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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外语在知识、信息交流中非常重要，但当今外语教学和学习似乎陷入误区。中国现代史上最早为了了解西方科技文化学习外语的知识分子的“轶事”对今天很有启发。林语堂、胡适、鲁迅等都是迟至少年，甚至青年才开始学习外语，但外语水平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陈寅恪、季羡林、朱本源，这些老一代史学家，他们触类旁通，轻轻松松就掌握了十几二十门外语，让人不可思议。总括起来，主要有这些原因：第一，复兴中华民族使命感产生的内在动力;第二，学以致用，干中学的正确方法;第三，根据语言演变的历史学习语言。对标教育部英语课程标准，这些“历史轶事”对目前中学英语教学和学习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历史轶事;林语堂;陈寅恪;印欧语系
【作者简介】李廷位，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教育局。
一、外语为什么成了屠龙术？
目前，中小学生学外语似乎普遍陷入了一个误区，即：把学语言作为学习语言的最终目标，也就是认为外语学习的核心是语音、语法、词汇学习，对阅读、听说、写作这些语言真正的使用功能却不太重视。这种认识大概发源于高考导向。高考导向就是把外语学习导入两个方向：一个是考试是学习的终极目标，所有的学习资源（方法创新、精力分配等）都向这个终极目标集中。另外一个是外语学习停留在“学”的阶段，而不是学以致用。正是由于此，现在的高中生，甚至大学生，外语学习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开始，耗费了巨大的精力，投入了巨大的成本，但是学了十几年的外语最终成了“屠龙术”，没有真正用起来，或者说没有真正培养起使用外语的能力和习惯。
进一步讲，中小学生学外语陷入了一个“高能耗，低产出”的误区。这是一个怪圈。高考导向的可简单量化要求导致外语学习向违背其规律的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偏离了语言基本的交流功能。语言的最终目标是人际交流，并且从中获得信息等等。但是这些功能可简单量化性较差，无法通过简单考试加以确定。另一个是偏离了语言基本的阅读媒介功能。阅读既是获得知识和信息的渠道，也具有独立的愉悦身心的作用。这些功能更是考试无法鉴别的个人能力。由于路径依赖，我们的外语学习、外语教学在这个谬以千里的路途上大有愈走越远的风险。
二、歷史上的“外语轶事”
历史始终是一面镜子，让我们能够看清现在。通过不远的历史上的很多“轶事”，可以提供另一个视角，让我们看到外语学习中的现实问题所在，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向。熟悉近现代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在动荡的年代艰难地完成了学业，为了向外国学习20岁左右才开始学习外语，但是，他们很多人不但学业上有建树，外语水平敢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比如，林语堂，现代史上一个著名的作家，他提倡幽默，崇尚性灵写作、闲适写作，开创了白话小品文写作的先河。他的中文著作，比如《有不为斋文集》《道家是个幽默派》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今天读来也妙趣横生。其实他最为人称道的作品，比如《京华烟云》《中国人的艺术精神》和《吾国吾民》都是用英文写成。这些英文作品一度在美国热销榜上连续几个月高居榜首，作为一个非母语作者，这在当时的美国是绝无仅有的。这些作品翻译成中文，在国内的影响至今不衰。
再比如胡适，他开始学习英语时大概是14岁，19岁留学美国，开始真正的英语学习和实用。据说胡适的英语口语很有些家乡安徽绩溪口音，但他后来在美国各大学巡回演讲，英语口语的流利表达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胡适为人所称道的是他的英文写作。他写的英文公文用词之得体，文意之雅致，连美国的文章老手也啧啧称赞。我们最熟悉的鲁迅先生，他以21岁的“高龄”在速成班开始日语学习，为留日做预备，同年（1902年）赴日本留学。鲁迅在日本逗留了7年之久，期间还自学了俄语和德语。鲁迅的日语水平自不待言，就是俄语和德语，从他后来的翻译著作来看，虽然因为生硬的直译不为学界接受，但其对原著的理解应该没有问题。此外，鲁迅的著作中也不时有英语单词，说明先生也在英语上下过功夫。
