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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一直在筹划建设三峡工程,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都亲自过问过这件事。邓小平、江泽民也都到长江三峡考察过。尽管三峡工程的决策道路是曲折的,但今天办成了。我们应该从头到尾把它记录下来。三峡工程从提出到建成,历经近一个世纪。在我工作的大半辈子里,我几乎都是在和长江治理、三峡工程打交道,先后担任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的秘书,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汉江规划设计室主任、施工设计处处长,长江水利委员会副总工程师、副主任、主任,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务。我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结合有关材料,对三峡工程的提出和决策作一回顾。
随后,周总理到了重庆,开了总结会,他作了一个很长的报告。我提前回到北京,找地质部的负责同志研究地质勘测的问题。接着,周总理由重庆到成都,参加在成都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并就三峡工程和长江规划作了专题报告。这次会议正式通过了由周总理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明确提出:“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估计三峡工程的整个勘测、设计和施工的时间约需15年到20年。现在应当采取积极准备和充分可靠的方针,进行各项有关的工作。”这个文件到现在还起作用,长江治理该怎么办、要做什么事、如何分工和组织,都是以此为依据。我们就是根据这个文件一步一步地推进三峡工程和长江流域治理的。
三峡工程的试验
1958年8月,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北戴河长江流域规划座谈会,研究进一步加快三峡设计及准备工作的有关问题,要求在1958年底完成三峡初步设计要点报告,并作出“为1961年开工作好准备”的要求。这次会议还批准兴建三峡试验坝——丹江口水利枢纽,为三峡工程建设开辟道路。
建设丹江口工程,1958年批准,当年9月开工。湖北省省长张体学亲自挂帅。丹江口工程开工后,由于对混凝土大坝施工缺乏经验,施工准备工作不充分,加之受当时“大跃进”“左”的思想干扰,急于求成,出现了一些工程质量问题。1962年2月,周总理作出要按设计施工,立即暂停施工,处理混凝土质量事故,加强机械化施工准备,整顿队伍,加强培训等重要决定,并以中央正式文件下发。1963年做大坝混凝土质量补强处理,并积极进行大坝混凝土机械化施工的准备工作。1965年大坝混凝土继续施工。“文化大革命”前,丹江口工程的建设基本完工,准备1967年发电。后因“文化大革命”的冲击,直到1968年才发电。但这也说明,我们有能力建100米以上的高坝。因为1960年苏联专家撤走之后,所有的工作都是我们自己干的,而且那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国家经济有些紧张,但我们挺过来了,用八九年的时间完成了丹江口工程的建设。这是我们治理开发长江的第一步。丹江口工程建成之后发挥了很好的效益。以前汉江是三年两决口,经常闹洪灾,以致汉江下游的很多老百姓下南洋讨生活。丹江口工程是为三峡工程做的第一次准备。
丹江口工程开工建成了,但三峡工程却并没有如期进行。1960年8月,由于经济困难和国际形势影响,周总理主持召开长江规划会议,决定缓建三峡工程。后来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三峡工程建设就被耽误了。1970年形势有所好转后,3月,周总理在北京饭店礼堂召开五年计划准备会。他在会上表示,长江三峡工程是毛主席的伟大理想,我们一定要抓紧,不要耽误了这件事,如果不能让毛主席在他的有生之年看到工程的开工建设,我们将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毛主席。顾明把会议纪要拿给我们看,说三峡工程要列入计划了。但林彪当时有不同意见。他认为,三峡大坝建成之后,如果打起仗来,如果有原子弹,那么这项工程将成为战争的一个很大的包袱。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70年9月武汉军区和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向党中央和国务院写了《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请示报告》,提出先修葛洲坝工程。