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提高国民福利水平,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一直是人类历史演进中的主旋律。从古希腊时期起,哲学家们就开始思考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将谋取福利看作人类天然的、与生俱来的行为。在中国,中央政府在第十六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来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文件中,都注重强调把提升民生福祉作为政府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在经济学研究中,对福利研究的重视可以追溯到其创始之时,而且在近些年得到迅速的发展。在研究特点上,福利研究和目前学界主流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承载力研究是“三方等价”的。国民福利和社会发展是一切问题的核心目标,承载力研究可以定位为其基石,可持续发展研究则是其过程和手段,三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福利测度研究有助于对福利发展水平进行科学的量化分析。如果某种福利测度理论与方法逐渐被全球各国家广泛接受时,它就能成为国家之间进行深入交流和良性竞争的平台,而且该测度理论与方法也会反过来成为各国家社会发展实践的向导,为其政策制订提供重要的参考。　　 本文以福利测度为研究主旨,总共包括五章内容。除了第1章导论部分外,其余四章基本沿着福利测度的理论基础与方法、福利测度数据的应用、福利测度理论模型的构建与应用等角度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各章之间的内容通过福利测度这一主线紧密衔接,但又相对独立。　　 第2章主要在结合学界多年来在福利测度的理论和实践进展对2008年SNA(Systemof National Accounts,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福利测度思路进行扬弃分析。2008年SNA是当前全球最新、最权威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它在第一章第H节专门阐述了福利测度的问题。这在它以前的三个重要版本中是比较罕见的。进一步地,与2008年SNA中其他地方不同的是,这部分并不是告诉用户具体按怎样的步骤去测度福利,而是在论证GDP不能作为福利指标因为的基础上,探讨性提出了一个SNA未来进行福利测度的可能思路:影响福利的部分因素或者通过SNA中一些重要的总量指标来度量,或者通过在某种方向上扩展SNA的基本框架来测度(主要指“住户内部不付酬的劳务”和“环境破坏的影响”两个方向),但其他大部分因素很可能永远被排除到该体系之外。这里的表述方式和SNA一贯作为一个核算实践指导手册的特性有些不符。那么,2008年SNA为什么要这么做?其对福利概念的使用以及福利测度思路是否值得商榷?　　 在本章中,笔者逐一述评了多年来经济研究文献中主要使用的福利概念及其区别,认为尽管已有文献在对待福利概念间的差异方面存在分歧,但并不严重,而且刻意区分福利概念对目前的福利研究似乎并不总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不过对于SNA来,在其内部构建一套自洽的福利概念体系是非常必要的,因为类似这样的经济统计体系中是不允许存在概念分歧的。进一步地,笔者认为在SNA中采用客观福利概念更为可取,主观福利概念可以作为客观福利概念的有益补充。而且,考虑到SNA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宏观实践的需要,那么在对福利概念的界定必须要包含经济、人口、社会、资源、环境中的重要因素,这样才能有助于从比较完整的意义上研究社会福利。接下来,笔者探讨了福利可测度的理论基础,将文献中主要的福利测度方法从方法论的角度划分成三大类进行述评:基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及其扩展的单指标测度方法、基于客观生活质量和社会发展的指数测度方法以及基于主观福利的测度方法。研究发现,福利测度方法目前明显处于发展阶段,还没有可以直接纳入SNA基本框架的福利测度方法。笔者于是进一步地探讨了三种不同的思路来改进传统的GDP核算。　　 考虑到在福利测度中,对福利指数各子指标权重的设计常常存在较大的争议,笔者通过借鉴线性回归的优化思想,对是否存在若干个评价主体对福利指数的各子指标分别赋权的信息这两种情形下,分别提出并从数学上严格证明了对其的最优权重设计机制。