有一桩无法证实的公案是，有一次在朋友聚会的饭局上，林语堂的中文中夹杂着英语，引来鲁迅的大为不满。两个人当场发生口角。就因为语言之争以及背后的主义之争，两个人分道扬镳，有一段时间在各自所办的杂志上互相攻讦。鲁迅去世后，林语堂还在大洋彼岸写了一篇阴阳怪气的悼念文章，并在文中“幽默地”提及鲁迅睚眦必报的“鸡肠小肚”。
三、历史学家的“外语轶事”
国内真正对外语学习和应用做到极致的是历史学家，特别是研究古代历史以及中外关系历史的学者。陈寅恪是其中的佼佼者。陈寅恪被大家所熟知的是研究唐朝政治制度，他晚年花了很大精力为明朝妓女柳如是树碑立传（《柳如是别传》）。其实，陈寅恪还有《蒙古史》传世，他还在敦煌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盛传陈寅恪通晓包括英、法、德、俄、西班牙、日、蒙、阿拉伯、梵、巴利、突厥、波斯、匈牙利、满、藏、希伯来、拉丁、希腊、回鹘、吐火罗、西夏、朝鲜、印地、暹罗等20余种语言。从其游历轨迹看，陈寅恪应当掌握日语、德语、英语。从其所修课程看，陈寅恪涉猎梵语、希腊语、巴利语。从其所记笔记看，陈寅恪涉猎藏文、蒙文、突厥回鹘文、吐货罗文（土火罗文）、西夏文、满文、朝鲜文、佉卢文、梵文、巴利文、印地文、俄文、古波斯文、希伯来文。陈寅恪所掌握的外语至少覆盖了世界七大语系（印欧语系、汉藏语系、亚非语系、突厥语系、南岛语系、达罗毗荼语系和尼日尔-刚果语系）的前四代，真不愧为一代宗师。
季羡林是陈寅恪的弟子。季先生生前被好事者奉为国学大师，据说先生本人力却不受，颇有大师风范。季羡林的外语虽然不能和他的老师比肩，但也是如江洋之滔滔，蔚为大观。季羡林精通英文、德文、法语、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文、法文、阿拉伯语。季羡林精于吐火罗文（当代世界上分布区域最广的语系印欧语系中的一种独立语言），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种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季羡林的学术以东方学著称。东方学简单地说就是古印度学。季羡林有印度史、古印度语言和佛教语言等诸多方面的学术著作。季羡林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翻译了很多古印度文献，包括印度伟大的史诗作品（也是研究印度历史的重要史料）罗摩衍那。 朱本源是和季羡林同代的老一辈历史学家。朱先生生于新文化运动初期（1916年），1945年中央大学毕业，获得硕士学位，有两年的留美经历。朱本源先生的专业是史学理论，学术研究专注于古代史学理论，比如，孔子的史学哲学，司马迁的史学理论以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等。朱先生所研究的领域与外语没有直接的关联，但其外语功底非常深厚。据他的学生回忆，朱本源先生自称：英法比较熟练，德文还可以，西班牙等欧洲语言大致能听懂。俄语是后来学的，能看资料。朱本源先生上课时遇到一个词，说拉丁语怎么写，英文怎么写，德文怎么写，俄文怎么写，法文怎么写。先生这种在各种语言之间自由转换的能力让学了十几年英语但仍然不能自由运用的学生们十分神往，也百般不解。
四、“外语轶事”背后原因的解释
20世纪新文化运动前后的那一批知识分子，特别是历史学家，他们似乎不以学习外语为能事，但能会的外语语种之多，把握之深，运用之精，是我们现在的学生，乃至学者无法望其项背的。为什么？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如何解释？笔者以为大致有这么几条。第一，那一代知识分子遭逢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都以民族存亡为己任。他们学习外语和他们担当的家国使命联系在一起。外语对于他们绝不是考试的敲门砖，而完全是为了学习西方政治文化之精华，拯救中国社会之弊端。语言背后的西方知识才是他们的目的。这种学以致用的态度决定了他们用“干中学”这种最有效的学习方法，能够快速、精准、深刻把握语言的精髓。可以说那一代知识分子面临的外部环境造就了他们学习外语的优势。
