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曾经被束缚于农村的农民开始大量涌入城市务工，由于户籍制度的影响，他们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地带，利益也经常受到损害，这导致了他们发起各种形式的抗争，给社会的秩序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基于此，本文围绕农民工的利益受损与利益抗争问题展开分析，尝试回答在当前背景下哪种利益受损最能激发农民工的抗争，并尝试回答利益受损农民工是如何抗争的以及农民工的抗争行为是怎样生成的。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利益受损是多层面的，涉及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层面，而在这些受损利益当中，最能激发农民工抗争的是经济利益受损，尤其是被拖欠、克扣工资。　　研究还发现，利益受损农民工在选择利益抗争路径的过程中一般遵循“先制度”、“后制度外”、“再制度”的逻辑，即当农民工遭遇利益受损时，他们首先会通过制度内的抗争渠道维护受损利益，如向政府部门投诉，当制度内抗争渠道受阻时，他们会转向制度外的抗争渠道，如跳楼、爬吊塔等，希望通过这些制度外的抗争给政府部门施压，以此迫使政府部门重启制度内渠道。笔者认为农民工“先制度”、“后制度外”、“再制度”的抗争逻辑是农民工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依据自身结构力量与结社力量状况选择的结果。　　当前，农民工自身结构力量与结社力量弱小，在面对强资本的利益侵害时，他们无法通过自己的力量维护受损利益，因此，为了维护受损利益，他们需要借助比资本更强大的力量，而政府作为市场的监管者又为农民工的利益保护提供了相应的制度支持，于是，当农民工利益受损时，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找政府部门。但是并非所有的政府部门都能积极地维护农民工的合法利益，一些政府部门出于经济收益和政绩的考虑，与企业形成共谋，在面对农民工的利益投诉时或相互推诿，或制度变通，致使政府的制度实践与制度文本发生背离，导致农民工发起制度外的抗争。然而农民工的制度外抗争最终还是要回归制度内抗争的，因为如果没有政府的介入与调解，农民工的制度外抗争也很难取得效果。最后，在保护农民工合法利益方面，除了需要政府优化制度实践外，还需要对农民工进行增权，以改变目前农民工与资本力量关系悬殊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