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8年G30国际银行业研讨会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讲话中，罕见地提到了“竞争中性”。他指出，为解决中国经济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将加快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并考虑以“竞争中性”原则对待国有企业。
　　“竞争中性”原则最早由澳大利亚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其目的在于确保公共企业（国有）与私人企业之间的竞争是平等的。
　　之后，被称为发达经济体俱乐部的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又对这一原则进行了深化和发展：在国企与非国企并存的情况下，必须确保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联系，不会给国企相对于私企、外企带来额外的竞争优势。
　　在一些后发国家，国企相对私企、外企的竞争优势是什么？主要是两点。
　　一是市场准入。一些后发国家在金融、电信和资源开采等领域有严格的牌照管制，私人资本和外资很难进入。在拉美、东南亚，一些国家石油开采就是由国企垄断，而石油出口又是其经济的命脉。那么，自然不会允许或严格限制外资的进入。
　　二是金融特权。在治理良好的国家，国家信用是最高级的信用，而国企以国家信用为背书，那么自然是金融市场的一等公民。绝大多数私企、外企的信用等级都低于国家信用，那么在信贷市场上获得资金成本将高于国企。
　　但是，任何问题都不是非黑即白，而是程度不同的问题。在西方经济大国中，法国也是国企相对强大的国家。二战之后，戴高乐政府将大量大型金融机构和企业施以国有化。此外，新加坡也是国有资本强大的经济体。然而，西方国家也并未把法国、新加坡从其经济体系中排除。
　　因此，“竞争中性”对于中国来说，也不是要放弃国企，而是要进行渐进式的结构性改革，不断改变国企与民企、外企之间业已存在的不公平竞争。
　　近几年来，中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外资、民资在市场准入领域和国有资本之间的“不平等”已大幅消弭。在一些领域，民资相对于国资更弱小，其实并非因为管制，而是产业发展的规律使然。
　　比如，民营银行相对与国有银行依然弱小得多。但必须知道，中国早已大幅放开民资进入银行的管制，只是民资进入的积极性不高而已。为什么？
　　因为银行业讲究规模经济和网络优势，而大银行稳固地位使得民营资本认为，作为后来者，在这个领域的竞争很难有优势，所以积极性并不高。换句话说，这是民资自由选择的结果，而不是管制造成的。
　　中国当下真正的问题，是“竞争中性”的第二方面，即国有企业在金融资源的可得性上，的确比其他企业特别是民企更有优势。
　　尤其在经济增速放缓，加速去杠杆的转型时期，民营企业（多数都是中小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在融资上的劣势会被放大。银行行长们为了免责，资金为了避险，会从中小民企流出，涌入国有信用背书的市场主体即国企之中，从而加剧了竞争的不公平。近期，市场上对“国进民退”的担忧，正是这个原因。
　　显然，决策层早已意识到问题所在，并作出调整。一方面，宏观上的强力“去杠杆”基调，已逐步转向为“稳杠杆”。另一方面，从上到下，各级政府开始不断为民企“打气”，这是给市场预期吃一颗定心丸，意义重大。
　　10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就当前经济金融热点问题接受了中央媒体的联合采访。刘鹤表示，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新增就业和企业数量。没有民营企业的发展，就没有整个经济的稳定发展。
　　他明确指出，那些为了所谓“个人安全”、不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行为，在政治取向上存在很大问题，必须坚决予以纠正。另外，他也特別提到，中国政府将创造平等环境，强化法治，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坚持基本经济制度，深化改革开放。
　　以“竞争中性”原则对待国有企业，创造各种市场主体平等竞争的环境，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要求。即使没有贸易战，中国也会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