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政府面临的是:如何领导一个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的国家逐步走向繁荣、富强这样一个艰难而又极富挑战性的课题。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围绕巩固政权、恢复经济这一核心目标在各个领域开展了积极的工作。在外交领域，中国政府面对二战结束后美苏冷战格局的初步形成，积极应对，制定了新中国的外交战略和外交方针，并在具体实践中加以应用和完善，为日后中国外交战略和外交方针政策的成熟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经历了战前接触、战后敌对以及朝鲜战争后双方开始外交政策的调整这样一个曲折发展历程;也是中美关系在经历了朝鲜战争和第一次台海危机后，进入敌对和危机的年代。　　这里引出的问题是,既然中美在战前有所接触，那么这种接触为什么中断了？并在战后出现了敌对？这种敌对是否有其必然性？它是符合中美关系的内在运动逻辑还是脱出了常轨？不仅如此，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为适应战争需要，还推出了在经济、政治和战略上全方位敌视和遏制新中国的政策。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非但没有取消这种遏制政策，而且将其进一步系统化、完善化、制度化和模式化。新中国被美国视为政治上、军事上和战略上的死敌。直至朝鲜战争结束两年后的1955年，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务卿杜勒斯还恶狠狠地宣称:新中国比苏联“更加危险、更会刺激战争”。朝鲜战争结束后，敌视和遏制新中国作为美国一项制度化、长期化的政策，持续了整整一代人之久。　　历史上，美国曾两次与德国作战，一次与日本作战。这几次战争较之朝鲜战争时期的中美军事对抗，规模大得多，战况残酷得多，美国人付出的战争代价也惨烈得多。但战争结束后，美国对德日两个挑起大战、人神共愤的法西斯国家奉行“宽大的和平”政策，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予以全面扶持和援助，使其很快恢复活力，成为美国的伙伴国。而在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对新中国的政策却反其道而行之，奉行的是严厉制裁和“惩罚”新中国的遏制政策。两相对比，形成强烈的反差，这其中固然有意识形态因素的作用，但又不完全归因于意识形态的作用。显然，在其背后还有更复杂的背景和动因。由此又引出的问题是:朝鲜战争与美国制定对新中国遏制政策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中国政府在朝鲜战争和第一次台海危机中所采取的对美战略方针为后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哪些可借鉴的经验？在中国对美外交思想中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尽管人们对这些问题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探讨，但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认为朝鲜战争促使美国转上遏制新中国政策轨道，因而是中美关系的重要转折点的有之;认为美国遏制新中国具有必然性，与朝鲜战争关系不大者有之;认为中国政府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实行的是“革命外交”有之;认为中国政府在新中国建立之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实行的是“意识形态化外交”或“意识形态主导的外交”有之。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就朝鲜战争与中美关系、台湾问题与美国对华政策、50年代美国的对华政策等专题性的研究和讨论较为深入，但比较缺乏宏观上的研究，如把新中国建国初期作为一个整体考察对象，放在当时的国际政治格局中，研究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特点以及形成这些特点的国际国内因素: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深层原因;包括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互动关系等。　　本文致力于在已有的科研成果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相关学科的理论，通过对建国初期中美关系发展状况的背景、围绕新中国外交战略和政策的制定，以及朝鲜战争、第一次台海危机对中美关系产生的影响，从中找出制约建国初期中美关系的主要因素和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基本特点，总结新中国对美外交战略方针的经验，把握美国对华政策的本质，认识美国对华决策的运作模式及中美双方决策中的相互作用模式，为正确处理复杂多变的中美关系，提供一些借鉴和启示。其中通过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建构主义理论来重点考察影响美国外交政策制定的相关因素;通过对美国情报机制以及在中国的情报活动的梳理，充分展示情报工作与外交活动之间的密切联系;在全文的基础上对建国初期中美关系的基本特点进行概括是本文力图有所创新之处。　　论文除前言外共分四章。　　第一章主要是关于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外交策略的形成和基本外交主张，以及对美国的基本认识和态度。第二章是关于建国后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开放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行。