第二，根据语言演变的历史学习外语，事半功倍。陈寅恪等历史学家学习语言有“天赋”，主要是他们能根据语言的历史顺藤摸瓜，触类旁通，所以能学会很多种语言，而且还精确把握。比如，欧洲现在各种语言大多是来自印欧语系，因此，学习了古印度梵语，就能帮助学习现在欧洲的各种语言。另外，欧洲各种语言在历史上也和亚非语系有关联，比如《圣经》原来是希伯来语，后来成为欧洲文明的一个来源，欧洲的语言自然受其影响。还有欧洲本土文明自然离不开希腊、罗马，特别是罗马帝国的影响，拉丁语就成了现代欧洲语言的一个重要來源。历史学家正是掌握了梵语、希伯来语、拉丁语等，进而在各种欧洲语言中自由徜徉，游刃有余。
第三，传教士和教会学校以及社会风尚发挥作用。还有一个原因是上个世纪初，在上海、天津、广州等一些沿海城市有很多教会学校，这些学校直接采用英文教材，用英文授课。这是文化殖民的一部分，但是客观上起到了推动英语学习和普及的作用。西方宗教在国内的流行也对外语的流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时西学东渐的社会风尚，以及国门打开、西方商业进入中国等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以“急用现学”为旨归的外语学习的社会风气。这是那个时代社会动荡不安，但一代知识分子（其实也包括普罗大众）外语学习和应用水平普遍较高的另一个社会原因。
五、“历史轶事”与中学外语教学和学习
上述“历史轶事”，对中学英语教学和学习有一定的启发意义。认真检视会发现先贤们学习英语的目的和做法不但没有过时，而且符合当前英语教学和学习的要求。教育部《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要求英语学习要和“个人发展、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密切结合，“通过中外文化对比，加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坚定文化自信”“尊重和理解文化的多样性，具有国际视野”，认识到学习英语的重要意义，“对英语学习感兴趣;有学习动力;有学习计划”等等。上述“历史轶事”的“素材”可以对标教育部的英语课程标准，直接和间接用于中学英语课程教学和学习的实践中。
第一，这些“历史轶事”（还很多类似的故事不在本文的范围之内）可以直接作为英语学习的励志故事讲给学生，让他们树立对英语学习的正确认识，树立自信心，让他们平视英语，而不是仰视英语，让他们知道英语学习并不难，我们的先辈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十五六岁才开始学习英语，但是最后他们把英语学得如此之好，甚至胜过英、美本国人。
第二，历史上的先贤，他们之所以能把外语学得那么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把“个人发展、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密切结合起来”。他们学习外语在当时的环境下，就是为了拯救国家民族于危亡，这种高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是他们能够学好一门外语，甚至十几门外语的动力。这些“素材”是当前英语教学宝贵的爱国主义资源，应该在教学实践中积极地加以利用。
第三，“轶事”中的文化大师们，他们学习外语，同时又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可以说他们无不是怀有对中国文化的坚定自信去学习英语和其他外国语言的。从本质上讲，英语和汉语都是一种文化，两者具有相通的地方，学好英语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树立文化自信，同时，学好中国文化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理解和使用英语。
第四，陈寅恪、季羡林和朱本源他们通过语种之间的关系，触类旁通，快速学习外语的方法值得我们“间接地”借鉴。中学外语教学不可能讲解英语和法语，英语和拉丁语等等之间的关系，但是可以利用英语词汇之间的根脉关系，稍稍触及英语词汇演变的历史知识，让学生一个方面知道各种语言之间的“因缘际会”，另一方面也了解这种学习语言的“捷径”，以备将来之需。
参考文献：
[1]解放.鲁迅与外语[J].青海社会科学，1982（1）：119-120.
