》《中国的王权主义》《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等30多种著作。
　　其二，开创学派。学者的成功不仅在于著述，更在于培养新人、接续文化与传承学术。泽华师于1982年初开始指导硕士研究生，1994年始招博士研究生，几十年来培养弟子众多。其中一些弟子选择在高校或科研单位任职，在学术观点上与先生相承相通，逐渐形成了一个相对松散却志同道合的学术群体。泽华师的学术旨趣在于反思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以批判中国君主专制政治为要点，形成了一套学术理念，具有鲜明的启蒙性。在泽华师的感召和引领下，学术群体虽然分散在各地，却也能坚守学术志向，传承先生衣钵，形成了李振宏先生命名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王权主义学派”。
　　其三，知识创新。坊间探讨何为大学，谓之须有大师。能称为大师者，必然能在人类社会的知识传承方面有所创新。泽华师正是这样。
　　首先，在王权主义总体把握的认知基础上，泽华師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命题和范畴做了梳理。诸如传统人文思想与君主专制主义、宗教与政治、王权与“学”及士人、王权与圣人崇拜、革命与正统、政治理想与政治批判，以及道与王、礼与法等。又提出中国传统政治思维的“阴阳组合结构”，这一判断极具首创性。泽华师在几十年的探索、思考中，构筑了自成体系的学理逻辑，构建了充分展现其学术创新性的知识体系，终成一家之言。
　　其次，学术观点的创新。泽华师的研究新见迭出，多有首创性学术判断。
　　比如关于“王权支配社会”。这一观点是在传统的“权力支配经济”基础上提出的。“王权支配社会”的提出具有首创性，用泽华师自己的话说：“我提出这一看法不是出于灵机一动，而是多年来学术积累的概括。”正是在这一看法的基础上，总结出了“王权主义”理论体系。这一学术判断为深入解读和诠释中国政治思想提供了政治学视角，对于诸多传统论题的研究，诸如天人合一、圣人观、重民思潮等得以走出前人的框架与格局很有助益。
　　最后，研究方法的创新。泽华师是比较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自喻“马克思主义在我心中”。他的方法论基础是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学界称为“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泽华师坚定而决然地摒弃了僵化、教条思维，扩展视野，提出并践行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互动”方法与价值研究方法。泽华师密切关注与中国思想、社会和历史相关的宏观性问题，从批判和破除教条主义的思想禁锢出发，彰显和倡导史家自由思考和独立认识的主体意识，形成了成熟的方法论理念，并用于研究实践。互动研究方法和价值研究方法的提出，对推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深入与拓展，构建创新性知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治学理念

　　泽华师的治学理念十分明晰，如其自述：
　　首先要正视历史，确定历史转变的起点。我们经常说要了解和熟悉国情，而历史就是国情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我的研究目的之一就是为解析中国的“国”，并说明我们现实中封建主义的由来。
　　可知泽华师作为历史学家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家国情怀和于国于民的深切感情，凝聚为特色独具的治学理念。
　　其一，反思之学。泽华师作为历史学家，认同这样的理念：历史是个不断的再认识过程，需要当下的认识主体不断地予以反思。“学科学理与反思国情就是我研究政治思想史的两个主要依据，也是我三十年来循而不改的一个原因。”这是他致力于“反思”中国历史与传统政治思想的“愿力”所在。
　　泽华师的反思之学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认识论来看待”。二是延续“五四”批判精神。泽华师说：“‘五四’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都是划时代的，不管别人怎么批评，我个人还是要沿着‘五四’的批判道路接着往下走的。”
　　正是基于对这一治学理念数十年的坚守，泽华师及其研究群体才能在中国政治思想史领域不断推出成果，为当代中国的文化精神提供理性与新知。
　　其二，学术主体性与自由思维。泽华师的治学理念突出体现了作为历史学家理应具有的学术主体性和自由思维。他明确表示：“我一直主张独立思考，强调学术个性。”
　　泽华师提出：
　　在认识对象面前，一切学派都应该是平等的，谁先认识了对象，谁就在科学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其三，翔实和“下笔有分量”。泽华师秉承了南开史学的学风——“平实”。他的创新性论断和首创性学术判断，无不具有翔实的理论依据和史料依据。这种治学理念的基础是“一万张卡片理论”。 　　在南开大学做青年助教时，南开大学历史系泰斗郑天挺先生的一句话令泽华师牢记在心——没有两万张卡片的积累，不能写书。嗣后他自称为“文抄工”。他说：
　　我这个人不聪明，底子又差，记忆力也不好，所以首先做的是文抄工，每读书必抄，算下来总共抄了几万张卡片。批评者没有人从资料上把我推翻。我的一些考证文章到现在仍经得起考验。