因为之前周总理已经决定修完丹江口工程就开始上三峡工程,加之按照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过去研究的建设程序,葛洲坝工程属于三峡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三峡工程的反调节水库,葛洲坝工程应在三峡工程建成之后兴建,或与三峡工程同时建成,先建葛洲坝工程,会对三峡工程造成影响。周总理觉得很为难。后来周总理想了一招,说先修葛洲坝工程也可以,葛洲坝工程是为三峡工程做实战准备。12月16日,他主持国务院业务会,听取葛洲坝工程设计情况的汇报。24日,周总理将武汉军区、湖北省的报告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批复》送审稿等,呈送毛主席审阅。 12月 26日,毛主席在 77岁寿辰的那天,看了周总理的信和《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批复》后,写下批示:赞成兴建此坝。但也指出:“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毛主席对一项工程批了很长一段话,这也是绝无仅有的。这样一来,在毛主席批准的第四天,葛洲坝工程在尚未做完设计的情况下,采取“边施工、边勘探、边设计”的方针,大规模开工了。开工之后,正如毛主席所言,遇到了各种困难。由于准备不足,工作越来越被动,施工质量也发生严重事故。
1972年11月,周总理抱病两次召集会议,研究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问题。他责成林一山等九同志,组成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重新讨论葛洲坝应该上还是下,负责向党中央提出报告。经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充分讨论,决定葛洲坝工程停工两年,重新设计。周总理同意了这个意见。这样,从这时起,我作为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副总工程师,长期驻葛洲坝工程工地,在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领导下,与文伏波、洪庆余等同志一起共同负责葛洲坝工程的技术设计工作。1974年9月,在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主持下,审查了设计方案,经周总理批准,葛洲坝水利工程于1974年底重新开工。此后,经过3万多人近7年的艰苦奋斗,排除了极左思潮的干扰,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路线后,葛洲坝工程加快了建设步伐。1981年初大江胜利截流,6月至7月间船闸通航,电厂第一台机组发电,泄洪建筑物经受了70000立方米每秒洪峰的考验,1994年全部工程胜利完成。在航运方面,长江上最为险要的川江航道中的三峡段得到明显改善,有利于航运发展,船闸引航道运行正常。葛洲坝水利工程得到了中外水利工程界的一致好评。
毛主席、周总理生前虽然未能亲眼看到“高峡出平湖”的壮丽图景,但他们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特别是他们开创了长江第一坝——葛洲坝工程的建设,为三峡工程建设积累了经验,锻炼了队伍,奠定了基础。
三峡工程的上马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全国包括华中缺电越来越严重。 1979年,当葛洲坝一期工程基本建成后,水电部又向国务院提出关于修建三峡工程的报告,建议尽早决策。
1980年3月,我正在葛洲坝工地,听到湖北省委副书记王群传达国家计划会议预备会议精神,在这次会议上邓力群传达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的话,根据当前经济形势,三峡工程十年之内可能上不去。我听后很着急。恰巧这时,新华社记者李永长采访我,我向他讲了三峡工程的基本情况,包括规划设计、施工、设备供应、资金需求等方面的情况以及葛洲坝工程和三峡工程的关系等。他据此写了一篇长篇动态清样。中央领导同志很重视这份反映材料。邓小平可能也看了这份材料,决定亲自到三峡地区和葛洲坝工地进行实地考察。
7月13日,邓小平在四川省省长鲁大东、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我以及宜昌地委书记马杰、荆州地委书记胡恒山等人的陪同下,从重庆顺江东下,视察三峡坝区和葛洲坝工地。
邓小平一上船就关切地问我,有人说三峡水库修建以后,通过水库下来的水变冷了,长江下游连水稻和棉花也不长了,鱼也没有了。究竟有没有这回事?