[2]梅德明，王蔷.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解读[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3]王庆.陈寅恪先生到底懂多少种外语[J].文史知识，2014（11）：97-100.
[4]王涛.师大故事[M].陕西师大出版社，2014.
[5]颜海峰.也谈季羡林的外语学习[J].新校园（上旬），2015（1）：222-223.
[6]教育部.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
【关键词】历史轶事;林语堂;陈寅恪;印欧语系
【作者简介】李廷位，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教育局。
一、外语为什么成了屠龙术？
目前，中小学生学外语似乎普遍陷入了一个误区，即：把学语言作为学习语言的最终目标，也就是认为外语学习的核心是语音、语法、词汇学习，对阅读、听说、写作这些语言真正的使用功能却不太重视。这种认识大概发源于高考导向。高考导向就是把外语学习导入两个方向：一个是考试是学习的终极目标，所有的学习资源（方法创新、精力分配等）都向这个终极目标集中。另外一个是外语学习停留在“学”的阶段，而不是学以致用。正是由于此，现在的高中生，甚至大学生，外语学习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开始，耗费了巨大的精力，投入了巨大的成本，但是学了十几年的外语最终成了“屠龙术”，没有真正用起来，或者说没有真正培养起使用外语的能力和习惯。
进一步讲，中小学生学外语陷入了一个“高能耗，低产出”的误区。这是一个怪圈。高考导向的可简单量化要求导致外语学习向违背其规律的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偏离了语言基本的交流功能。语言的最终目标是人际交流，并且从中获得信息等等。但是这些功能可简单量化性较差，无法通过简单考试加以确定。另一个是偏离了语言基本的阅读媒介功能。阅读既是获得知识和信息的渠道，也具有独立的愉悦身心的作用。这些功能更是考试无法鉴别的个人能力。由于路径依赖，我们的外语学习、外语教学在这个谬以千里的路途上大有愈走越远的风险。
二、歷史上的“外语轶事”
历史始终是一面镜子，让我们能够看清现在。通过不远的历史上的很多“轶事”，可以提供另一个视角，让我们看到外语学习中的现实问题所在，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向。熟悉近现代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在动荡的年代艰难地完成了学业，为了向外国学习20岁左右才开始学习外语，但是，他们很多人不但学业上有建树，外语水平敢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比如，林语堂，现代史上一个著名的作家，他提倡幽默，崇尚性灵写作、闲适写作，开创了白话小品文写作的先河。他的中文著作，比如《有不为斋文集》《道家是个幽默派》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今天读来也妙趣横生。其实他最为人称道的作品，比如《京华烟云》《中国人的艺术精神》和《吾国吾民》都是用英文写成。这些英文作品一度在美国热销榜上连续几个月高居榜首，作为一个非母语作者，这在当时的美国是绝无仅有的。这些作品翻译成中文，在国内的影响至今不衰。
再比如胡适，他开始学习英语时大概是14岁，19岁留学美国，开始真正的英语学习和实用。据说胡适的英语口语很有些家乡安徽绩溪口音，但他后来在美国各大学巡回演讲，英语口语的流利表达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胡适为人所称道的是他的英文写作。他写的英文公文用词之得体，文意之雅致，连美国的文章老手也啧啧称赞。我们最熟悉的鲁迅先生，他以21岁的“高龄”在速成班开始日语学习，为留日做预备，同年（1902年）赴日本留学。鲁迅在日本逗留了7年之久，期间还自学了俄语和德语。鲁迅的日语水平自不待言，就是俄语和德语，从他后来的翻译著作来看，虽然因为生硬的直译不为学界接受，但其对原著的理解应该没有问题。此外，鲁迅的著作中也不时有英语单词，说明先生也在英语上下过功夫。
有一桩无法证实的公案是，有一次在朋友聚会的饭局上，林语堂的中文中夹杂着英语，引来鲁迅的大为不满。两个人当场发生口角。就因为语言之争以及背后的主义之争，两个人分道扬镳，有一段时间在各自所办的杂志上互相攻讦。鲁迅去世后，林语堂还在大洋彼岸写了一篇阴阳怪气的悼念文章，并在文中“幽默地”提及鲁迅睚眦必报的“鸡肠小肚”。