在本章最后,笔者结合前面对福利概念、福利可测度性与福利测度方法的研究,认为2008年SNA的编撰者对福利测度的态度是比较保守的,它应该积极响应新时代的需求,以更加兼容、开阔的视角重新审视福利测度。　　 在第2章讨论了福利测度之后,笔者在第3章使用主观福利测度数据和人均GDP数据来梳理全球不同收入类型的国家其国民福利和人均收入之间的典型化事实。研究发现,近些年来一些经济学者通过研究声称,长期的经济增长并不必然会持续地提高人们的平均主观福利水平。这类观点在学界被称为“Easterlin悖论”。他们的研究表明:全球许多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如美国、日本、欧盟)的居民平均幸福度在近半个世纪的平均变化,与其人均收入增加的平均幅度相比呈现显著的差距,甚至一些区域的居民幸福度在近些年出现了停滞和倒退。这种现象在一些转型地区和发展中国家的某些区域也很普遍。“Easterlin悖论”对现代经济学理论和宏观经济实践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福利”常用个体的“效用”及其衍生形式来表示,“效用”被假定只是取决于其消费水平,而消费水平从微观上讲依赖于个体收入,从宏观上讲依赖于经济增长。这样一个自然的结论就是:经济增长和居民个体收入的提高必然会使居民获得更高的效用,从而其福利得到提升。如果“Easterlin悖论”及其后来进一步衍生的研究所反映的现象确实是存在的,那么它必然将对经典的经济学理论和宏观经济调控产生根本的影响。因此,从全球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认真厘清以“Easterlin悖论”所代表的国民主观福利和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发掘相关的典型化事实,不仅对经济发展具有深刻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也可以借此来观察主观福利测度数据是否能为传统的经济研究带来新颖的洞见。　　 在述评相关的文献之后,本章把样本国家分成富裕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贫穷国家三大类以提高结论的针对性,并分别选取了典型国家作为研究的样本。在数据方面,国民福利数据取自全球价值调研数据库和全球幸福度数据库这两个比较权威的世界级数据库,人均收入情况使用人均GDP数据来反映,该数据取自世界银行公布的以购买力评价为基础的国际可比数据。在方法方面,本章结合使用散点图、曲线走势图、相关系数、多元离散选择模型和多项式分布滞后模型等统计方法和模型开展研究,且着重于分析国民福利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双变量关系,从两者之间回归系数的正负和大小来做宏观的描述。最后,在研究范围上,本章不再局限于“Easterlin悖论”本身的内容,广泛地探讨国民福利与人均收入之间的诸多重要关系。　　 本章得出的主要结论有:(1)在同期内,人均收入较高国家居民的主观福利水平整体比人均收入较低国家居民的主观福利水平要高。(2)在贫穷国家中,随着人均收入的逐步增长,国民的主观福利水平将显著增加。(3)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均收入对其国民主观福利的影响是正向的,不过在人均收入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其人均收入对国民主观福利的影响开始变弱,但其国民主观福利水平并不明显存在某个特定的饱和点。(4)富裕国家的国民主观福利水平是存在饱和点的,即当人均收入超过某个特定水平之后,其国民主观福利水平可能反而会降低。(5)中等收入国家和富裕国家的人均收入对其国民主‘观福利的长期影响效应一般均比短期影响效应要小。　　 第4章使用福利测度理论模型对第3章得出的不同收入类型国家内其国民福利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典型事实进行解释。不难看出,第3章得出的这些典型事实有很多是无法用传统的经济理论模型解释的。为此,许多文献对此进行了全新解释,认为导致国民主观福利水平并不总是随着人均收入提高而增加的观点主要有四种:(1)个体收入和消费存在攀比效应。该观点认为虽然个体的效用与自身的收入和消费水平正相关,但却与参照群体的平均收入和消费水平(或攀比水平)负相关。(2)个体收入和消费存在棘轮效应。该观点认为虽然个体的效用与自身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在当期正相关,但却与自身往期的收入和消费水平负相关。(3)非物质因素对主观福利水平有重要影响。该观点认为那些被GDP核算忽略的许多指标,特别是非物质因素(例如闲暇、教育、健康状况、婚姻质量、就业状态等)也将影响人们的福利水平。(4)主观福利的定点理论。