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是国家理论的基点，国家与自由的关系问题是国家理论的核心问题。在黑格尔之前的哲学中，古典契约论和康德的道德哲学是解决国家与自由问题的伟大尝试。但是他们都从单个人的自由出发，或者把自由视为天赋权利，或者把自由视为主观的自我决定，就不可避免地在国家理论中遇到很多难题。黑格尔把自由看作是精神的本性，也就是那种认识到自己是自由的并努力使自由得到实现的自由意志。国家就是这种作为理念的自由与必然性的整体取得和解的环节，在国家中，自由得到了具体和现实的实现。　　 自由在国家中的实现是通过两个层次上的圆圈式运动而完成的。第一个圆圈就是自由在抽象法、道德以及伦理领域的进展。在抽象法阶段，自由意志通过对物的占有而展现自身为直接性的自由，也就是任性，代表着自由意志的普遍性和抽象性环节。在道德领域，自由意志展现自身为主体的自我反思中的自由，也就是主观的自我决定，代表着自由意志的特殊性环节。在黑格尔看来，无论是抽象法领域的客观的自由，还是道德领域的主观的自由，它们都不会有现实的生活。在前者的领域中，人被抽象为人格，自由对于人而言只是一种可能性中的自由，而在后者的领域中，人是作为主体的存在，被抽离于一切具体的社会关系，作为自我规定的主体，自由只是应然的自由。在黑格尔看来，现实地存在的人总是已经处于一个特定的社会生活之中，在风俗、习惯的教化之下，因此现实的自由生活必定是在社会中的生活，也就是在伦理的实体中的生活。伦理是法和道德的真理：一方面，抽象法扬弃它的抽象性，作为具体的法律和政治制度而存在；另一方面道德也扬弃了它的主观性，成为伦理中的风俗和习惯。与这两个环节相对应，个人的发展也表现为两个方向上的改变与提升：一方面个人从抽象的人格上升为具体的和现实的人，在国家的成文法和政治制度中与国家的实体性力量达到统一；另一方面，作为自我反思的主体，个人从道德人提升为伦理人，不仅仅在个人的道德反思中确证主观的自由，而且在现实的伦理生活中使得主观的自由与客观的自由达到统一。　　 第二个圆圈就是伦理实体的精神在家庭、市民社会以及国家中的进展。家庭是直接的或自然的伦理精神。在家庭中，令人在最直接的和天然的意义上就不是独立的人，而是家庭的成员。在自然的意义上，个人首先出生于家庭之中，在家庭中作为成员而存在，与家庭的实体性直接地统一在一起。个人作为家庭成员的自由就是最直接的意义上的现实的和具体的自由。个人从家庭中独立出来，就成为市民社会中独立的个人。市民社会是伦理概念发展中的第二个环节。虽然伦理实体是抽象法以及道德在伦理领域的统一，但是在市民社会阶段，这种统一仍然处于一种外在的关系之中，因而表现自身为一种纷争和对立的领域。人格在抽象法阶段获得的抽象自由，在市民社会中成为个人根据自己的需要而活动的权利，就形成了市民社会的第一个环节，也就是一个需要的体系。主体对需要的体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行反思，通过颁布法律，按照普遍性来指导意志，就形成了市民社会的第二个环节，也就是司法的环节。最后，作为需要的体系和司法的补充，个人的特殊意志在具体的生活中不仅仅要求自己自由的实现，还要求自己的福利得到促进，而这一环节是就是通过市民社会中的警察和同业公会而实现的。在市民社会之中，无论是法还是道德，它们的抽象性都得到了扬弃，社会成为一个现实的社会，个人也成为具体的人并在需要的体系中互为中介，结合为一个整体。不过在市民社会中，与人的行为相关的各种物质生活制度对于个人而言，还只是外在的联结在一起的，它们获得承认的原因在于人们出于自己的需要和理智的考虑。市民社会的普遍和统一只是相对的，真正的普遍和统一只有在国家中才能得到实现。国家作为伦理理念展现自身的最高阶段，代表的是伦理理念中的必然性的环节。它不仅仅是家庭和市民社会的真理，而且是法和道德的真理。在国家中，个人的自由得到了具体和现实的实现，个人作为公民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分享其权利，并在分享和拥有自己特殊权利的同时，也承认别人的特殊权利，而且在追求特殊权利的过程中始终坚持着对国家作为伦理理念的关照。　　 如果不了解自由在抽象法、道德以及伦理领域的逻辑进展，就很难理解黑格尔对古典契约论以及康德哲学的超越，但是黑格尔国家理论的中心不是要研究成文法或者伦理风俗，而是要研究现代国家的合理性。因此，黑格尔对国家中各个环节的论述是他国家理论的核心环节，也是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国家学说的主要目标。　　 黑格尔认为，国家理念作为建构起来的伦理实体，在政治制度中就体现为王权、行政权和立法权三个环节，他们是个人与国家达到实体性统一的中介。王权代表着主观性的最高环节，是国家作为整体的简单的自我，同时，它作为自我规定的最后决断的环节，是国家之中一切现实性的开端。君主是王权的代表，是国家人格，是国家的自我确信。行政权是执行和实施君主的决定，是使特殊从属于普遍物的权力，而立法权处理的是国家作为伦理实体中的自在自为的普遍物，也就是个人的权利和义务问题。国家对内表现自己为内部的国家制度，也就是王权、行政权和立法权的统一，同时对外表现自身为单一的排他的人格。因此国家作为伦理实体不可避免地要和其他的伦理实体处于外在的关系之中，这种关系在逻辑上就被黑格尔把握为国际法。另外，自由在历史中的进展也经历了一个从普遍到特殊再到个体的发展过程，表现为从东方世界到古希腊罗马世界再到日耳曼世界的历史发展。它们都认识到了自由：在东方，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在古希腊罗马，只有一些人是自由的；在日耳曼世界，所有的人都是自由的。这一过程是不同的民族精神向着世界精神的合理性逐步靠近的过程。　　 在现实生活中，国家是一个复杂的存在物，可以从很多方面对国家进行研究，但是在黑格尔的国家理论中，他用思辨的逻辑把国家作为理念而加以研究，就使得国家成为了一个非神圣的神圣形象。正是黑格尔国家理论中的泛逻辑主义、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受到了马克思的尖锐批判。首先，黑格尔把精神和理念看作现实的和主动性的力量，而把现实中的一切实存都降为精神展现自身并回复自身的环节，是对观念和现实真实关系的颠倒：其次，黑格尔以逻辑学的方式分析现实，并在这种分析中利用一切因素来迎合逻辑，就带来了对现实中矛盾的忽视和调和。黑格尔的国家并不是合理性的、自由得到了具体的和现实的实现的国家，而是异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只有在克服了异化状态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自由才真正普遍地得到实现。实现这一伟大的目标还需要世界历史在时间和空间上不断地向更高层次的合理性逐步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