我回答说:长江通过水库下泄的水量年平均为4510亿立方米,而三峡水库的库容只有年过水量的8%,会不断进行交换,水温变化不大,不影响农业和渔业。我以丹江口水库为例,详细加以说明,说:汉江上的丹江口水库年过水量为380亿立方米,而水库库容为年过水量的二分之一,因而水库蓄水后水体交换时间较长。即使如此,经水库下泄的水温较建库前变化也不大,汉江中下游的水稻、棉花都长得很好,对渔业影响并不大。
邓小平听后说,长江中下游是鱼米之乡,物产丰富,一定要注意保护好环境。
我接着又向邓小平汇报了三峡工程研究的经过、工程规划设计、施工方案、设备制造、资金筹集等问题。当汇报到当年周总理确定先建葛洲坝工程为三峡工程做实战准备时,邓小平表示赞成,并指出葛洲坝建设过程中所取得的经验一定要很好地应用到三峡工程上。
当船行经瞿塘峡进口时,邓小平见两岸山势陡峻、江面很窄,问我为什么坝址不选在这里,而要选在下游?我说,三峡工程泄洪流量很大,要布置大规模的溢流坝,水电站装机容量达2000多万千瓦,机组台数很多,厂房很长,还要布置通航船闸,而瞿塘峡进口处很窄很难布置。同时,全长200公里的三峡河段落差比较集中,是三峡水库水能利用的重要组成部分,丢掉了这一段,防洪和发电效益将大为降低。这里坝址地质条件不好,三峡河段航道也不能得到根本改善,因而不宜选在此地。
船行进到三峡以后,邓小平又要身边的人将我叫到船头会议室,一面观看两岸,一边和我谈三峡工程建设问题。邓小平详细询问了大坝、电厂、船闸的设计,并和国内外已达到的水平进行比较。他对设计所依据的基本资料包括水文、地质各种试验研究成果以及国内外大型水坝建设中发生过的一些重大问题也都作了了解,特别是和葛洲坝工程的对比询问得更为详细。他还特别问到,三峡工程会不会出现黄河三门峡工程出现过的泥沙淤积问题。我向邓小平作了详细汇报。邓小平还问到了三峡工程资金筹集问题。我提出可用葛洲坝发电收入作为三峡建设资金,如果每度电0.1元,葛洲坝年发电160亿度,可收入16亿元。邓小平对此很感兴趣。
船到宜昌后,邓小平参观了葛洲坝工程,他看得很仔细。邓小平询问了葛洲坝一期工程的截流时间,他指示现在工地的各项设施以及机械设备将来凡是能用于三峡的都要用上,那时不要再重复搞一套,要注意勤俭节约,不要浪费。在葛洲坝参观时,施工的同志汇报了工程施工情况,邓小平参观以后比较满意。
在视察了葛洲坝工程后,邓小平乘船到江陵市。在经过荆州时,他对荆江两岸1500万人口、2300万亩良田处于荆江洪水严重威胁之下十分关注。他对我说,长江两岸的防洪问题要十分重视,一点也不能马虎。邓小平对修建三峡工程后船只航行有无影响也很关注。当他了解到修建三峡大坝以后航运不致受到阻碍,而有利方面是主要的,他放了心。
邓小平到武汉后,党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也专程从北京赶到武汉,向他汇报工作。在会上研究三峡工程问题时,邓小平指出:此行看了长江三峡工程,听了汇报,了解到长江水运运量不大,长江中下游两岸防洪问题很严重,洪水淹到哪里哪里要倒霉,人民要遭殃。同时,长江两岸物产丰富经济发达,三峡大坝建成以后航运问题可以解决,三峡工程可发大量的电,可促进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环境影响问题也可以解决。他认为:建设三峡工程效益很大,轻易否定三峡工程是不对的。请党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回北京后抓紧研究。
1980年7月邓小平三峡之行后的两三年时间里,党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同志大都到过三峡库区、葛洲坝工地视察。我当时作为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副主任、党委副书记,接待过许多来三峡库区、葛洲坝工地视察的领导同志。这时,着手建设三峡工程已经成为党中央、国务院大多数领导同志的共识。
从1984年开始,我作为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带领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同志,为三峡工程开工建设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就在三峡工程紧锣密鼓进行开工准备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一些政协委员、专家学者纷纷发表言论,撰写文章,反对三峡工程上马;海外舆论也有了反对的声音;重庆市也对原来的150米方案提出意见,建议三峡工程采用180米方案,以便万吨油轮可以直达重庆。