该理论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主观福利水平(或幸福度)都将回到某个给定的水平。该理论的公共政策涵义是任何旨在提高个体福利的计划都是无效的。　　 研究发现,对国民福利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解释时所提出来的理论几乎都是描述性或实证性的。为此,在回归到以边沁为代表人物的福利(或幸福)最大化原理的基础上,本章将攀比效应、棘轮效应和非物质因素这些已有文献比较公认的重要因素有机地全部纳入传统的个体效用模型,构建了一个带有交叉学科色彩的、相对规范的福利测度理论模型,在理性人的假设下,广泛地对第3章得出的不同收入类型国家内其国民福利与人均收入之间的诸多典型事实进行解释,把大量相关文献的研究统二到本章的大框架之中,并对本章的模型进行了经验证实。　　 本章的工作证明了研究主观福利经济学或幸福经济学不必抛弃现代经济学分析基本框假而另起炉灶。本章模型的政策含义有:(1)政府部门应重视社会公平,积极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减少贫富差距过大,增加在居民闲暇、基础建设、医疗保健、自然环境保护等非物质因素上的公共支出。(2)个人要建立良好的收入和消费习惯,提高教育水平以增加个体理性。(3)政府部门应从宏观上维持社会经济稳定发展,保持在信贷投资等方面宏观政策的一致性,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开发更多更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以便让居民对未来的发展环境形成良好的预期,延迟富裕区域居民主观福利饱和点的到来。(4)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根据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因地制宜地实施公共福利政策,等等。　　 第5章从最优个人所得税率机制设计的视角讨论了增进个体福利水平的措施。第4章提到,国民福利与人均收入之间之所以存在众多的难解之迷,有相当大一部分因为是由于人们的收入和消费行为中存在显著的攀比效应和棘轮效应。攀比效应实质上根源于人与人之间的竞争,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讲,就是个人的收入和消费给其他人带了负外部性,反之亦然。棘轮效应的实质是现期收入和消费会对未来的收入和消费带来负外部性。这些相互间的影响是人类本性和实际生活中的基本组成部分,从理论上完全无视这些影响将产生严重的误导,因为它们导致了效率损失,降低了人们的福利水平。现代经济学理论启示我们可以从税收角度来矫正这些负外部性。那么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如何设计最优的所得税率?　　 到目前为止,文献中研究最优个人所得税的传统经典模型主要有三种:埃奇沃斯模型、米尔利斯模型和斯特恩模型,其他大量相关的文献都是在这些模型的设计细节上进行修补和讨论。这些传统经典模型无意去预见现实世界税制会成为什么,也无意去解释这些税制会怎样出现,因为这些理论都是在特定的假设条件下得出的,较少考虑到所得税制所依据的制度和政治背景。其重要意义在于提供一种从现实税制向理想税制逼近的依据,以及告诉人们最优所得税必须在较高的边际税率所产生的公平收益与其所导致的效率损失之间进行权衡。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幸福经济学的异军突起,出现了一部分引入个体收入和消费的攀比效应和棘轮效应等行为特点的最优所得税率研究文献。它们秉持现代经济学框架中的理性人假设,从幸福度或效用最大化的极值解中间接求出最优所得税率。不过,这种类型的研究目前还处于发展阶段。　　 本章继续沿用现代经济学中关于个体自利性的假设,在考虑闲暇因素的个体效用模型中同时引入个体收入和消费的攀比效应和棘轮效应,在求解使得个体福利最大化的最优工作时间的基础上,对非线性最优所得税率进行跨期设计,并结合实践的特征对模型的特点进行了探讨。本章的工作试图启示研究者把居民福利而不是传统的个体收入水平作为最优个人所得税率设计的出发点和终结点,以寻求增进国民福利水平的根本措施。本章的模型表明,累进个人所得税制未必就是最可取的制度安排,实践中只能对特定的地区或收入组依据收入群体在行为上的具体特点进行针对性研究来确定对其应实施的边际所得税率。此外,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个体越偏好对收入和消费水平进行攀比,越容易习惯过去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对自身未来的福利水平越没有良好的预期,其最优个人所得边际税率将越偏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