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高龄的潘国定先生是记者采访的第一个驼峰飞行员。潘老早就是名人了。在著名的“两航起义”中，他驾驶“空中行宫”号飞机，载着“两航”的两位总经理，直飞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的表扬，毛泽东亲自将“空中行宫”改名为“北京号”；在我军解放西藏的进军中，他参加空13师，率领机组人员，克服艰难，出色完成了空投任务，荣立一等功；他是我国自行制造的第一架飞机的试飞员；他开辟了北京—成都—拉萨的航线……
　　在驼峰空运中，潘老与同伴一起也创造了惊人的奇迹。
　　“文革”中遭受折磨的潘国定老先生说话已不太清楚，他一边讲一边用笔写着向记者叙述。
　　1942年7月中旬，作为中国航空公司的副驾驶潘国定同机长陈文宽、通信工程师华祝三人领受了一项重要任务：开辟一条从中国的大西北通往印度卡拉奇（现属巴基斯坦）的新的“驼峰航线”。为什么要绕这么一大圈呢？潘老告诉记者：“当时日军非常猖狂，他们攻克腊戍、曼德勒和密支那，切断滇缅公路后，正在继续推进，扬言要西进攻占印度的重要港口加尔各答。”老人说到这里，拿出放大镜看着地图，边指着边对记者说：“加尔各答是驼峰空运物资的集散地，又是美军与中国飞机维修基地，加尔各答一失，整个国际通道都完！所以，当时决定要紧急开辟一条新的驼峰运输线”。
　　1942年7月18日清晨，陈文宽、潘国定、华祝三人带着两份很简单的航图正在成都凤凰山机场作最后起飞前的准备，一辆黑色小轿车直驶到飞机前，走下一位颇有军人派头的中年人和一位年轻人。中年人就是全国军事航空首脑机构的头号人物毛邦初，年轻人是参谋长罗机。他俩亲自参加试航，顿时使潘国定他们感到气氛非常紧张。
　　他们驾驶中国航空公司的一架C－53型飞机，从成都出发，先飞向兰州，然后沿着古“丝绸之路”向西飞行抵新疆的迪化和伊犁。在迪化，盛世才带着大小官员出来迎接他们，向每人赠送了一条苏联产的毛毯。在伊犁，他们仔细地研究了飞行路线，经反复推敲，决定选择莎车为出境点。在飞行过程中，毛邦初时不时地进入驾驶舱，坐在陈文宽与潘国定中间，密切注意着地形和他们的操作。
　　从伊犁向西南飞行不久，只见天山山脉像一个巨大的白发银须老人横挡在前。当时的飞机是无法从山头上飞过的，他们只能以5000米左右的高度小心谨慎地从一个山谷中飞了过去。在高空5000米，气温只有零下l0℃，为了不使飞机结冰，需耍向加温器里不断加水，而戴着氧气面罩很难弯腰做这项工作，报务员华祝就摘掉氧气面罩，忍着严重缺氧的痛苦一干就是半个多小时。
　　前面就是巍峨雄伟的喀喇昆仑山。能否飞越这座高山，是开辟这条航线的关键。在他们之前，从未有人飞越过这座高山。当时的飞行条件只能靠目视和凭经验，要目视又必须有好天气。在这荒芜人烟的生命禁区里，根本没有气象预报。他们仨凭经验利用清晨山区气流比较平稳的特点，沿着蜿蜒曲折的叶尔羌河，穿行于高山之间。飞入明铁盖山口后，忽然前面一团云块挡住了去路。在狭窄的山谷里，坠入云团之中十分危险。出路只有一条：必须退回。但山谷太窄，飞机转弯半径稍大，就会撞上山壁。在这危急关头，陈文宽敏捷地放下起落架，减速缩小转弯半径，不慌不忙地调头飞出了山口，然后再使劲爬升到6000米高度。这时他们看到在这层云上头数百米还有一层云，云层之间有空隙，能看见前面的山峰。两位驾驶员果断地驾机从空隙中钻出去，顺利地越过了喀喇昆仑山。此时，大家心上的石头总算落了地，脸上都露出笑容。潘国定看了看手表：刚好过8点。
　　随后，飞机顺着汩汩流淌的洪扎河和印度河飞越白沙瓦来到新德里，又向西南飞，最终到达目的地卡拉奇。驻在这里的美国空运部队对他们驾驶一架只有两个发动机的C-53飞机飞越喀喇昆仑山非常敬佩。在三个星期前，美军曾派一架有四个发动机的B-24轰炸机从卡拉奇向东北飞，试图越过喀喇昆仑山，也在山口遇上了云团，飞机无法通过只好返回。美军军官冲着潘国定他们称赞道：“你们中国人真不简单”。
　　两天后，机组按原路经白沙瓦、莎车、迪化，于8月1日返回成都。
　　飞越成功的消息震动国内外，国际航空界给予了高度评价。在成都，陈文宽、潘国定与华祝受到了奖赏：每人一块背面刻有“蒋中正赠”字样的手表和一套200万分之一的航空地图。
　　这条新航线最终没有启用。那是因为日军向印度英帕尔地区进攻受挫，侵占加尔各答的计划流产，解除了从汀江到昆明的驼峰航线被切断的危险。同时考虑到这条新航线航程要增加十几倍，沿途天气十分恶劣、地形更加复杂，导航气象等条件十分匮乏，因而政府当局决定将这条航线作为驼峰航线的备用线。潘老激动地告诉记者：“幸好这条航线没有启用，否则中国与美国的空运人员将在战争中付出更加巨大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