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企业内的委托代理问题一直存在，所以设计合理的薪酬制度一直是各个企业关注的焦点。但是，近年来的天价薪酬一直引发热议，尤其是在经济发展整体并不乐观的情况下，高管薪酬仍然居高不下。党的十九大报告做出了“生产领域重效率，分配领域重公平”的口号，指出了公平合理的分配收入有助于鼓励勤劳致富，增加全体人民的福祉。尽管政府对中国公平分配非常重视，同时也采取了诸如“限薪令”等措施来限制高管的薪酬，但高管薪酬持续走高的现象仍然继续存在。这种高管薪酬与行业整体情况并不匹配的情况受到广泛关注，值得深入探讨。对高管薪酬状况的研究需要与中国的国情和体制环境密切结合，在中国，公司高管的政治联系十分普遍，并影响到他们的薪酬和企业的业绩。所以从高管的政治联系出发，研究其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
　　本文结合中国制度背景，根据高管货币薪酬激励和权益薪酬激励的两个视角，研究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中政治联系是否会对高管带来更高的薪酬，并分析了这些超额薪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无论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有政治联系企业的高管获得的薪酬都比无政治联系企业的高管更高。但是在两种产权性质的企业中，这种超额薪酬带来的效果截然不同：在国有企业中，有政治联系企业的高管获得的超额货币薪酬与企业绩效负相关，持股比例与企业绩效呈倒U型关系；而在非国有企业中，有政治联系企业的高管获得的超额货币薪酬与企业绩效正相关，持股比例也与企业绩效正相关。这表明，在国有企业内，政治联系导致的高管的超额薪酬是一种权力性超额薪酬，是对自身权力的滥用；而在非国有企业内，政治联系导致的高管的超额薪酬是能力性超额薪酬，是对自身能力和资源的合理定价。随后，在国有企业内引入制度环境和政府控制层级，研究其对政治联系和高管权力性超额薪酬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良好的制度环境、更高的政府控制层级都会对国有企业的权力性超额薪酬起到较好的抑制作用。
　　本文结论证实了在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下，政治联系对高管薪酬的作用路径不同，从而引致的高管超额薪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不同，同时制度环境和政府控制层级对政治联系和高管薪酬的关系起到了显著的调节作用。这为中国企业建立合理的薪酬制度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给企业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在制定薪酬时，要考虑政治联系的作用，以及对企业绩效带来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