本书价值

　　前述泽华师的学术建树，诸如界定研究对象、观点创新、方法论创新等，在这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均有体现，前面的叙述中也有征引，这里不再重复。就本书的价值而言，这里有三点体会。
　　其一，系统梳理。这部著作对先秦时期的政治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诚如泽华师自述，这是一部“迄今为止最系统、最全面（包括‘人’和‘书’）、资料最翔实的一部先秦政治思想史”。从体例来看，有三个特点。
　　一是脱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套路，真正形成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知识体系。本书摆脱了中国哲学史的影响，独辟蹊径，许多专题都是哲学史所没有或仅略有提及的。如前述“予一人”与王权专制思想，《尚书·吕刑》的思想，祭公谋父、邵公、芮良夫、虢文公的政治思想，子产、范蠡、叔向的政治思想，《尚书·洪范》的思想等。泽华师从界定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对象入手，旨在自成章法，构建中国政治思想史知识体系的初衷，在这部著作中得以践行。
　　二是本书中的所有立论均具有翔实的史料依据。泽华师自述：
　　本书的立论基本上是来自归纳法，所有的材料都是从“母本”中梳理出来的，而且在解释和运用时也都以“母本”的整体性为前提。我曾给自己“立法”，决不抓住一两句话，离开“母本”体系，推导和演绎出现代性的政治观念或理论。由于以归纳和“母本”体系为基础，我自信本书叙述的内容更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
　　所谓“言必有据”，这正是泽华师“让史料说话”治学理念的验证。
　　三是理论上的突破与尝试。本书的出版在1984年，写作时间大约是从1979年至1983年。那个时段的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几十年的思想禁锢、教条主义束缚还没有完全破除，在理论方面有所突破是需要胆识和超前意识的。关于这部著作，泽华师说：
　　在研究方法上我突破了用阶级理论定义政治的“铁则”。我认为政治有阶级性，也有社会性。
　　改革开放前的學界受到教条化阶级论的严重影响，做出学术判断的前提是要认定思想家及其政治主张代表的是哪个阶级。譬如认为老子代表的是腐朽的没落的奴隶主阶级，他的思想就是反动的落后的。认为孔子的思想代表了先进的新兴地主阶级，他的思想就是符合历史潮流和先进的。这部著作则完全摒弃了几十年来桎梏人们头脑的“阶级代入法”，在历史学界具有明显的开创性。
　　其二，拓展研究论域。在这部著作中，研究论域的拓展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突出了政治哲学的研究。政治哲学是理解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政治特质的关节点，本书抓住了要害。二是开辟了以往被忽略的论题。比较典型的有第六章第七节《周礼》中的国家体制思想、第九章《管子》“轻重”篇的商业治国理论、第十章阴阳家以天人配合为特征的程式化政治思想等。
　　对于学者而言，个体主体性的强化必然拓展其学术视界，泽华师拓宽研究论域的努力在这部著作中得以充分展现，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的复兴启动一良好开端。
　　其三，观点创新。这部著作是泽华师的早期专著，王权主义理论还没有完全成形。书中使用的概念是封建专制主义。不过在学术判断方面，已经具有了比较成熟的思考，故而创新之见迭出。譬如说本书一个最主要的结论是：先秦政治思想的主旨是君主专制主义（或王权主义）；诸子争鸣争的是实行什么样的君主专制；先秦诸子没有哪一位在主旨上是属于一些学人所说的民主主义、民本主义、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老子的“无为”论、孟子的“民为贵”论都是从属于君主专制主义的。
　　这一论断解答了三个问题。一是先秦诸子争鸣的实质是关于治国方略的争论，而非政体形式或道路选择，因为君主政治是既定的政治事实，无须讨论。二是传统政治思想里面不存在现代民主、人道主义的思想，诸子之学除了极个别，都是君主政治的拥戴者。三是上述观点“大体确定了我其后的学术进路”。据此可以认定这部著作在泽华师学术生涯中的重要定位。
　　总的来看，《先秦政治思想史》是泽华师数十年学术生涯的奠基之作，也是他“走在思考的路上”的开端性著述。同时为读者了解这位有思想的政治思想史研究者、这位具有学术主体性和自由思维的历史学家的思想世界打开了门径。阅读这部著作不只增长知识，而且能了解国情、进益思考、促进思维，或许，对于我等愚钝后学开启灵智、达成有头脑会思想之快意人生亦有所裨益。
　　（作者系历史学博士，政治学教授，任教于南开大学、山东大学。现兼任中国政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会常务理事兼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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