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控制权与工业利润——对中国输配电大型技术网络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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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铁路、电信是利润最丰腴,最能够体现国家意志的战略性基础网络工业。这类网络工业的技术和组织性质决定其产业链呈现“哑铃型”结构,即上游设备制造商数量众多,下游终端用户规模庞大且分散,控制整个工业价值链条的是掌握中间环节的网络运营商。一般而言,国家主干网络运营机构的数量极少,这不仅因为输配电等产业环节仍具有自然垄断性质,更是因为这些机构本身是政府部门或是与政府密切相关的行政垄断者。这类基础网络工业是国家经济的晴雨表,是战略决策的参照系,是复杂产品工业发展的标杆。纵观中国网络工业发展的历程,一方面,它们见证了近60年来新中国工业的艰难成长,它们掌握着关系国计民生的工业命脉;另一方面,它们也是部门所有制与行政性垄断负隅顽抗的最后堡垒,直到本世纪初才真正显露市场竞争的希望。基础运营网络最终能否彻底地实现政企分开,向市场竞争敞开大门,无疑将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决胜的标志。这是本文关注这类网络工业的根本原因。   大型技术网络(large technical networks,LTN)拥有独特的产业结构、技术特征、商务系统和组织模式,它一直是经济学、管理学文献关注的重点。大型技术网络的形成和发展是复杂的社会和经济过程,是众多工业组织在商业化动机驱使下持续改进技术系统的结果。所以,大型技术网络最为关键的游戏规则并非是技术先进性,而是尽可能地占有更多的市场份额,争取成为事实标准。本文坚持演化经济及资源、能力学派的立论前提和逻辑起点,用持续积累的知识和组织动态能力解释大型技术网络和复杂产品的利润源泉、形成机制以及分配结构。预期的理论贡献是在大型技术网络的系统层面定义一种崭新的知识和能力类型--网络映射知识和网络建构能力。并将证明这种知识和能力不能还原成单个企业或产品能力,它们是存在于网络内部、创新企业之间的特殊知识和能力。本文定义的网络建构是指大型技术网络高度特定的映射知识创造过程,它能够为网络中的领先企业带来高出平均利润的超额利润(“网络租”)。本文将证明这种网络租金是复杂产品工业领域领先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并将以输配电网络工业为例进行深入探讨。   在从计划经济向开放市场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电网工业出现了一系列现有文献无法解释的谜题和悖论。首先,2005-2007年,在电力设备市场蒸蒸日上、本土企业迅速成长的情况下,电网工业竟然还有70%以上的工业利润流失海外。其次,虽然跨国公司拥有雄厚的技术和资本实力,但是它们在中国的产业基地都不是白手起家得到的,而是采用各种手段整合中国原有工业资产形成的。再次,本土利润流失经常被归因成自己产品和技术水平落后,但事实上输配电设备工业每年大宗进口和大宗出口并存,而且进口与出口的产品种类和技术水平基本相当。最后需要关注的是,中国已经进行过数次电力体制改革,但无论对产业链进行“横切”还是“竖切”,都未能带来真正的市场竞争,未能从根本上改善电网效率和经济性。   本文的主要观点是,国家拥有自主的网络建构体系则本国企业能够获得大规模工业利润(网络租,反之,国家网络建构体系的崩溃将会导致网络租金的大规模流失。在中国,基础网络建构体系的崩溃导致了电网工业利润的大规模流失,这部分利润无法转化为研发投入用于网络映射知识的积累与更新,这明显阻碍了本土企业系统集成能力的成长,进而影响到电网绩效甚至危及产业安全。因此,协调垄断运营企业和本土设备企业关系的重点,以及重启电力等垄断行业改革的关键,都是恢复或重建自主网络建构体系。   本文的主要内容将按照下列三个命题进行组织:命题一:有机会能够积累网络映射知识的企业,不仅能够获得超出设备供应常规利润的超额利润(网络租),而且能够影响网络建构体系的演进。命题二:如果网络建构体系单纯按照技术逻辑演进只会愈来愈强、不断壮大。因此,在短短十余年间,导致中国网络建构体系作用中断甚至是彻底崩溃的原因不可能是技术性的,只可能是制度性的。命题三:中国垄断行业改革的真正突破口是重建大型技术网络的网络建构体系,这需要在国家层次上有统一的、强制性的政府制度安排。   正文内容主要分成理论论证和案例实证两部分。理论部分的主要任务是严格界定网络建构体系和网络映射知识的内涵与外延,并以这两个概念为核心建立分析框架,深入探讨网络建构体系与工业利润之间的因果逻辑。“案例实证”主要手段是面对面访谈,即根据研究主题设计一系列开放性问题,从背景调查开始针对技术、产品、组织和制度等多个层面进行深度访谈。然后,对照文献和量化分析结果,对深度访谈得出的结论进行印证,将获得较多实证和量化结果支持的证据纳入逻辑链条。   本文案例比较的是中国输配电网络工业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1)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是中国本土电工电器工业和网络建构体系从无到有、不断提高性能的阶段;(2)90年代中后期到现在,是中国本土网络建构体系因为制度性原因在短时间内崩溃,设备企业和区域基地被分而治之的阶段。本文根据网络建构体系的结构性要件确定案例比较分析的维度:第一种维度是产品开发平台,负责关键技术和重大设备的自主研发;第二种维度是网络系统工程,负责网络建构的系统设计和项目管理;第三种维度是区域性产业基地,负责网络设备的系统集成与工程验证。此外,网络系统升级的完成需要这三种维度在一个动态过程中密切协同,所以考察提升电压等级的所有原型工程(或称示范工程)对于判断网络建构体系也相当重要。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结论,导致本土企业系统设计能力孱弱,长期被国内市场边缘化的根本原因是,在跨国公司、地方政府与电网垄断运营机构之间存在一种特殊的“铁三角”利益关系。这种利益关系的重要支点是中国电网的“条块”割据状态,只有依靠跨国公司的技术和产品,依靠地方政府和电网公司的行政性垄断,三者才能够保障各自的垄断利益甚至是特权。但是,这种利益结构从根本上破坏了控制知识、集成知识和映射知识的生成与积累机制,部件供应商、系统集成商、网络运营商研发平台之间的联系也因此被切断,原有网络建构的知识循环体系在过去的十余年间逐渐被蚕食。结果,中国每年要支付数百万美元用于输配电设备的进口,而且交流电网主设备高端市场每年至少有七成以上的工业利润流失海外。先后两轮以政府放权或分权为主要特征的电力改革都未能彻底根治这种行政性垄断,也无法从根本瓦解这种“铁三角”利益关系。因此,后续改革必须正视基础网络工业的政治性市场结构,不能延续在既有“条块”格局内部推进行政性放权的传统思路,而应当对具体产业环节和企业因类施治、因地制宜,切实地以市场绩效为导向设计机构和体制改革方案。   本文建议从国家能源战略的高度统筹考虑电力改革,因为煤、电、油、运联动是比电力体系更高一层的体系架构,只有同步推进相关环节的市场化改革,才有助于恢复或重建整个基础网络工业的建构体系,进而从根本上破除阻碍电价改革和“厂网分离”、“输配分离”的行政性垄断。本文结尾,将从决策规范、机构改革、绩效评价、财税政策、融资担保、政府采购等六个方面有针对性地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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