1986年5月,为慎重决策,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和副总理李鹏率有关部门的同志赴三峡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当时是兵分两路,赵紫阳带了一批人,包括王任重、杜润生、林乎加、杨汝岱、关广富等人,从北京经湖北到万县,李鹏则带了钱正英、李伯宁、黄友若和我,经四川达县再坐火车到万县。5月29日,两队人马在万县会合,一起从万县坐船到宜昌。中午登上中堡岛,查看坝址地形,听取了有关水电专家的汇报。下午又冒雨考察了葛洲坝水利枢纽,看望了水电职工。在返回北京的火车上,决定对三峡工程重新论证,同时确定了具体的决策程序:先责成水电部重新论证、编制可行性报告,然后由国务院组织审查委员会审查,再报国务院、中央政治局审议,最后提交全国人大讨论;中间还设一个协调小组,随时与全国人大、政协通气。
1986年6月,党中央、国务院下发15号文件,即《关于长江三峡工程论证有关问题的通知》,决定由水电部负责广泛组织各方面的专家进一步论证,重新提出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随后水电部成立了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水电部部长钱正英任组长,我是领导小组成员之一。1989年5月,在14个专家组412名专家2年8个月的充分论证的基础上,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重新编制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可行性研究报告》,提出三峡工程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有利,建议中央早作决策;推荐方案为坝高185米,正常蓄水位175米,初期蓄水位156米。
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政治风波,影响了三峡工程的进展,延迟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三峡工程建设的决策。尽管如此,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三峡工程十分重视。1989年7月江泽民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不久,即到葛洲坝工地和荆江进行考察,了解长江防洪问题。同时,还视察了长江水利委员会,我向他汇报了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工作情况。他向我们询问了有争议的各项问题,并对在座的工程技术人员代表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给从事三峡设计科研工作的人员以极大的鼓励。他认为邓小平对三峡工程所作结论是有科学根据的,要我们更好地工作。
1990年3月,在全国政协七届三次会议召开之际,我和一些政协委员联合提案,建议将长江三峡工程列入国家“八五”计划,及早开工兴建。这个提案经王任重转给江泽民。江泽民对这一提案极为重视,4月5日批转给国务院总理李鹏。几天之后,李鹏即在此件上作了批示。
在江泽民、李鹏等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支持下,1990年7月国务院召开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听取三峡工程论证情况的汇报。会上,国务院决定成立以邹家华为主任的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对重新编制的可行性报告进行审查,再报请国务院正式审批。1991年8月,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审议并通过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可行性研究报告》,认为三峡工程技术上是可行的,经济上是合理的,国力是可以承担的。
1992年2月,江泽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三峡工程问题,我列席了这次会议。那时,我正陪着李铁映率领的文教体卫代表团考察三峡,突然接到电话要我到北京开会,讨论三峡工程问题。会议由李鹏首先汇报了有关情况,姚依林、乔石、李瑞环、薄一波、杨尚昆、万里等同志先后发言。这次会议用了一天时间,上午汇报,下午讨论,最后由江泽民讲话。江泽民说,毛主席、周总理当年提出来要建三峡工程,后来小平同志极力主张建,看来还是有根据的,经过论证,应该提交全国人大。江泽民讲得很风趣,他还引证了一段歌德的长诗,大意是讲修建这个工程以后,造福一方群众,使他们安居乐业。这样就确定了由国务院提出意见,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批。