三、历史学家的“外语轶事”
国内真正对外语学习和应用做到极致的是历史学家，特别是研究古代历史以及中外关系历史的学者。陈寅恪是其中的佼佼者。陈寅恪被大家所熟知的是研究唐朝政治制度，他晚年花了很大精力为明朝妓女柳如是树碑立传（《柳如是别传》）。其实，陈寅恪还有《蒙古史》传世，他还在敦煌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盛传陈寅恪通晓包括英、法、德、俄、西班牙、日、蒙、阿拉伯、梵、巴利、突厥、波斯、匈牙利、满、藏、希伯来、拉丁、希腊、回鹘、吐火罗、西夏、朝鲜、印地、暹罗等20余种语言。从其游历轨迹看，陈寅恪应当掌握日语、德语、英语。从其所修课程看，陈寅恪涉猎梵语、希腊语、巴利语。从其所记笔记看，陈寅恪涉猎藏文、蒙文、突厥回鹘文、吐货罗文（土火罗文）、西夏文、满文、朝鲜文、佉卢文、梵文、巴利文、印地文、俄文、古波斯文、希伯来文。陈寅恪所掌握的外语至少覆盖了世界七大语系（印欧语系、汉藏语系、亚非语系、突厥语系、南岛语系、达罗毗荼语系和尼日尔-刚果语系）的前四代，真不愧为一代宗师。
季羡林是陈寅恪的弟子。季先生生前被好事者奉为国学大师，据说先生本人力却不受，颇有大师风范。季羡林的外语虽然不能和他的老师比肩，但也是如江洋之滔滔，蔚为大观。季羡林精通英文、德文、法语、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文、法文、阿拉伯语。季羡林精于吐火罗文（当代世界上分布区域最广的语系印欧语系中的一种独立语言），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种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季羡林的学术以东方学著称。东方学简单地说就是古印度学。季羡林有印度史、古印度语言和佛教语言等诸多方面的学术著作。季羡林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翻译了很多古印度文献，包括印度伟大的史诗作品（也是研究印度历史的重要史料）罗摩衍那。 朱本源是和季羡林同代的老一辈历史学家。朱先生生于新文化运动初期（1916年），1945年中央大学毕业，获得硕士学位，有两年的留美经历。朱本源先生的专业是史学理论，学术研究专注于古代史学理论，比如，孔子的史学哲学，司马迁的史学理论以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等。朱先生所研究的领域与外语没有直接的关联，但其外语功底非常深厚。据他的学生回忆，朱本源先生自称：英法比较熟练，德文还可以，西班牙等欧洲语言大致能听懂。俄语是后来学的，能看资料。朱本源先生上课时遇到一个词，说拉丁语怎么写，英文怎么写，德文怎么写，俄文怎么写，法文怎么写。先生这种在各种语言之间自由转换的能力让学了十几年英语但仍然不能自由运用的学生们十分神往，也百般不解。
四、“外语轶事”背后原因的解释
20世纪新文化运动前后的那一批知识分子，特别是历史学家，他们似乎不以学习外语为能事，但能会的外语语种之多，把握之深，运用之精，是我们现在的学生，乃至学者无法望其项背的。为什么？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如何解释？笔者以为大致有这么几条。第一，那一代知识分子遭逢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都以民族存亡为己任。他们学习外语和他们担当的家国使命联系在一起。外语对于他们绝不是考试的敲门砖，而完全是为了学习西方政治文化之精华，拯救中国社会之弊端。语言背后的西方知识才是他们的目的。这种学以致用的态度决定了他们用“干中学”这种最有效的学习方法，能够快速、精准、深刻把握语言的精髓。可以说那一代知识分子面临的外部环境造就了他们学习外语的优势。
第二，根据语言演变的历史学习外语，事半功倍。陈寅恪等历史学家学习语言有“天赋”，主要是他们能根据语言的历史顺藤摸瓜，触类旁通，所以能学会很多种语言，而且还精确把握。比如，欧洲现在各种语言大多是来自印欧语系，因此，学习了古印度梵语，就能帮助学习现在欧洲的各种语言。另外，欧洲各种语言在历史上也和亚非语系有关联，比如《圣经》原来是希伯来语，后来成为欧洲文明的一个来源，欧洲的语言自然受其影响。还有欧洲本土文明自然离不开希腊、罗马，特别是罗马帝国的影响，拉丁语就成了现代欧洲语言的一个重要來源。历史学家正是掌握了梵语、希伯来语、拉丁语等，进而在各种欧洲语言中自由徜徉，游刃有余。
