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指出：“经济全球化是历史发展之大势，不可逆转，应积极顺应历史发展规律，推动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和共赢的方向发展，让世界各国人民共享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增长的成果”。然而，自2008年全球爆发经济危机以来，世界各国经济发展陷入低谷，经济增长动能不足，互联网经济泡沫、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开始盛行、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相继出现、单边主义开始抬头，逆全球化思潮随之出现。为了抵御全球经济危机对本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众多国家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挽救经济颓势的政策。这些政策和手段对于稳定国家经济，防止经济进一步下滑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同时也增加了宏观经济环境中的政策不确定性。中国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货币、财政等经济政策，以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中国经济进一步向前发展。诚然，这些经济政策的出台对于中国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负面影响、推动中国经济由要素驱动发展方式向效率甚至是创新驱动发展方式转变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政府何时出台何种政策、这些政策包含哪些内容以及这些政策有哪些影响因素—这些问题对于企业而言很难进行确定；且政府制定政策所基于的信息往往具有滞后性而导致存在一些不足；同时政策出台的频率过高的话容易导致经济市场发生紊乱，这些都可能加剧中国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程度。由此可见，无论是国际上还是国内，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正在深刻影响着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引起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同样引起重视的还有企业杠杆率过高的问题。根据中国金融政策报告(2017)，虽然中国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率整体可控，但是结构分布不均衡，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居民和政府杠杆率水平较为合理，然而非金融部门企业杠杆率却过高。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开始重视杠杆率过高这个问题，提出去杠杆的要求。2016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在控制总杠杆率水平的前提下，将降低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作为一项重要任务”。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把降低国有企业杠杆率作为降杠杆工作的重中之重。2018年中央财经委员会又提出有结构地去杠杆，在保持宏观杠杆率稳定的前提下，逐步实现降杠杆的目标。因此，无论是政府出台经济政策的时机、内容、执行情况还是国家推行的“去杠杆”政策，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企业都需要厘清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背景下，需不需要去杠杆、如何去杠杆、将杠杆降到什么程度的问题，以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企业杠杆率动态调整为研究对象，着重完成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1)企业杠杆率变动趋势分析：对中国企业杠杆率发展的时序变化及结构性特征进行了分析。(2)中国企业杠杆率及其结构性特征的影响因素分析；(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杠杆率及其调整的影响及影响机理分析；(4)对企业杠杆率调整过程中对企业绩效产生的影响，以及带来的企业创新效应和企业债务风险效应进行了分析。
　　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国际经济学模型分析法、演化博弈法以及实证研究法对以上内容进行了详细地分析和深入地研究，得出了以下结论：
　　(1)中国企业杠杆率变动趋势及影响因素。①在实体经济部门负债总规模中，中国非金融部门企业的负债规模最大，其系统性风险也相对较高。②与发达经济体国家的非金融部门企业债务情况相比，中国非金融部门企业的债务具有负担高、增长快的特点。③微观影响因素中：企业资产周转率、企业规模、非债务税盾、行业特点与企业杠杆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流动资产比率、企业盈利能力和企业成长性与企业杠杆率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宏观影响因素中：GDP增长速度与企业杠杆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美国实际利率和全球市场风险厌恶程度与企业杠杆率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宏观经济变量既可以直接影响企业杠杆率也可以通过影响微观变量间接对企业杠杆率产生影响。
　　(2)中国非金融部门企业杠杆率结构性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①大约以2008年前后为分界点，在此之前，民营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杠杆率）始终高于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杠杆率）；2008年之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杠杆率）的变化趋势开始出现背离，呈逆转的“剪刀差”形状。②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增速放缓所带来的地方政府稳增长压力是导致非金融部门企业杠杆率分化的主要原因，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二者关系也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
　　(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杠杆率调整的影响机理分析。①经济政策不确性与企业杠杆率水平和杠杆率调整速度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企业实际杠杆率和最优杠杆率偏离度呈显著的正向关系。②经济政策不确定通过等待期权渠道和金融市场摩擦渠道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水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企业不确定性规避渠道和金融中介不确定性规避渠道降低了企业债务融资水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高了企业权益融资规模，且当股票价格被高估时，这种正向影响得到了加强。③企业投资、企业债务融资和企业股权融资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作用于企业杠杆率的过程起着部分中介作用。
　　(4)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杠杆率调整的效应分析。①企业杠杆率的提高对企业总资产回报率产生了抑制作用，对企业净资产回报率产生了正向作用。考虑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剧了杠杆率对企业总资产报酬率的负面影响，弱化了杠杆率对企业净资产报酬率的正向影响。②企业杠杆率的提高对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影响呈倒“U”型形状，而对企业创新风险的影响呈正“U”型形状。并且这种关系在不同规模、不同所有权性质以及不同行业的企业之间存在异质性。考虑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强了杠杆率与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之间的倒“U”型关系，同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也加强了杠杆率与企业创新风险之间的正“U”型关系。③企业杠杆率的提高对企业债务风险也起到了正向作用，并且中国企业普遍存在的“短债长用”现象正向调节了杠杆率与债务风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考虑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剧了杠杆率对企业债务风险的正向作用。
　　结合全文，本文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一定创新：(1)现有文献对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变化的时序和结构性特征进行了描述,但对于形成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杠杆率分化这种结构性特征的背后原因和机制并未形成统一的观点。本文以2008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为背景，从地方政府稳增长压力和融资环境恶化两个角度探讨了2008年之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杠杆率分化的成因，同时还考虑了2008年之后不断上升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将宏观经济环境与微观企业杠杆率的结构性变化联系起来。(2)以往文献主要关注于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融资的影响,关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杠杆率（调整）关系的文献较少，且大多关注于不确定性对企业杠杆率的静态影响，较少关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杠杆率的动态影响，而从企业投融资角度探讨不确定性对企业杠杆率（调整）的影响就更少。本文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出发，不仅探讨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杠杆率水平的影响，还探讨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杠杆率调整速度以及实际杠杆率与最优杠杆率偏离度的影响，同时考察了企业投资、企业融资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杠杆率关系中所起到的中介作用。(3)已有研究大多关注于企业杠杆率及其变动的影响因素，较少关注企业杠杆率及其调整过程中杠杆率对企业生产经营等方面的影响。本文则以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为背景，从企业绩效、企业创新和债务风险三个角度探讨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企业杠杆率调整的企业绩效效应、企业创新效应和企业债务风险效应。同时不同于以往使用企业R&D投入或专利数量来衡量企业创新，本文从企业创新投入、创新产出以及创新风险三个维度衡量企业创新，不仅考虑了创新需要的投入以及创新成果，还考虑了创新风险。(4)本文以1998-2018年沪深两市所有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研究样本，结合相关宏观经济变量，运用STATA15.0软件，对企业杠杆率及结构特征的影响因素、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杠杆率（调整）的影响及影响机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企业杠杆率动态调整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