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以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人未按表决器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决定将兴建三峡工程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由国务院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选择适当时机组织实施。
这样,经过认真准备,1994年12月三峡工程一期工程正式开工,1997年11月实现长江二次截流(修建葛洲坝工程时,实现长江首次截流),第二期工程开始。2003年6月1日,三峡工程下闸蓄水,首批机组开始发电。2006年5月20日,三峡工程右岸大坝最后一仓混凝土浇筑完成,三峡大坝全线建成。2008年,三峡右岸电机组全部投产发电,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三峡枢纽主体工程提前一年建成。
(责任编辑刘荣刚)
随后,周总理到了重庆,开了总结会,他作了一个很长的报告。我提前回到北京,找地质部的负责同志研究地质勘测的问题。接着,周总理由重庆到成都,参加在成都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并就三峡工程和长江规划作了专题报告。这次会议正式通过了由周总理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明确提出:“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估计三峡工程的整个勘测、设计和施工的时间约需15年到20年。现在应当采取积极准备和充分可靠的方针,进行各项有关的工作。”这个文件到现在还起作用,长江治理该怎么办、要做什么事、如何分工和组织,都是以此为依据。我们就是根据这个文件一步一步地推进三峡工程和长江流域治理的。
三峡工程的试验
1958年8月,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北戴河长江流域规划座谈会,研究进一步加快三峡设计及准备工作的有关问题,要求在1958年底完成三峡初步设计要点报告,并作出“为1961年开工作好准备”的要求。这次会议还批准兴建三峡试验坝——丹江口水利枢纽,为三峡工程建设开辟道路。
建设丹江口工程,1958年批准,当年9月开工。湖北省省长张体学亲自挂帅。丹江口工程开工后,由于对混凝土大坝施工缺乏经验,施工准备工作不充分,加之受当时“大跃进”“左”的思想干扰,急于求成,出现了一些工程质量问题。1962年2月,周总理作出要按设计施工,立即暂停施工,处理混凝土质量事故,加强机械化施工准备,整顿队伍,加强培训等重要决定,并以中央正式文件下发。1963年做大坝混凝土质量补强处理,并积极进行大坝混凝土机械化施工的准备工作。1965年大坝混凝土继续施工。“文化大革命”前,丹江口工程的建设基本完工,准备1967年发电。后因“文化大革命”的冲击,直到1968年才发电。但这也说明,我们有能力建100米以上的高坝。因为1960年苏联专家撤走之后,所有的工作都是我们自己干的,而且那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国家经济有些紧张,但我们挺过来了,用八九年的时间完成了丹江口工程的建设。这是我们治理开发长江的第一步。丹江口工程建成之后发挥了很好的效益。以前汉江是三年两决口,经常闹洪灾,以致汉江下游的很多老百姓下南洋讨生活。丹江口工程是为三峡工程做的第一次准备。
丹江口工程开工建成了,但三峡工程却并没有如期进行。1960年8月,由于经济困难和国际形势影响,周总理主持召开长江规划会议,决定缓建三峡工程。后来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三峡工程建设就被耽误了。1970年形势有所好转后,3月,周总理在北京饭店礼堂召开五年计划准备会。他在会上表示,长江三峡工程是毛主席的伟大理想,我们一定要抓紧,不要耽误了这件事,如果不能让毛主席在他的有生之年看到工程的开工建设,我们将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毛主席。顾明把会议纪要拿给我们看,说三峡工程要列入计划了。但林彪当时有不同意见。他认为,三峡大坝建成之后,如果打起仗来,如果有原子弹,那么这项工程将成为战争的一个很大的包袱。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70年9月武汉军区和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向党中央和国务院写了《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请示报告》,提出先修葛洲坝工程。