第三，传教士和教会学校以及社会风尚发挥作用。还有一个原因是上个世纪初，在上海、天津、广州等一些沿海城市有很多教会学校，这些学校直接采用英文教材，用英文授课。这是文化殖民的一部分，但是客观上起到了推动英语学习和普及的作用。西方宗教在国内的流行也对外语的流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时西学东渐的社会风尚，以及国门打开、西方商业进入中国等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以“急用现学”为旨归的外语学习的社会风气。这是那个时代社会动荡不安，但一代知识分子（其实也包括普罗大众）外语学习和应用水平普遍较高的另一个社会原因。
五、“历史轶事”与中学外语教学和学习
上述“历史轶事”，对中学英语教学和学习有一定的启发意义。认真检视会发现先贤们学习英语的目的和做法不但没有过时，而且符合当前英语教学和学习的要求。教育部《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要求英语学习要和“个人发展、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密切结合，“通过中外文化对比，加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坚定文化自信”“尊重和理解文化的多样性，具有国际视野”，认识到学习英语的重要意义，“对英语学习感兴趣;有学习动力;有学习计划”等等。上述“历史轶事”的“素材”可以对标教育部的英语课程标准，直接和间接用于中学英语课程教学和学习的实践中。
第一，这些“历史轶事”（还很多类似的故事不在本文的范围之内）可以直接作为英语学习的励志故事讲给学生，让他们树立对英语学习的正确认识，树立自信心，让他们平视英语，而不是仰视英语，让他们知道英语学习并不难，我们的先辈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十五六岁才开始学习英语，但是最后他们把英语学得如此之好，甚至胜过英、美本国人。
第二，历史上的先贤，他们之所以能把外语学得那么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把“个人发展、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密切结合起来”。他们学习外语在当时的环境下，就是为了拯救国家民族于危亡，这种高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是他们能够学好一门外语，甚至十几门外语的动力。这些“素材”是当前英语教学宝贵的爱国主义资源，应该在教学实践中积极地加以利用。
第三，“轶事”中的文化大师们，他们学习外语，同时又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可以说他们无不是怀有对中国文化的坚定自信去学习英语和其他外国语言的。从本质上讲，英语和汉语都是一种文化，两者具有相通的地方，学好英语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树立文化自信，同时，学好中国文化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理解和使用英语。
第四，陈寅恪、季羡林和朱本源他们通过语种之间的关系，触类旁通，快速学习外语的方法值得我们“间接地”借鉴。中学外语教学不可能讲解英语和法语，英语和拉丁语等等之间的关系，但是可以利用英语词汇之间的根脉关系，稍稍触及英语词汇演变的历史知识，让学生一个方面知道各种语言之间的“因缘际会”，另一方面也了解这种学习语言的“捷径”，以备将来之需。
参考文献：
[1]解放.鲁迅与外语[J].青海社会科学，1982（1）：119-120.
[2]梅德明，王蔷.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解读[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3]王庆.陈寅恪先生到底懂多少种外语[J].文史知识，2014（11）：97-100.
[4]王涛.师大故事[M].陕西师大出版社，2014.
[5]颜海峰.也谈季羡林的外语学习[J].新校园（上旬），2015（1）：222-223.
[6]教育部.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