第三章是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几个制约因素，其中包括对美国情报机制和对华情报活动的内容。第四章是就建国初期影响中美关系的朝鲜战争、第一次台海危机和中美大使级会谈进行论述。重点回答朝鲜战争与美国遏制中国政策之间的关系、第一次台海危机对台美之间关系的影响。　　结语是建国初期中美关系的几点思考。这一部分所占篇幅不大，但却是整个论文的重点部分。基于前四章的论述作者对建国初期中美关系的特点作了四个方面的概括和分析:　　一、决定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在于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建国初期的中美关系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冷战的国际大背景下发生的。冷战所表现的国家间关系的状态，是以美、苏在世界范围内的总体对峙为格局的和平状态。在这样一个所谓“冷和平”时期里，各个地区以及不同国家之间关系的发展不同程度地受到总的格局的制约，与此同时，它们的具体表现形式和态势却又是特殊的，在其中起作用的因素也不尽相同。与欧洲情况相异的是，二战后东亚地区国家正在走出过去长期受外国列强侵略和压迫的历史，追求民族自立自强和国家统一形成不可阻挡之势，它们在自身条件下采取了各种道路或形式来进行探索和实验，如社会主义、民族主义、中立主义等。美国则为了保证对战后世界事务的控制和对苏争霸的需要，企图阻遏东亚地区的新兴国家和力量的发展，并将其纳入它的政策轨道，这就使它自己站到了历史进步潮流的对立面。这是战后在东亚地区国际性危机频发、甚至导致局部热战的一个根本性原因。我们承认美国作为二战后第一超级大国对东亚事务的影响力，但它借此来压制和消除该地区异己的新兴力量显然是一个错误，这种影响力在其意识形态和遏制战略的支撑下被过度滥用，从而导致了它在东亚屡遭困境和失败，也是影响中美关系的根本原因。　　二、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关系中的核心问题。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一直从霸权主义出发，无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企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变为美国的势力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保卫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保证国内和平建设的顺利进行自然成为最主要的目标。然而，美国拒不接受中共在中国取得政权的现实，而且在其决策者的理念中，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构建成比苏联更可怕的威胁。因此，美国政策的目标大致上包括:致力于消除中共在大陆的统治，其途径是通过支持台湾国民党政权加以取代，或实行高压的所谓分裂中苏的“楔子战略”:建立和控制西太平洋和东南亚安全体系以组成反共屏障，保持“太平洋岛屿防御链”的完整;在不能改变中国大陆现状的情况下，为以后谋求制造事实上的“两个中国”作铺垫。　　台湾问题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成为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并始终影响着中美关系的发展。　　三、新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开放的外交理念。中美“亲和接近”则大利，中美“仇视遏制”则大害，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数千年的东方文明，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具有二百多年的西方文明。两国经济与文明的互补性强，且两国同处于亚太地区。两国关系的冷热亲疏，对各自国家的利益以及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针对美国对新中国的遏制政策，中国坚持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原则，始终把独立自主、和平开放作为新中国外交的根本原则。　　四、新中国坚持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统一。新中国在外交关系上，包括处理国与国、党与党之间的关系上，坚持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统一。这一点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充分体现了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相结合，同时也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理解和支持。抗美援朝是新中国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高度统一的具体体现。　　总之，建国初期的中美关系凝聚了那个特定年代的特殊性，反映了中美之间产生隔阂、发生分歧，直至处于敌对的状态，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显然，在建国初期中美之间不存在共同的威胁，在互动模式上也没有交合点，因此要建立平等合作的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但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和传统威胁与非传统威胁的并存，各国之间由双边发展到多边的合作会不断加强，在处理外交关系上坚持以斗争求团结，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有机统一，应是中国外交不变的基本点。