因为之前周总理已经决定修完丹江口工程就开始上三峡工程,加之按照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过去研究的建设程序,葛洲坝工程属于三峡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三峡工程的反调节水库,葛洲坝工程应在三峡工程建成之后兴建,或与三峡工程同时建成,先建葛洲坝工程,会对三峡工程造成影响。周总理觉得很为难。后来周总理想了一招,说先修葛洲坝工程也可以,葛洲坝工程是为三峡工程做实战准备。12月16日,他主持国务院业务会,听取葛洲坝工程设计情况的汇报。24日,周总理将武汉军区、湖北省的报告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批复》送审稿等,呈送毛主席审阅。 12月 26日,毛主席在 77岁寿辰的那天,看了周总理的信和《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批复》后,写下批示:赞成兴建此坝。但也指出:“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毛主席对一项工程批了很长一段话,这也是绝无仅有的。这样一来,在毛主席批准的第四天,葛洲坝工程在尚未做完设计的情况下,采取“边施工、边勘探、边设计”的方针,大规模开工了。开工之后,正如毛主席所言,遇到了各种困难。由于准备不足,工作越来越被动,施工质量也发生严重事故。
1972年11月,周总理抱病两次召集会议,研究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问题。他责成林一山等九同志,组成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重新讨论葛洲坝应该上还是下,负责向党中央提出报告。经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充分讨论,决定葛洲坝工程停工两年,重新设计。周总理同意了这个意见。这样,从这时起,我作为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副总工程师,长期驻葛洲坝工程工地,在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领导下,与文伏波、洪庆余等同志一起共同负责葛洲坝工程的技术设计工作。1974年9月,在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主持下,审查了设计方案,经周总理批准,葛洲坝水利工程于1974年底重新开工。此后,经过3万多人近7年的艰苦奋斗,排除了极左思潮的干扰,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路线后,葛洲坝工程加快了建设步伐。1981年初大江胜利截流,6月至7月间船闸通航,电厂第一台机组发电,泄洪建筑物经受了70000立方米每秒洪峰的考验,1994年全部工程胜利完成。在航运方面,长江上最为险要的川江航道中的三峡段得到明显改善,有利于航运发展,船闸引航道运行正常。葛洲坝水利工程得到了中外水利工程界的一致好评。
毛主席、周总理生前虽然未能亲眼看到“高峡出平湖”的壮丽图景,但他们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特别是他们开创了长江第一坝——葛洲坝工程的建设,为三峡工程建设积累了经验,锻炼了队伍,奠定了基础。
三峡工程的上马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全国包括华中缺电越来越严重。 1979年,当葛洲坝一期工程基本建成后,水电部又向国务院提出关于修建三峡工程的报告,建议尽早决策。
1980年3月,我正在葛洲坝工地,听到湖北省委副书记王群传达国家计划会议预备会议精神,在这次会议上邓力群传达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的话,根据当前经济形势,三峡工程十年之内可能上不去。我听后很着急。恰巧这时,新华社记者李永长采访我,我向他讲了三峡工程的基本情况,包括规划设计、施工、设备供应、资金需求等方面的情况以及葛洲坝工程和三峡工程的关系等。他据此写了一篇长篇动态清样。中央领导同志很重视这份反映材料。邓小平可能也看了这份材料,决定亲自到三峡地区和葛洲坝工地进行实地考察。
7月13日,邓小平在四川省省长鲁大东、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我以及宜昌地委书记马杰、荆州地委书记胡恒山等人的陪同下,从重庆顺江东下,视察三峡坝区和葛洲坝工地。
邓小平一上船就关切地问我,有人说三峡水库修建以后,通过水库下来的水变冷了,长江下游连水稻和棉花也不长了,鱼也没有了。究竟有没有这回事?
我回答说:长江通过水库下泄的水量年平均为4510亿立方米,而三峡水库的库容只有年过水量的8%,会不断进行交换,水温变化不大,不影响农业和渔业。我以丹江口水库为例,详细加以说明,说:汉江上的丹江口水库年过水量为380亿立方米,而水库库容为年过水量的二分之一,因而水库蓄水后水体交换时间较长。即使如此,经水库下泄的水温较建库前变化也不大,汉江中下游的水稻、棉花都长得很好,对渔业影响并不大。
邓小平听后说,长江中下游是鱼米之乡,物产丰富,一定要注意保护好环境。
我接着又向邓小平汇报了三峡工程研究的经过、工程规划设计、施工方案、设备制造、资金筹集等问题。当汇报到当年周总理确定先建葛洲坝工程为三峡工程做实战准备时,邓小平表示赞成,并指出葛洲坝建设过程中所取得的经验一定要很好地应用到三峡工程上。
当船行经瞿塘峡进口时,邓小平见两岸山势陡峻、江面很窄,问我为什么坝址不选在这里,而要选在下游?我说,三峡工程泄洪流量很大,要布置大规模的溢流坝,水电站装机容量达2000多万千瓦,机组台数很多,厂房很长,还要布置通航船闸,而瞿塘峡进口处很窄很难布置。同时,全长200公里的三峡河段落差比较集中,是三峡水库水能利用的重要组成部分,丢掉了这一段,防洪和发电效益将大为降低。这里坝址地质条件不好,三峡河段航道也不能得到根本改善,因而不宜选在此地。
船行进到三峡以后,邓小平又要身边的人将我叫到船头会议室,一面观看两岸,一边和我谈三峡工程建设问题。邓小平详细询问了大坝、电厂、船闸的设计,并和国内外已达到的水平进行比较。他对设计所依据的基本资料包括水文、地质各种试验研究成果以及国内外大型水坝建设中发生过的一些重大问题也都作了了解,特别是和葛洲坝工程的对比询问得更为详细。他还特别问到,三峡工程会不会出现黄河三门峡工程出现过的泥沙淤积问题。我向邓小平作了详细汇报。邓小平还问到了三峡工程资金筹集问题。我提出可用葛洲坝发电收入作为三峡建设资金,如果每度电0.1元,葛洲坝年发电160亿度,可收入16亿元。邓小平对此很感兴趣。
船到宜昌后,邓小平参观了葛洲坝工程,他看得很仔细。邓小平询问了葛洲坝一期工程的截流时间,他指示现在工地的各项设施以及机械设备将来凡是能用于三峡的都要用上,那时不要再重复搞一套,要注意勤俭节约,不要浪费。在葛洲坝参观时,施工的同志汇报了工程施工情况,邓小平参观以后比较满意。
在视察了葛洲坝工程后,邓小平乘船到江陵市。在经过荆州时,他对荆江两岸1500万人口、2300万亩良田处于荆江洪水严重威胁之下十分关注。他对我说,长江两岸的防洪问题要十分重视,一点也不能马虎。邓小平对修建三峡工程后船只航行有无影响也很关注。当他了解到修建三峡大坝以后航运不致受到阻碍,而有利方面是主要的,他放了心。
邓小平到武汉后,党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也专程从北京赶到武汉,向他汇报工作。在会上研究三峡工程问题时,邓小平指出:此行看了长江三峡工程,听了汇报,了解到长江水运运量不大,长江中下游两岸防洪问题很严重,洪水淹到哪里哪里要倒霉,人民要遭殃。同时,长江两岸物产丰富经济发达,三峡大坝建成以后航运问题可以解决,三峡工程可发大量的电,可促进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环境影响问题也可以解决。他认为:建设三峡工程效益很大,轻易否定三峡工程是不对的。请党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回北京后抓紧研究。
1980年7月邓小平三峡之行后的两三年时间里,党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同志大都到过三峡库区、葛洲坝工地视察。我当时作为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副主任、党委副书记,接待过许多来三峡库区、葛洲坝工地视察的领导同志。这时,着手建设三峡工程已经成为党中央、国务院大多数领导同志的共识。
从1984年开始,我作为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带领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同志,为三峡工程开工建设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就在三峡工程紧锣密鼓进行开工准备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一些政协委员、专家学者纷纷发表言论,撰写文章,反对三峡工程上马;海外舆论也有了反对的声音;重庆市也对原来的150米方案提出意见,建议三峡工程采用180米方案,以便万吨油轮可以直达重庆。
1986年5月,为慎重决策,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和副总理李鹏率有关部门的同志赴三峡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当时是兵分两路,赵紫阳带了一批人,包括王任重、杜润生、林乎加、杨汝岱、关广富等人,从北京经湖北到万县,李鹏则带了钱正英、李伯宁、黄友若和我,经四川达县再坐火车到万县。5月29日,两队人马在万县会合,一起从万县坐船到宜昌。中午登上中堡岛,查看坝址地形,听取了有关水电专家的汇报。下午又冒雨考察了葛洲坝水利枢纽,看望了水电职工。在返回北京的火车上,决定对三峡工程重新论证,同时确定了具体的决策程序:先责成水电部重新论证、编制可行性报告,然后由国务院组织审查委员会审查,再报国务院、中央政治局审议,最后提交全国人大讨论;中间还设一个协调小组,随时与全国人大、政协通气。
1986年6月,党中央、国务院下发15号文件,即《关于长江三峡工程论证有关问题的通知》,决定由水电部负责广泛组织各方面的专家进一步论证,重新提出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随后水电部成立了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水电部部长钱正英任组长,我是领导小组成员之一。1989年5月,在14个专家组412名专家2年8个月的充分论证的基础上,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重新编制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可行性研究报告》,提出三峡工程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有利,建议中央早作决策;推荐方案为坝高185米,正常蓄水位175米,初期蓄水位156米。
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政治风波,影响了三峡工程的进展,延迟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三峡工程建设的决策。尽管如此,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三峡工程十分重视。1989年7月江泽民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不久,即到葛洲坝工地和荆江进行考察,了解长江防洪问题。同时,还视察了长江水利委员会,我向他汇报了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工作情况。他向我们询问了有争议的各项问题,并对在座的工程技术人员代表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给从事三峡设计科研工作的人员以极大的鼓励。他认为邓小平对三峡工程所作结论是有科学根据的,要我们更好地工作。
1990年3月,在全国政协七届三次会议召开之际,我和一些政协委员联合提案,建议将长江三峡工程列入国家“八五”计划,及早开工兴建。这个提案经王任重转给江泽民。江泽民对这一提案极为重视,4月5日批转给国务院总理李鹏。几天之后,李鹏即在此件上作了批示。
在江泽民、李鹏等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支持下,1990年7月国务院召开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听取三峡工程论证情况的汇报。会上,国务院决定成立以邹家华为主任的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对重新编制的可行性报告进行审查,再报请国务院正式审批。1991年8月,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审议并通过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可行性研究报告》,认为三峡工程技术上是可行的,经济上是合理的,国力是可以承担的。
1992年2月,江泽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三峡工程问题,我列席了这次会议。那时,我正陪着李铁映率领的文教体卫代表团考察三峡,突然接到电话要我到北京开会,讨论三峡工程问题。会议由李鹏首先汇报了有关情况,姚依林、乔石、李瑞环、薄一波、杨尚昆、万里等同志先后发言。这次会议用了一天时间,上午汇报,下午讨论,最后由江泽民讲话。江泽民说,毛主席、周总理当年提出来要建三峡工程,后来小平同志极力主张建,看来还是有根据的,经过论证,应该提交全国人大。江泽民讲得很风趣,他还引证了一段歌德的长诗,大意是讲修建这个工程以后,造福一方群众,使他们安居乐业。这样就确定了由国务院提出意见,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批。
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以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人未按表决器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决定将兴建三峡工程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由国务院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选择适当时机组织实施。
这样,经过认真准备,1994年12月三峡工程一期工程正式开工,1997年11月实现长江二次截流(修建葛洲坝工程时,实现长江首次截流),第二期工程开始。2003年6月1日,三峡工程下闸蓄水,首批机组开始发电。2006年5月20日,三峡工程右岸大坝最后一仓混凝土浇筑完成,三峡大坝全线建成。2008年,三峡右岸电机组全部投产发电,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三峡枢纽主体工程提前一年建成。
(责任编辑刘荣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